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定:医院托管初探

除了人员待遇不一样，好像是一家医院了

樊云葳是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可2016年4月起，她却要远赴河北保定儿童医院去上班：每周三的早晨6点钟起床，从北京东边的家里出门，坐地铁到北京西站，再赶上7点21分开往保定东的高铁，去河北保定儿童医院上班。

她同时还担任了保定儿童医院眼科主任职务，主导该科的医疗技术和人才培养等工作。所以在日常的看诊、查房和手术工作中，樊云葳总要带着保定儿童医院的住院医师，手把手地“传、帮、带”。

自2015年5月被北京儿童医院托管后，保定市儿童医院加挂了“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标牌，成为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首家推行公立医疗机构跨省托管的医院。

而在此之前，北京市内的“公立医院托管”已有不少：北京儿童医院托管顺义区妇幼保健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托管了海淀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和北京中医医院，分别托管了通州新华医院和顺义区中医医院。

这种号称合作最紧密的医院托管模式，能否打破地域藩篱，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患者呢？

不只为名头

2014年年中的时候，曾经在北京进修过的保定儿童医院副院长顾芳，和原院长一起，与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碰了次头。

“我们看到北京儿童医院组建的集团医联体做得很好，我们也很想加入，成为其中的一员。”顾芳告诉《t望东方周刊》。

在她看来，保定离北京距离近，两个单位以前还曾有过交流合作，再加上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策推动，加入北京儿童医院集团的可能性很大。

没想到的是，这一提议却被倪鑫婉拒了。

“因为原则上一个省只有一个集团成员，我们会在不同省份选择最有代表性、最权威的一家儿童医院进行合作，当时河北省儿童医院已经成为我们的集团成员了。”倪鑫告诉《t望东方周刊》。

在倪鑫的规划里，北京儿童医院把各省级儿童医院吸纳成集团成员，再通过它们辐射到区县级医院，形成一个完整的三级诊疗模式。而保定儿童医院，在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联体规划里，似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尽管如此，倪鑫仍想与保定儿童医院合作。他的考虑在于，那时北京儿童医院的患儿约60%来自京外地区，其中河北患儿居首位，“在京津冀卫生协同发展规划下，合理分流这一部分患儿，帮助建立河北当地患者的有序就诊、转诊通道，也是北京儿童医院努力的方向。”

彼时，在北京已经出现一批市内托管医院改革试点，比如早在2013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托管了海淀医院。

“对于大医院而言，一方面是出于社会责任的考虑，让疑难重症患者能有更方便的途径就诊，有利于建设分级诊疗制度，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培训中心建设，以及医院市场化探索，都有裨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告诉《t望东方周刊》。

在与保定地方政府接触后，倪鑫的合作意愿更强了：“因为公立医院离开政府支持很难做，有了保定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各种新尝试也比较好推动。”

2015年3月，北京儿童医院率先托管顺义区妇幼保健院。而托管保定儿童医院的建议也逐渐商议成熟。

双方一拍即合。2015年5月15日，北京儿童医院与保定市卫生计生委举行签约仪式，宣布北京儿童医院正式托管保定市儿童医院，委托管理期为十年。

实施托管后，保定市儿童医院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医院的国有公办性质、资产归属、独立法人、医院功能、财政拨款渠道、职工身份等均保持不变。同时由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市卫生计生委和保定市儿童医院联合成立“保定市儿童医院理事会”，负责制定保定市儿童医院的发展战略，提名并考核保定市儿童医院院长人选。

“这是继北京朝阳医院与河北燕达医院跨省‘公私’合作之后，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又一有益尝试。此举将有利于发挥北京儿童医院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提高河北地区儿童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缓解河北患儿到北京就医的压力，对于疏解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于鲁明评论说。

医院来了新院长

2016年2月，田Φ谝淮我灾葱性撼さ纳矸堇吹奖本┒童医院保定医院，全权负责整个医院日常事务。此前田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而保定儿童医院原院长刘跃军，现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从人员安排上讲，我们派到保定的有两位常驻管理人员，四位科室‘双主任’，还有固定来出诊、查房的医师等。”田剑告诉《t望东方周刊》，双方的党办、人事处、院办等部门都进行了对接，在沟通上消除了障碍。

但不同声音依然存在。刚到保定工作时，田剑甚至还听到了“北京儿童医院是不是来挣钱”的议论，但他认为，“有这些不同的声音也很正常，我们只能通过脚踏实地地干，来赢得大家的支持。”

2016年3月，保定儿童医院收治了一个重症胰腺炎的患儿，病情危重，转往北京医治已来不及，来自北京的专家全力以赴救治该患儿，有的甚至上午看完回去后见患儿情况不稳定晚上又坐火车到保定看患儿。

“当时这个孩子需要血液透析，但全保定没有合适的血液透析机，也没有人做过。我们北京儿童医院的科室主任和护士长，直接从北京运机器来保定，抢救这个孩子。”田剑对本刊记者回忆道。

正是通过一件件像这样具体的事情，让大家看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的诚意，才打消了保定当地的同事和市民们的疑虑。

当然，不同医院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北京儿童医院已经实施了非急诊挂号全面预约，田剑也想在保定推行，同事们却并不太理解。

“同事们觉得本来也没多少患者就诊，顶多忙的时候排排队，何必要搞这些呢？但实际上，预约挂号信息化，除了方便病患就诊，对医院而言也能提高效率，方便医院进行统一规划安排。”他说。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制度体系的建设。

田剑告诉本刊记者，保定儿童医院早在1958年就成立了，属二级专科医院，一些主要的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具体细则却不完善，对于如何提高成为三级儿童医院，大家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干。

“在医院管理上，我们可以把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和制度带过来，这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田剑说，他们对照着三级儿童医院的665项标准，运用北京儿童医院的相关制度制定经验，一项一项帮保定儿童医院进行分析改正。

“比如建立检验科标本检验制度，它的流程分检验前中后，除了涉及到检验科本身的员工，还涉及到护士规范采血等。我们不但公示了制度，而且要集中培训，让普通员工都知晓，还要进行检查、改进，确保制度渗入到每个人的行为中去。”田剑说。

试水“双主任”

作为保定儿童医院眼科“双主任”之一的樊云葳，在“新工作”开始的时候每周二和周三都要到保定上班，然后当天下午下班后再乘高铁返京，她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就得近3小时。

尽管不太方便，每天两头跑，但这还是成为诸多前往托管医院上班的医生的选择。他们有时也觉得疲惫。

事实上，北京儿童医院为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在待遇方面也向参与帮扶的医生和专家倾斜。

“我们不但给这些医生在职称评定上加分，而且把他们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在保证北京儿童医院待遇不变的基础上，再由保定儿童医院发放另一部分待遇。”倪鑫告诉本刊记者，对于有事业心的中层干部而言，这当然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樊云葳也感受到了这份“新工作”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初到保定儿童医院，她就发现，不论是医疗设施，还是医生技术水平，保定儿童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的差距是存在的。

“比如一台全麻手术，除了主刀医生的技术外，麻醉师、助手的水平也很关键，一环跟不上，全盘受影响，会很麻烦。”樊云葳告诉《t望东方周刊》，作为第一批上任的“双主任”，她的压力很大。

她解释说，之前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来保定当主任，得考虑很多事情，还要与同事不断沟通，表明自己动不了“他们的奶酪”，才能磨合好。

而她的搭档，另一位主任王凤仙，是保定儿童医院眼科本地主任，也觉得压力特别大：“刚开始合作时，知道的人少，病人也不是很多，而且感觉大家对我们这种合作形式也不是特别信服，顾虑很多。”

两个主任一合计，一方面决定到学校帮孩子查视力，开讲座，并且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全方位地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加快推动引进仪器设备，检查项目从最初的三项，增加到目前的十几项，还新开了验配中心，提供科学配镜服务。

于是，保定儿童医院眼科门诊量从最初的每天平均40余人次，发展到目前的平均80余人次，最多的一天门诊量甚至达到100人次。这让一些适应了原来工作节奏的保定同事们有些吃不消，樊云葳和王凤仙不但以身作则，还耐心开导。

樊云葳还观察到，增加的病人甚至包括从北京来的。她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一个河北来的家长在北京挂她的号，她打电话一问，是从保定过去的。樊云葳直接联系家长推荐患儿到保定儿童医院做了手术：“不但不用在北京排队等手术机会，还能在家门口直接做手术，省去外出麻烦，方便多了。”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双向转诊”，全面托管后建立的两院间的绿色通道，是托管的又一大优势。

田剑告诉本刊记者，2016年从保定儿童医院转诊至北京儿童医院病人226例，患儿病情稳定后转回的约170余例。

“在保定有些患儿因为条件限制就会转去北京医治，只要填一个转诊单，北京儿童医院就会优先安排。今后我们会完善双向转诊制度，至少让信息转回来，以便更好地跟踪服务患者。”田剑说。

托管费变人才培养基金

托管近两年，顾芳认为效果很好：“应该说是全方位的提升。如今除了人员待遇不一样，其他的合作非常紧密，好像是一家医院了。”

2016年，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门急诊总量达343754人次，同比上升34.89% ；收治住院病人20228人次，同比上升8.50% ；总手术量2254例，同比上升20.02% 。

“2016年的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量中，京外地区病人所占比例从60%下降到48%，这也证明了我们的尝试是有效的。”倪鑫告诉本刊记者。

但挑战依然存在。

乔杰从北医三院托管海淀医院三年多的实践中，总结出两大托管痛点：“自下而上地说，受援单位的同事可能习惯了比较松散的工作状态，能否更好地适应更快节奏的工作，面临挑战；另一大挑战在于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问题：医院隶属不同，责、权、利三者能否达成一致和平衡，这是托管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她看来，让大医院的专家下到基层看病人是不够的，托管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С鲆恢ё约旱亩游槔础

这与顾芳的考虑不谋而合。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之前，主管医疗业务的顾芳只提出了一个期望，希望提高保定儿童医院的学科和专业水平，特别是让保定的医生能在专业上有所提高。

田剑在实际工作中给出了回答：“我们的专家，并不是以出门诊为主，而是通过查房、讲课、手术带教等不同方式，传授技术；另一方面，我们在2016年上线的新技术、新项目就多达52项，都是北京的专家领着保定的医生做的。”

比如，樊云葳为眼科的大夫制订了专门的培训计划，按照病种分类，每个病种优先培训出一个医生，尽可能地迅速完善学科建设。“我还带他们练习手法，按我们平常最有效的方法练习：买鸡腿，缝鸡皮。”她说。

2016年，北京儿童医院派出专家至保定医院586人次，涵盖呼吸、泌尿、肾脏、神内、新生儿、儿童重症、眼科、超声等多个专业。此外，保定儿童医院还有不同的科室医生到北京儿童医院进修。

王凤仙主攻技术难度最高的斜视项目，在2016年暑假期间，她来到北京进修了三个月，收获颇丰。“我觉得自己在技术和理念上都有进步。我们的医生基础比较差，以前只能做一些基本的手术，现在我们也有底气做一些大手术了，进步还是很大的。”她说。

按照协议约定，2016年保定儿童医院要向北京儿童医院交纳托管费约30万元。北京儿童医院没有收这笔钱，把它留在保定设立人才发展基金，用于培养保定儿童医院医生。

“北京儿童医院对我们是不收进修费的。在未来，还帮我们安排了医生到国外当访问学者进修，这种资源是我们以前没有的。”顾芳介绍说。

在她看来，托管这条路走对了，接下来面临的是新问题：2017年4月，保定儿童医院将搬迁至新址。

“那时候规模扩大，人员增加，人力成本也会增加，如何吸引更多人才，并且留住人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顾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