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超低生育率的危险

中国从1990年代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公布TFR只有1.22，2005年小普查时1.33，2010年“六普”时甚至不到1.2。从数据来看，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已经是“超低型”，就是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总体上低于1.3，已经掉入“超低生育陷阱”。其原因有三：在政策上，长期坚持极端的一胎化政策，鼓励独生子女家庭，殊不知这是风险政策和风险家庭，中国从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发表之后就逐渐向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方向演化；在认识上，在一胎化政策的引导下，多年来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即计划生育就是只生一孩，由于人口总量太大，生育率越低越好，少生就是一切，国家人口发展的目标是人口负增长，达到某个适度的规模；在指标上，经过多年的政策约束和宣传引导，年轻一代的意愿生育水平也越来越低，总和生育率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低于更替水平，此后逐渐下降，一线大城市甚至低于1，属于不可忍受的极端低生育率，人口出现了弱持续甚至不可持续的发展。面对悄然而至的种种风险和威胁，一些人仍固步自封于严控人口的思路不放，这无疑是 “温水煮青蛙”。

被世界第一人口总量所迷惑，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就是从数量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自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从单一型人口问题转向复合型人口问题。生育率过低所隐伏的风险和代价并没有被充分认识，最大的危机就是没认识到危机！进入新世纪，中国人口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政策生育率之下，巨大人口危机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后果非常严重。

持续低生育率的巨大危机

首先，持续的低生育率在生育供给上带来了少儿人口供应萎缩、人口少子化和年轻人口亏损问题，将引发经济、社会和国防三重危机。放在全球的视野下看中国少子化，与印度、越南、菲律宾等亚洲各国比较，我们年轻人口中独生子女多是一大脆弱点。

其次，一胎化政策导引下的持续的低生育率在家庭结构上带来了巨大的人口风险问题。一方面，人为制造了大量政策性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目前估计要1.5-2亿之多。其中上百万独生子女家庭已经不幸遭遇死亡或者伤残的风险，演变为残破家庭和悲苦家庭。与此同时，更多的独生子女家庭成为养老不堪重负的脆弱家庭、空巢家庭和痛苦家庭。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已经演化为多重意义的高风险社会。这些痛苦家庭早晚会提出“独生代价――国家补偿”的诉求。

再次，持续的低生育率在养老结构上带来了少子老龄化、独子空巢化、无后高龄化等多重挑战。

警惕人口亏损

从人口学角度看，未来中国的内外环境并不乐观。结合中国陆海边境纷扰不已的严峻形势，探讨“人口生态”和“人口力量”新视角下的大国人口的治理模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如果说“人口大国”是总量―序列的概念，那么“人口强国”就是结构―功能的概念。决定一国人口强弱的是国际认定的18-44岁年龄段年轻人口的规模、比重和所处的家庭人口结构和社会人口结构，比拼的是集结在年轻人口身上的生育力、生产力、创造力、竞争力、威慑力和战斗力能以何种方式得到发挥，从而实现外服列国、内安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如是观之，中国虽然是第一人口大国，却非第一人口强国。中国人口实力堪忧而且在不断下降，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生产力、竞争力和战斗力，未来中国的社会安定和边防安全可谓“内忧外患”。

我们可以将0-17岁的青少年人口称之为“潜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将18-59岁的青壮年人口称之为“实力人口”，特别是18-44岁黄金年龄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中坚力量；将60岁以上的老年退休人口称之为“余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功臣，在老年阶段依然积极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个拥有年轻型人口的国家才是有力量、有希望、有潜力的国家。根据有关预测，中国15-24岁的年轻人口2011年为2.21亿，然后下降，到2023年只有1.45亿，2050年只有1.11亿。25-44岁人口也减少，从2010年的4.05亿减少到2030年的3.69亿，2040年的3.03亿。少年强则国强。事实却是，生育的少子化、独子化甚至无子化是新增年轻人口供应萎缩的人口学原因，“超低生育率陷阱”还将恶化人口亏损问题。

国防大学教授曾估计，目前军队中独生子女率已经不低于70%，作战部队则超过80%。中国要敢于粉碎“纸龙”的预言，树立“真龙”的国威，需要拷问的重要方面是人口实力对国力的深刻影响。无论如何，从人口学的角度看，中国长期以来的生育独子化和人口少子化趋势所隐含的国家安全风险该警钟长鸣。

重建大国人口治道

联合国2008年预测，中国人口在2023年达到14亿的顶峰之后开始负增长，这是历史性的时刻，重大的分水岭，人口增长浪潮将一去不复返，之后将进入危机四伏的负惯性增长时期。人口总量下降的同时，人口生态、人口结构会发生怎样的畸变和巨变？

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发展的外在趋势，而且要密切关注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从长远看，人口惯性是人口发展的铁律，却长期被忽视，只有少数人口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1986年出版的老一辈人口学家集体编撰的《人口学辞典》第30页曾经这么定义“人口惯性”：在一个不断增长（或减少）的人口群体中，妇女生育率已经降到（或上升至）更替水平甚至更低（或者更高），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人口仍保持原有的增长（或减少）的趋势，这就是人口再生产惯性。

人口发展既有正增长的惯性，也有负增长的惯性。2000年前后欧盟15个成员国的人口发展处在从惯性增长向惯性减少的转折点上，也就是说，如果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5左右不变，欧洲人口总量终将逐步减少。中国人口已经积累起巨大的负增长惯性，人口总量雪崩式减少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将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老化，人口实力将大受影响。当女儿一代的成长到母亲生育她们那个年龄的人数不足以替代母亲人数的时候，人口的代际更替就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人口出现萎缩趋势。研究发现，中国早在1990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惯性，人口再生产内在趋势已经呈现萎缩型，中国人口增长的内在趋势早已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方向性变化，表面的增长趋势掩盖了内在的缩减趋势。更严重的问题是，内在缩减的同时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剧变和人口生态的失衡。根据中国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三个历史节点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这说明人口负增长的惯性能量早已开始积累，而且是持续的过程。这意味着一旦中国人口增长从顶峰滑落，人口减少的趋势将不可避免，速度惊人，有人用“人口雪崩”来形容也不为过。到时候，即使花大力气鼓励生育甚至奇迹般地使新生代父母的平均生育水平达到更替水平之上，也难以阻挡人口负增长的势能释放以及少子高龄化的挑战深化。

由此可见，减少人口增量以控制人口总量的观点是表象之见，因为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代价过于巨大。中国生育率下降太快、时间太久、幅度太大，严重损害了“年轻人力资源的战略储备”，人口储备不足即造成人口亏损。如果以为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增量越少越好，人口总量越减越好，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人口发展的几个方面是互相制约的，人口数量的变动一定影响到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船大要早掉头。中国需要行动起来，及早意识到超低生育率的种种危害，提振生育率，牢牢把握住人口生态和人口结构演变的正确方向，走出超低生育率陷阱，开发“人口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