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立没收程序中的权利保障

时间:2022-08-29 10:23:35

论独立没收程序中的权利保障

摘 要:刑诉法新设立的独立没收程序对于打击贪腐等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独立没收程序的地位和作用,仍有必要从基本权利保障的宪法层面加以审视。从权利保障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对于这一程序规则适用范围的模糊化、公开程度的不足以及救济规则的粗疏,使其在保障个人合法财产权利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应通过明确独立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强化程序正当性的具体规则以及细化独立没收程序中的权利救济条款等进一步加以完善。

关键词:独立没收程序;违法所得;财产权;权利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22-02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形式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一修订切合了当前人们打击贪腐等犯罪的强烈呼声,回应了经济犯罪财产追回国际合作的普遍要求,对于消除贪腐等犯罪的动机,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独立没收程序本质上属于国家权力的运用,而任何权力在运作的同时,必然也会隐藏着损害个人合法财产权利的可能性。为避免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在独立没收程序中对关注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就成为独立没收程序法治化建构的题中应有之意。财产权作为基本权利,根源于人的自我保全欲求。财产权对于所有人权利的确认和肯定,也为个人自由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康芒斯教授认为,“财产本身的概念原来来自习惯法,它同时带有获得、使用和出卖物质性东西的天然自由权或习惯法规定的自由的意思。因此,财产不是力量,财产是自由。”[1]在独立没收程序中关注财产权的保障,实际是要求我们从宪法和人权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制度的建构。

在独立没收程序中关注权利保障的另一个重要缘由,在于独立没收程序本身的性质与特点,以及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首先,从没收程序本身的性质上看,独立没收程序实际是对公权力运行程序的规定。而正如我们已经所熟知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对个人财产权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来自于私人的侵犯,而恰恰是公权的肆虐。在独立没收程序中关注权利保障,其目的正在于通过权利的张扬来对抗来自于公权可能的侵害。其次,从独立没收程序本身的特点来看,独立没收程序属于“非以刑事定罪为基础的没收”,其与以刑事定罪为基础的没收制度有着很大的区别:独立没收程序中被控人往往已经逃匿或死亡,其在程序中并不出现;独立没收程序中诉讼的对象是物,并不要求对任何人进行刑事定罪;在证明的标准上,独立没收程序通常采用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标准,故而此种没收也往往被称之为民事没收(Civil Confiscation);①而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也存在着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指控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可能性。由于上述种种差别,独立没收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实际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使其如何保障其合法财产权利不受非法损害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再次,任何制度的建构都无法脱离对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考察,独立没收程序的制度建构也同样如此。而从我国社会历史的过程来看,公权力强大而私权利相对弱小,向来是我们在财产权保障方面不可忽视的语境。综合上述几点,不难看出,只有在有效运用独立没收程序打击犯罪的同时,实现对于相关人员的财产权利保障,刑事诉讼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以及“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任务和目的才能真正实现。

而要在独立没收程序中实现财产权的保障,就需要细致周密的制度设计。从刑事诉讼法关于独立没收程序的现有制度规定来看,目前4个条文主要涉及了独立没收程序的启动、受理、公告、审理、裁定、上诉与抗诉、回转等程序环节,其中有关法院公告、上诉与抗诉以及错误没收时的返还与赔偿等条文规定体现了较为明显的权利保障含义,但仔细考究现有规则,从保障合法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其中仍存在着诸多可以完善之处。

其一,独立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较为模糊。刑诉法第280条规定,独立没收程序适用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犯罪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案件。对于这一规定,其主要问题在于对于该条文表述中的“等”字该如何理解。毫无疑问,这一用语为独立没收程序将来的扩展适用提供了可能,但与此同时,也为公权力扩展自身权力范围提供了空间,进而可能为司法行为脱离立法者意图以及程序泛化提供可能。在法律规定模糊不清的情形下,公权力肆意介入他人合法财产的处理就极为可能,这对于相关人员合法财产权利的保护自然会产生负面影响。

其二,独立没收程序的公开程度存在不足。程序公开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在刑事审判程序中,要求案件一般应公开审理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而在“非以刑事定罪为基础”的独立没收程序中,是否就可以因为其非定罪性或者对物性的特点而在公开审理方面加以减损呢?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正如前文所述,在今天,财产权已经被确认为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法治共识,就此而言,针对财产的独立没收程序同样应坚持刑诉法确立的公开审判原则。然而,刑诉法在独立没收程序部分只是规定,“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而依据反面解释,除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以外,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参加诉讼的,则可以不公开审理。然而,正是在这里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因为,不同人的财产权之间是不存在等级差别的,如果存在着等级的差别,那么结果不是歧视就可能是特权。利害关系人对于财产权的主张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对于财产权的主张,也就不应有区别对待。由此来看,这种将利害关系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区别对待的立法似乎于理不通,而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减损了独立没收程序的公正性。

其三,独立程序中权利救济规则尚显粗疏。权利救济是实现权利保障的重要环节。针对独立程序中相关人员的权利救济,刑诉法主要规定了三个方面的规则:一是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对不属于应当追缴的财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二是规定“对于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做出的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上诉、抗诉”,三是规定“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在这些救济措施中,第一项规则实际明确了违法犯罪所得中被害人财产优先返还的原则,这对于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财产权的保护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不属于应当追缴的财产”的处理,现有规则未免过于简单,没有体现出合法财产平等保护的法治要求。就第二、三项规则而言,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上诉权的赋予以及对于错误没收的返还赔偿的规定对于其合法财产权利的保护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例如,上诉是否适用刑诉法中的关于上诉的程序?没收“确有错误”如何认定?这种赔偿的性质属于什么?赔偿程序如何与相关法律相衔接?这些问题在现有规则中均不够明确。而这种粗疏的程序规则对于相关人员财产权的保护无疑是不利的。

综合上述几点可以看出,独立没收程序中合法财产权利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仍需要在现有法律规则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进一步予以完善。主要有:

第一,进一步明确独立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对于独立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的设定应考虑该程序的制度功能。在司法实践中,应从有助于挽回损失、实现消除犯罪预期利益、削弱继续犯罪能力以及符合谦抑性的要求的基础上确立独立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我们赞同有关学者提出的将独立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明确扩展至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有组织犯罪、严重损害公众生命健康的《刑法》分则第6章规定的犯罪的建议[2],通过明确适用范围,限定独立没收程序的使用空间,从而间接达到保障权利的目的。

第二,强化程序正当性的具体规则。正当程序原则是限制权力运行、保障权利的普适性的程序原则。就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要求而言,主要包含了裁判主体独立与回避原则、程序平等原则、公开原则等基本内容。刑诉法中关于独立没收程序的现有虽然已经法院公告、公开审判等体现程序公正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规范,但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现有规则还存在着完善的空间。应进一步以司法解释等形式,明确法院公告的具体要求,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公告期满后对没收违法所得的开庭审理的义务,详细规定独立没收程序的审理时限等期间、举证责任等制度,通过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以及利害关系人的有效诉讼参与实现独立没收程序的公开、公正。

第三,细化独立没收程序中的权利救济规则。其中,对于不属于应当没收的财产,应分别根据不同情况加以适当处理。有学者提出,“对于不属于应当追缴或不能认定是违法所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并裁定返还财产合法所有人。财产合法所有人不明确的,裁定由有关国家机关代为保管。财产合法所有人明确后申请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返还。保管期限超过 20 年的,归国家所有。造成财产损失的,由做出采取查封、冻结、扣押或保管措施的国家机关赔偿损失。”[3]我们认为,这一建议体现了对于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可资借鉴。而在上诉的程序、“确有错误”的认定等方面,也应进一步予以明确。

总之,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创新,独立没收程序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在独立没收程序制度建构与法治化发展过程中强调权利保障,并不是要消解该程序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恰恰相反,将权利保障明确引入独立程序的制度中,既是对刑诉法“人权保障”原则的具体展开,也是促使这一制度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思考。而这也正是本文对于独立没收程序加以讨论的真正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美]约翰・R.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M].寿勉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3.

[2]汪建成.论特定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建立和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1):95-99.

[3]陈雷.论我国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J].法治研究,2012,(5):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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