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发展对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时空差异分析

摘要：采用1996-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经济总产值增加、人均产值增长、地均产值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均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作用力度由不断增强转为开始减弱。全国层面上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力度最强，人均产值增长的促进力度最弱；东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力最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作用力最小；中部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力最强，总产值增加的作用力最弱；西部地均产值提升的促进力度最大，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力度最小。

关键词：建成区绿地率；经济发展；计量分析；时空差异

中图分类号：TU9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6-431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6.06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至2014年底，年均增长率在9.5%以上[1]。城市经济发展既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其快速提升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1981-2014年中国建成区绿地面积从11.00万hm2增至182.00万hm2，建成区绿地率从14.79%增至36.29%[2]。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到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时期[3]，城市绿地建设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4]，且不同地区间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与绿地建设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5]，故探究前者对后者影响的时空差异，对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绿地建设有针对性地把握经济发展新契机，更好地利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目前，尚未有学者就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时空差异做出研究，相关研究侧重于讨论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例如，吴彤等[6]以南京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绿地规模存在显著相关性；刘鹏等[7]以绵阳作为研究对象，借助软件SPSS 10.0，分析出绵阳市经济增长与绿地建设水平间存在密切关系。在上述成果基础上，开展以下方面的探讨将使研究体系更加完整，针对全国层面、不同地区层面等多个空间单元分别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不同空间单元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比较不同时间段内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差异及演变趋势。

1 变量选取、数据基础与研究范围

1.1 变量选取

城市经济是以城市空间为载体，通过人口、资本、技术等高度聚集，形成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及结构不断优化的地区经济[8]，其促进绿地建设水平提高主要体现在总产值增加、人均产值提升、地均产值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绿地建设投资增加等方面。体现城市经济发展及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变量选取如下：

1）二、三产业总值（INV），单位为亿元，表征城市经济总产值。由于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城市经济总产值比例较小，且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程度较弱，故选第二与第三产业产值之和表征经济总产值。

2）人均二、三产业总值（PNV），单位为万元/人，表征人均产值。计算该指标的人口变量选城区常住人口更具科学性，但其统计口径发生过变化，故选统计口径一致且数据连续性强的城市非农人口作为替代。

3）地均二、三产业总值（MD），单位为千元/m2，表征地均产值。计算该指标时选建成区面积作为其分母。

4）三产比重（SC），单位为%，表征产业结构。该指标是通过第三产业产值与二、三产业总值相比得到的。

5）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TZ），单位是万元，表征城市绿地建设投资。此类投资为城市园林绿化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包括改建、扩建及新建园林绿化等活动[2]。

6）建成区绿地率（GBD），单位为%，表征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反映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指标很多，有建成区绿地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但建成区绿地率具有统计口径一致、数值精确、作为相对指标更适合用于不同地区间进行比较等优势[9]。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以上各指标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为尽可能消除异方差对实证检验的影响，对部分指标采取对数化处理[10]，处理后各变量名称为lnINV、lnPNV、MD、SC、lnTZ、GBD。

1.3 研究范围

在空间尺度上，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按区域经济带划分地区的方式，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在时间尺度上，根据中国二、三产业产值年均递增速率的逐年变化情况，将1996-2014年划分为3个时间段（图1）。1996-2004年总产值年均增速不断加快；2005-2010年为总产值年均增速处于波动起伏阶段；2011-2014年为总产值年均增速下降阶段。

2 实证分析

2.1 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在回归分析前需验证各指标序列是否平稳或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1]。针对全国1996-2014年面板数据进行检验（表1），各指标的差分序列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接受LLC、Im-Pesaran-Skin、Fisher-ADF、Fisher-PP检验，说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在此基础上需考察变量间是否有长期均衡关系，故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Pedroni检验允许存在较大程度个体差异，故本研究选此方法进行检验[10]。由表2可知，Panel PP-Statistic、Panel ADF-Statistic、Group PP-Statistic与Group ADF-Statistic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由于研究样本数量较小，故主要参考Panel ADF-Statistic与Group ADF-Statistic的检验结果，确定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综上所述，全国面板数据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2.2 建立计量模型

通过F检验及Hausman检验，发现全国及三大地区的面板数据均拒绝常截距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考察不同时空内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状况及差异[9]。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GBDit=C+β1lnINVit+β2lnPNVit+β3lnMDit+β4lnSCit+β5lnTZit （1）

式中，C为常数项，β1～β5为回归系数，GBDit、INVit、PNVit、MDit、SCit、TZi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的建成区绿地率、二三产业总值、人均二三产值、地均二三产值、三产比重和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

2.3 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空间尺度分析

由表3可知，全国及三大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全国经济变量T值均显著，且显著性水平高；三大地区由于各自特点，其内部个别经济变量T值不显著。模型调整后R2均较高，F值较高且显著，表明各模型拟合度均较好。回归结果说明基于全国及三大地区，各经济变量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解释力强[12]。

2.3.1 全国SC回归系数最大，MD影响效果最弱 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总产值增加、人均及地均产值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与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均较大程度促进建成区绿地率提高。在各变量增幅相同的前提下，SC最大程度促进GBD增加。SC回归系数为0.199 4，表示其每增长10%，GBD将提高19.94%。INV、TZ、PNV对GBD的影响效果显著且作用力较强，T值分别为9.474 1、8.828 6与2.316 5，回归系数分别是0.021 7、0.012 2与0.011 3。MD对GBD的影响效果及作用力度均较弱，T值为1.920 6，回归系数为0.018 6。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①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绿地建设水平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前者的调整与升级既对后者的提高提出了迫切需求，也为后者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有利条件；②城市经济总产值及人均、地均产值增加都会为城市绿地建设提供必备的物质基础与资金保障；③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一部分资金用于修复、改造原有建设，仅一部分用作新增投资，且投资的绿地仅为建成区绿地的一部分，故园林绿化投资对城市绿地建设的促进力度相对较小；④研究时段内，建成区面积扩张过快，导致地均产值的增长相对较慢，其影响效果及作用力度相对较弱。

2.3.2 东部SC作用力度最大，MD影响效果不显著 从东部尺度看，SC对GBD的促进力度最大，回归系数为0.267 9，表示SC每增长10%，GBD将提高26.79%；INV对GBD的促进力度排第2位，回归系数为0.020 9；PNV、TZ对GBD的作用力度较小且接近，回归系数分别是0.015 9与0.013 2，但PNV的T值仅为1.922 3；MD对GBD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①东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比重不断加大的第三产业对城市绿地的需求最强烈，且其所给予后者的发展空间最大，同时，与城市绿地建设相关的产业也大幅增加；②东部产业总值高，提升速度快，对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③研究时段内，东部城市人口数量与建成区面积增长均过快，减缓了人均产值及地均产值的提升速度，导致其对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作用效果减弱。

2.3.3 中部SC作用力度最大，PNV影响效果不显著 从中部尺度看，SC对GBD的促进力度最强，回归系数为0.166 8；MD对GBD的促进力度较弱于SC，回归系数为0.034 9；TZ的回归系数为0.017 4，与全国、东部、西部相比，其在中部的促进力度更大；INV的促进力度最弱，回归系数为0.015 2；PNV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处于不断加快阶段，与城市绿地建设水平间的联系不断加深；②本地区城市绿地建设基础相对薄弱，强有力的园林绿化投资使其建设水平能够快速提升；③中部人口基数较大，导致人均产值增加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④中部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相对较慢，地均产值的提升则相对较快，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促进作用相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2.3.4 西部MD作用力度最大，SC影响效果不显著 从西部尺度看，MD对GBD的作用力度在各变量同幅度增加条件下最大，且在全国及各地区间相对最大，回归系数为0.040 8，表示其每增加10%，GBD增长4.08%；PNV的促进力度排第二位，回归系数为0.027 6；INV与TZ的促进作用较为接近，回归系数分别为0.010 6与0.008 6；SC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①西部建成区面积相对较小，人口相对较少，两者的扩张速度均较慢，而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制度的落实与实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使西部地均产值与人均产值相对较快提升，成为促使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②西部产业结构较落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小，较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

2.4 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时间尺度分析

本研究不仅基于空间尺度进行分析，也从时间尺度考察了不同时间段中国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差异及演变情况。对1996-2004年、2005-2010年、2011-2014年3个时间段分别进行检验，得到回归结果（表4）。模型调整后R2均较高，F统计量均在1%水平显著，表明各模型整体拟合均较好，即在不同时间段内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2.4.1 1996-2004年SC作用力度最强，MD与PNV影响效果不显著 此时间段内，在各变量同幅增加条件下，SC对GBD的作用力度最大，回归系数为0.351 3，表示SC每提高10%，GBD增加35.13%；INV促进力度较大，回归系数为0.035 1；TZ促进力度较小，回归系数为0.008 4；MD与PNV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此阶段的城市产业结构进入到加速调整与升级时期，三产比重不断提升，对城市绿地建设的需求不断提升，且为其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②城市产业总值快速增加，为城市绿地建设的多方面均提供了必要保障，在基本物质层面支撑了其水平稳步提高；③针对城市绿地建设的专项投资还相对较少，对其整体水平提升的促进力度相对较弱；④在本阶段内，城市建成区规模与人口均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人均及地均产值的增速相对减缓，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不显著。

2.4.2 2005-2010年SC作用力度减弱，TZ作用力度增强 此时间段内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在3个模型中最高；SC回归系数为0.218 8，对GBD的促进作用与前一阶段相比开始减弱，但作用力度仍最大；MD对GBD的作用效果变得显著，作用力度排第二位；TZ的回归系数为0.019 5，相比前一阶段，其对GBD的促进力度相对增强；INV与PNV的作用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该阶段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上一阶段，其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②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升的各方面因素增多，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的影响比重开始下降；③该阶段城市绿地建设更加受到重视，由于相关政策、建设理念等影响，对城市绿地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强。

2.4.3 2011-2014年各变量作用力度减弱 此时间段内经济发展的大多变量对GBD的作用力度均减弱。SC的作用力度仍最大，回归系数为0.167 7，但较前一阶段已大幅减小；TZ作用力度较大，回归系数是0.012 4，但也较前一阶段有所减弱；INV的作用力度最小，回归系数为0.004 9；PNV与MD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中国整体经济增速较上一阶段开始放缓，制约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总产值、人均及地均产值增加方面对绿地建设的促进作用；②在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更加侧重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升。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总产值增加、人均产值增长、地均产值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加大均不同程度的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在相同幅度增加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力度最强。

2）从空间尺度看，城市经济发展对不同地区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产业结构升级在东部和中部的促进力度最大，而在西部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经济总产值增加的促进力度在东部排第二位，在中部与西部均排第三位；人均产值提高的促进力度在西部排第二位，在东部排第三位，而在中部影响效果不显著；地均产值增加的促进力度在西部排第一，在中部排第二，而在东部影响效果不显著；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效果均显著，但除中部外，在其他地区的作用力度均最小。

3）从时间尺度看，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促进力度呈现为先加强，后不断减弱的趋势。产业结构升级虽在不同阶段均保持最强促进作用，但随时间推移，其作用力度不断降低；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强度在大多数时期处于第二位，且促进力度也在逐步下降；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力度先大幅加强，后又小幅减弱；地均产值提高的促进效果经历了由不显著转为显著，后又变为不显著的过程；人均产值增加在各阶段的影响效果均不显著。

3.2 讨论

1）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是客观趋势，需深刻认识与积极利用两者间的规律及作用机制，把握好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与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加大为城市绿地建设带来的良好契机，发挥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促进效力。

2）各地区需就各自经济发展现状做出合理判断与部署，为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探寻新的动力源。东部应在经济总产值快速增加、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人均产值及地均产值的提高；中部应更加重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总产值增长；西部应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快速提升。

3）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因素众多，经济发展仅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用地规模、城市人口数量、相关政策、建设理念、自然地理条件等均对城市绿地建设起到了推动或抑制作用[4]。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弱时，可通过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等途径，在更多方面合理且较快地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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