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知识转移分析模型

[摘要]构建分环节的知识转移综合分析模型，提出在中国文化情境中促进知识转移的7个命题：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和垂直型特征对于不同特性知识的搜寻，特殊主义取向和高权力距离对于不同特性知识的传递，低不确定性规避、高背景文化和全景式思考模式对于不同特性知识的应用，均会产生不同影响。综合考虑知识特性、知识转移过程和文化的不同维度，能够提高知识转移效果，为知识转移的实践者提供启示。

[关键词]文化情景　知识搜寻　知识传递　知识应用

[分类号]F062.3

知识转移是复杂的人类行为，有很强的情境嵌入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作为知识转移的情境影响因素之一，社会文化特征也受到较多关注，但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研究还不多见。民族文化特征对于知识转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解这种影响的产生机理和表达方式，对于有效进行知识转移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知识特性及知识转移过程：相关概念界定

知识根植于个人或者组织的价值体系中，是一定情境下的产物，同信息相比，它具有能动性和主观特性。知识的分类标准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从认知的角度划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显性知识的可编码化程度要高于隐性知识。按照知识独立性与否可以分为独立知识和系统性知识，系统性知识是根植于组织惯例、程序等情境中，体现独特的组织文化和价值观的知识，独立知识则不需要特定情境支持，可以独立表达。按照知识的来源可以分为公开知识和私人知识，公开知识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私人知识也是如此。

知识转移的过程可以细分为知识搜寻、知识传递和知识应用三个环节，有效的知识转移是指某种知识的知识源能够被高效地搜寻到，知识在由发送方传递给接受方后，能够被接受方消化、吸收和应用，并内化为接受方知识基础的一部分。在知识转移的不同阶段，文化的不同维度会产生不同影响，会相应地促进或者阻碍不同特性知识的转移。本文兼顾知识特性、知识转移过程以及文化的不同维度，提出中国文化背景中知识转移的综合分析模型。

2、文化对知识搜寻的影响

2.1　集体主义和特殊主义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是区分不同文化类型的最本质的一个维度，也是分析不同文化中社会行为和信息处理方式的常用工具。在Hofstede的文化差异研究中，中国文化体现出典型的集体主义特征。很多学者更深入地考察了中国文化，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伦理社会的结构特征。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中国社会形成了典型的“熟人社会”，社会网络可以用三个同心圆表示，不同的同心圆中适用不同的交往法则(见图1)。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网络的每一层都附着不同的道德要素。由于缺乏一个笼统性的普遍适用的道德法则，中国社会体现出高度特殊主义和关系取向的特征。中国文化对于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划分非常清晰。圈内人包括里面的两个同心圆，圈外人是指最外圈的社会关系，与圈内人之间的社会交换的频率和强度要远远高于与圈外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这种划分同社会网络学者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划分非常近似。

对于圈内人的行为预期不同于圈外人，个人与圈外人社会交往中盛行机会主义，而与圈内人之间则存在着基于信任的合作机制，这种信任是建立在人情法则之上的。在中国社会中，人情回报是社会规范所期望的行为，忘记回报或不能回报已经接受的人情是遭受谴责的，社会成员的互惠行为来源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圈内人之间的强信任关系，就是在持续的人情交换中建立的，而信任是知识的接受方能够接触到私人知识的必要前提，私人知识的发送方在发送知识之前，必须确认接受方不会质疑知识来源，并且不会错误使用知识。相比于西方的普遍信任原则，这种只存在于圈内人之间的、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信任，为尽快确定知识源提供了可能性，有利于提高私人知识的搜寻效率。

这一规律在公开知识的搜寻中并不适用，很多学者证实了弱关系在搜寻公开知识时更有效率。求职者更多地是从拥有异质信息资源的弱关系外获取信息，而不是从报纸等公开渠道获得招聘信息。咨询公司经理不是阅读正式公司报告，而是从弱关系那儿获得客户的公开信息。银行信贷经理与客户间疏远的市场关系能够促进公开知识的传播。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维护弱关系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没有很多互惠义务，所以弱关系的范围通常比较大，涉及不同部门或行业，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呈现不均匀分布的状态。当公开知识也呈现不均匀分布的状态时，弱关系在搜寻公开知识时的优势要大于公开渠道。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加强了弱关系的搜寻优势，集体主义文化更关注背景知识，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知识更能引起成员的重视。尽管前面提到的研究都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进行的，但是可以推断，类似研究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能够得出相同结论，由此得出：

命题1：在中国文化中，圈内人关系比圈外人关系更能够提高搜寻私人知识的效率，圈外人关系比圈内人关系更能够提高搜寻公开知识的效率。

2.2　垂直型文化

Triandis(1998年)提出了垂直型和水平型的文化概念。垂直型文化中，个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显著，信息处理和知识转移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上级有接触重要信息和外部知识的优先权，并且有权决定信息和知识传递的时间、方式和对象。上级可能并不具备有效处理外部知识的能力，他在等级制度中占据的较高社会地位赋予了他这种权力。水平型文化中则不存在明显的地位差异，上级并不因为社会地位而自动获得接触和传播外部知识的优先权。同大部分东亚文化一样，中国文化的垂直性程度很高。Hofstede的五维文化模型中，中国在权力距离维度的得分很高，而权力距离维度同垂直型和水平型文化的划分是正相关的。在基本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中引入垂直型和水平型的概念，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中信息和知识是如何被选择性地处理和传递的。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拥有接触更多信息和知识的优先权，与他们之间建立社会关系可以节省知识搜寻的时间和成本。

结合命题1得出命题2：在中国文化中，与高社会地位成员的圈内人关系能够提高搜寻私人知识的效率；与高社会地位成员的圈外人关系能够提高搜寻公开知识的效率。

3、文化对知识传递的影响

3.1　特殊主义与“九同”

个人主义文化在转移和吸收显性、独立知识方面有优势，而集体主义文化则更擅长转移和吸收隐性、系统性知识，两者在信息和知识处理方面存在差异。个人主义文化把个人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把知识理解成为片断化的组合，每一个片断独立于其背景之外；集体主义文化认为个人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为每一个片断化的知识环节寻找情境背景。同个人主义相比，集体主义对于知识所嵌入的特定历史和背景环境更加敏感，对于以书面或者编码化形式表示的理性分

析则不太重视。

中国社会网络的同心圆中，最里圈由家庭和包括所有近亲、远亲在内的延伸家庭组成，第二圈包括有共同生活经历或者互动经验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九同”之说，即同学、同事、同乡、同姓、同好、同行、同年、同袍以及同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同”――共同的朋友，是现代社会中双方开始社会交往并建立最低程度的信任时常用的途径。第二圈的熟人关系来源于这“十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十同”都会进入这一圈，只有互动频繁的关系才能进入熟人关系的圆圈。家庭、“九同”或者“十同”的社会关系所拥有的共同回忆、共同经历或者互动经验，意味着他们有相似的心智模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情境知识，而这恰好是有效转移隐性知识的关键。隐性知识的转移过程是一个平行操作程序，是一个类比的过程，如果转移双方没有共同经验，那么共享对方的思维程序就非常困难。中国文化体现出高度特殊主义倾向，圈内人之间会发生频繁的社会交换，互相之间有很强的社会响应。可是一旦跨越圈内人的界限，人情法则就不再适用，人们之间很难建立最低程度的信任，如果再加上缺乏相似的心智模式和共同的情境历史背景，隐性知识在圈内人以外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转移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网络视角的实证研究为社会关系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弱关系有利于搜寻有用知识，却阻碍了复杂知识的传递，复杂的隐性知识传递需要双方之间建立强关系。强关系能促进各种知识的传递，但是由于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难传递，建立强关系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成本投入，因此用强关系来转移显性知识是不经济的，用强关系来转移隐性知识，用弱关系来转移显性知识，是最有效率的做法。uzzi也证实了紧密的嵌人性关系更加适合私人知识的转移，而疏远的市场型关系更加适合公开知识的转移，这一结论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合理的。尽管圈内人关系在传递隐性知识时存在优势，但是维持这种高嵌人性关系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投入，从而限制了行动者投资于其他关系的能力。如果在圈内人中没有相关知识源，那么知识的搜寻就受到限制，也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知识传递。任何单个的行动者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知识，圈内人有限的社会关系范围就为知识的传递设置了障碍。由此提出：

命题3：在中国文化中，圈内人关系比圈外人关系更能有效地传递隐性、私人知识；圈外人关系比圈内人关系更能有效地传递显性、公开知识。

3.2　高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建立在人们不平等感知的基础上，高权力距离的社会，人们对于不平等权力分配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能够容忍甚至有意鼓励社会等级制度的建立，而在低权力距离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对“啄序”现象的容忍度较低。具体到知识分享和知识转移方面，高权力距离文化中，人们对于来自权威或者专家的或者附带了等级因素的信息和线索更加敏感，认为知识是同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相联系的。地位差异是高权力距离文化中知识分享敌对情绪的重要来源，地位较高的经理不愿意从下属那儿学习知识，下属也不愿表露出高于上级的知识和能力，否则会失去晋升机会。作为高权力距离文化，中国文化对于等级与知识传播间的关系也非常敏感。中国人普遍尊重权威，在公认的权威面前表现出谦卑的态度，权威的社会地位高，他们的正确性很少被质疑。自上而下的知识转移是中国文化中最常见也是接受程度最高的方式，因此提出：

命题4：在中国文化中，专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比非专家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更能有效地传递知识。

从知识的传递渠道来看，隐性知识通常伴随着较高的因果模糊性和情境嵌入性，它的传递需要更深层次的情境支持和多元化的交流媒介。它的传递更多地依靠观察、模仿和实习，个人导师、学徒制或者现场培训是最为有效的隐性知识传递方法，观察学习和类比学习是隐性知识转移的最有效途径”，这就要求转移双方之间频繁的互动。圈内人之间情感的紧密联系和更高的熟悉程度，是观察学习和类比学习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圈内人的积极评价也为这种互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有力的支撑，实证研究显示，尽管人们对于来自不同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知识评价更高，但是对于不同社会网络的团队成员的评价要低于相同社会网络的成员。这种相似性吸引力可能不太公正.却为隐性知识的转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结合前述命题提出：

命题5：在中国文化中，与专家之间的圈内人关系更能有效地传递隐性、私人知识；与专家之间的圈外人关系更能有效地传递显性、公开知识。

4、文化对知识应用的影响

民族文化对于知识应用的影响主要通过对个人认知方式的影响来实现。作为测量文化差异的基本维度之一，不确定性规避极大地影响了个人认知方式的形成，它衡量人们对于非结构化、非正式化情境的容忍程度，这种容忍程度能够影响知识应用的有效性。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对于隐性知识所特有的因果模糊性的容忍程度较高，在转移和吸收隐性、系统性知识的时候，比低模糊容忍性的文化更有优势。

Hall(1990年)将文化分为高背景文化和低背景文化，这种区分更加深入地阐述了个人认知方式的差异。在高背景文化中，信息的传递与沟通是通过体语、上下文联系、场景等非语言方式进行的，这种沟通的效率往往取决于接收者接受暗示和解码的能力。在低背景文化中，大多数信息是用清晰的符号如语言、文字等表达，这种沟通的效率较少依赖接受者的能力，而主要取决于发送者的能力，这种文化中的成员对于非语言沟通方式不敏感。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高背景文化，重视关系因素，成员多采取全景式思考模式。全景式思考模式通常把行为的因果性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下来考虑，在接受知识的时候能够运用联想整体吸收；分析式思考模式则是每次选取知识的一个片断，分析其独特贡献，经过认真审查后依次吸收。不确定性规避、高背景和低背景文化、全景式或者分析式思考模式是衡量文化差异的不同维度，但是都得出了同一结论，因此下面的命题被提出：

命题6：与低模糊容忍度、低背景文化、分析式思考模式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能够更有效地吸收隐性和系统性知识。

知识的吸收能力很大程度上依靠个人已有的相关知识，这一点在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已有的积累性知识能够提高对于新增知识的记忆、回忆和应用能力，记忆的发展具备自增强能力。个人的吸收能力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新知识与已有知识联系得越紧密，知识的应用效果越好。圈内人之间共同的生活经验、教育背景和互动经历，使得转移双方可能达成共识，结合考虑建立和维持圈内人关系的成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7：在中国文化中，与知识源的圈内人关系比圈外人关系能够更有效地应用隐性、系统性知识；与知识源的圈外人关系比圈内人关系能够更有效地应用显

5、启示与不足

本文从知识和知识转移的特性出发，考察了民族文化在知识搜寻、转移和应用过程中的相关性，构建了中国文化中知识转移的综合模型。模型的提出一是为了激发深入研究的兴趣；二是对于知识转移的实践者提供启示，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有效的知识转移，要求文化背景、社会群体和知识特性之间的匹配。如果要转移的知识特性与转移双方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群体特征一致，那么知识的转移会相对容易。因此，在选择知识转移决策的时候，注意选择与知识特性相匹配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群体，能够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

・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划分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知识转移也受这种划分的影响，圈内人和圈外人社会关系在转移不同特性的知识方面各有所长，这一点为正确地进行知识转移决策提供了线索。需要指出，尽管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划分非常明确，这种划分却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违背人情法则的人会被逐出圈内人的范围，同时也存在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圈内的可能性。

文章同样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文中讨论的文化限于国家文化层面，而文化的概念不可能是单一的。尽管国家文化代表了本国成员最基本最广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文化仍然可以在更小的范围内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国家文化中，较小范围的组织文化、职业文化等对于知识的转移也会产生影响，这些在本文中没有考虑。本文旨在提出国家文化与知识转移之间的一般性的框架，如果应用于特定的组织情境或者行业情境中，需要一定程度的修改。其次，本文的综合模型主要建立在理论推演的基础上，缺乏实证支持，这今后需要继续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