寻找“中国制造业”的自主空间

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必须为自己留下自主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

从总体看，中国经济由于其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日益开明的经济政策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经营环境，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

中国制造业主要的外部约束是资源的限制（如石油、铁矿、木材等大宗基础原材料）。

由于体制的不完善和自身素质的弱点，中国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整合能力较弱。企业缺乏市场条件下大规模组织并有效运用科技、生产、管理、营销等要素的能力，也缺乏协同能力。

所以，中国工业的整体表现（或结构）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处：

（1）小、散、差（管理、技术水平），集中度低。特别在对规模经济有要求的重工业部门，多数企业没有达到起始经济规模，从而抬高了生产成本，削弱了技术开发能力。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适应竞争的企业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来；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家族化管理问题。企业多忽视市场定位和细分，营销能力滞后于制造水平。

（2）由此带来生产能力低水平扩张、过度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低。在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及传统产品生产能力过剩，高技术含量产业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最终消费品（如家电）整机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但关键零部件及配套产品、重要原材料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不足，大量依靠进口。在对规模经济有较高要求的重工业，由于投资体制的弊病，重复建设严重，又缺乏健全的退出机制，导致产能过剩，固定成本过高，影响盈利能力。

（3）基础技术储备少，创新机制不健全。多数企业技术开发投入低，影响技术升级。例如汽车工业，国际上平均开发费用占企业销售额4%～5%，中国不到2%。对据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16行业的调查，多数大中型企业关键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

（4）生产效率低。199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3604美元/人年，相当于同期美国的3.7%、日本的3.5%、德国的4.2%。1999年，我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为29.66%，比发达国家低11～18个百分点。这说明大部分工业加工深度和技术含量低，物耗比重较高（基本是靠低工资竞争）。中国工业能源利用率为32%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每万元GNP能耗比发达国家高4倍多。工业排放污染物超过发达国家10倍以上。

根据以上观点，可以进一步认识入世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机会和挑战：

第一，从贸易角度看，入世对多数下游产业（最终消费品）或这些产业的后道加工环节来说，机会大于挑战；而对上游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装备工业，则挑战大于机会。

中国在对技术创新和产业整合能力要求较高的上游产品工业（冶金、机电、石化、化工等），以目前状态，在短期内提高其竞争力有很大难度。在开放环境中，下游消费品工业对上游产品更倾向于国际采购，入世后这一趋势将可能加速。于是在提高了下游产业的竞争力的同时，对本国的上游产业将带来更大冲击，装备工业的情况即为典型。

目前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在1978年以前这个比例仅为30％），本国装备制造业利用率只有50％多一点。其中，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等70％由进口产品占领。据统计，在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零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方面，我国要增加100万元美元的出口，需进口50万美元的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进口设备成为“技术进步”、“技术改造”的代名词，国内装备工业市场萎缩、效益下降，反过来又阻碍装备工业的资金积累和技术进步，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这样，在上游重工业领域，因进口冲击增强，引进外资对现有企业进行大规模并购的压力也将逐渐增大。

中国加入WTO前后，全球500强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入世第一年外资在华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跃居世界首位。世界上主要的电子通讯设备、石油化工、汽车、机械设备等制造商，把他们的生产网络扩展到了中国。

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外资的引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外资的进入，将“资金、技术、管理、营销、品牌”和本地的劳动力整合，对提高后进国的工业水平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也可能造成一边倒的竞争态势，挤压国内市场，造成工业产权大规模向外资的转移。在地方政府过于本位化考虑、国有企业体制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各地争相“引进”、争相“优惠”，也导致了国民财富和国有资产的流失。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资比重越大，对其依赖性就越强，可能带来的风险越具有国际性和难以驾驭的特征。一般来说，后进国的工业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借助外力”和“保持自主性”两者间的平衡问题。这是在扩大开放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当代全球化潮流中，如何对待跨国公司、跨国投资的进入，不同国家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得出自己的结论，采取符合自身长远发展目标的政策。在有关争论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对国家工业发展战略的不同理解。所以，争论的关键是价值标准的不统一，是发展战略这个前提的混乱。

笔者认为：我国已经拥有的重工业基础（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事关国家的经济安全。这些领域中是不能让外资全面控制产权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必须为自己留下自主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对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产业保留一部分掌控能力。后进国家工业现代化的本质，是技术创新、产业整合能力的本土化。这是我国最终实现工业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最高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关键所在。

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具备技术开发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国有企业，因改革未到位而缺乏灵活反应机制，而具备灵活反应机制的民营企业，又因过于年轻而缺乏对技术管理等要素整合的能力，从整体上难以承担作为工业技术进步主体的责任。在这样的局面下，重要的是在重工业领域，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以增强活力，鼓励其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整合。单方面的“非国有化”，“鼓励外资并购”政策的取向，则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