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养老服务

李殿璞（四川省政协委员）

推进四川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发展

养老机构建设滞后，尤其是民营

四川老年福利机构职工人数少，取得养老护理职业资格的更少，与四川省大量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潜在需求相差甚远。而且由于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其专业水平、业务能力、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养老机构、床位和专业人员的严重匮乏，已经成为全省许多城市养老服务的瓶颈问题。尤其是发掘民营潜力不够，民营养老机构建设严重滞后，配套优惠政策严重不足。

三项政策促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发展

一般来说，兴建公办养老机构1张床位的投入平均约为15～20万元。如果政府继续扩大公办养老机构数量和规模，财政是无力支撑的。发展民办养老机构能为政府大大减轻经济和人力负担。因此，四川省要重点推进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急需制定以下三项政策措施：

一是土地优待政策。政府在规划土地时要预留养老机构公益用地。养老机构用地要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划拨或廉租或优惠出售。优先保障养老机构建设用地，对各类投资主体新建、改建、扩建的养老服务项目和养老服务设施，优先予以立项；对新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可采用划拨方式优先供地。

二是建筑优待政策。建设部门在批准新建居民商品楼房时，要按规定无偿提供老年公共服务活动场所，减免养老机构的城市建设配套费、规划费；税务等部门要减免养老机构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优惠水、电、气、通信等公用事业收费。对养老机构建设运营税费实行减免，福利性和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收入按规定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自用房屋、土地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水、电、暖、燃气管线（管道）工程和用水、用电、用气（管道燃气）、取暖、电话、有线电视、宽带等费用，按居民收费标准或服务价格执行。

三是服务补贴政策。民政、老龄、卫生等部门要根据养老机构类型和具体情况，进行相应补贴（包括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如贷款贴息、床位补贴、以奖代补等。符合条件的民办养老机构要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定点单位，提高养护人员的工资待遇，把养护工作作为公益岗位予以补助。

这些政策，需要在牵头主管部门的领导下，逐项调查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出台民办养老机构促进条例或细则，内容包括民办养老机构的设置审批制度、管理制度、政策扶持制度、法律责任等，以此保障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和规范运行。

劳承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破解养老服务融资难问题

不久前，全国老龄办在受国务院委托完成的《中国养老产业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养老服务业的总产值要突破10万亿元。但目前就整个产业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空间很大，任务艰巨，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特别是资金来源的问题。正由于养老服务业是朝阳产业，众多银行以及投资机构鉴于产业前景不明确，投资仍持观望态度。要通过四大举措助力养老服务业融资问题：

充分发挥市场在养老服务业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养老服务业这一朝阳产业来说，也需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资源配置，达到供需均衡，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自去年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来，各级政府都在加紧落实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业，引导社会闲散资金向养老服务业转移。最终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资金在养老服务业内部的合理配置。

鼓励社会投资向养老服务业转移。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到来，老龄消费群体十分庞大，养老服务业仍然是一个投资空间较大的行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未来养老服务机构获利合法化将是一个趋势。通过市场自由调节以及政府的引导，将社会资金向养老服务业转移。

提高养老服务机构信贷水平。养老服务业资金短缺原因之一就是养老机构缺乏可担保物，因此拓宽信贷抵押担保物范围，积极利用财政贴息、小额贷款等方式，加大对养老服务业的有效信贷投入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加强养老服务机构信用体系建设，鼓励保险资金投资养老服务领域。

加大财政手段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支持。改善养老服务业的现状不光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同时也要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积极推动。首先，政府应当通过使得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获利合法化，解决这些机构的资金问题，同时也要给予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一定的财税优惠，引导养老服务业的社会化。然后，加大对养老服务业专业人才建设的投入力度，出台财税优惠政策，鼓励职业技术院校开办养老服务护理专业，鼓励和吸引专业工作者和大中专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提升其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最后，应大胆创新，吸引外资向养老服务业投入，引进国外先进的养老服务管理理念和技术，提高养老服务业整体服务水平和质量。

王建军（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公职人员养老保险改革迫在眉睫

公职人员养老保障：参照国有企业设置

我国社会保障安全网不断编织，公职人员的养老保险改革问题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热门话题。

一方面，由于公职人员的养老改革没有与企业的养老改革齐步走，客观上形成了养老保险的双轨制现象，引起社会较为普遍的不满。另一方面，公职人员养老问题改革滞后，基本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面对同样置身于市场经济下的生存养老，普遍感觉自身养老保险待遇不如公字头的国有企业，特别是远不如带垄断性行业的央企养老待遇。如政府省厅级干部的养老金比不上央企管理层的养老待遇，更不要说一般的公职人员，恐怕是倍数悬殊。

究其原因，国有企业员工养老保险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参加了社会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二是企业内部的补充养老保险（现称年金），两者合并领取，养老待遇水平明显高些。而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只是财政拨款基本保障，自身没有缴费参加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单位也没有职业年金的设置，自然也高不到哪去。

于是造成两个不满：一方面社会舆论认为公职人员不缴养老保险费是社会不公，强烈呼吁废除养老保险双轨制；另一方面，公职人员认为国有企业也姓公，大家都姓公，为何国有企业员工养老保险待遇有两个部分，而公职人员却只有一个部分呢？

因此，公职人员的养老方案最好还是参照国有企业的参保和年金两个部分设置，废除双轨制有利于社会公平理念的树立和维护。另外，公职人员仅仅参保是不够的，应当增加职业年金的补充。国家应当科学认同公职人员的劳动价值，合理支付公职人员的劳动报酬和养老金。这样也能够减少和消除公职人员养老问题上的社会怨气和群体怨气。公职人员年金设置可以从公职人员的工龄、职称、职务、学位、绩效、政绩等因素考虑。

犯罪公职人员：刑满释放后也有养老生存权

至今，我国仍然执行公职人受到开除处分和触犯刑法后，工龄等于零即没有养老金的政策。这当然是对犯罪公职人员严厉惩罚，但从公民生存权的视角来看，是否可以进行改革？

现在，公职人员刑满释放后虽然已到退休年龄，但无权领取养老金，只能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有时候甚至还领不到，导致全靠家人承担养老和亲友接济养老。特别是人老病多阶段，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家人也有感艰难。

对违纪政纪触犯国家刑法，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罪行，甚至是严重罪行的公职人员来说，理所应当绳之以法。但是从公民生存权的视角，只要没有判处死刑的刑满释放和监外执行的公职犯罪人员，就应当有生存的权利。在生存权保障的物质基础方面，不应当全部剥夺劳动积累的生存必须的物质条件。

鉴于公职犯罪人员已经对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一是全部取消他们职业年金的待遇，只兑现他们在劳动阶段缴纳了养老保险的法定待遇；二是根据受到法律制裁是行政降职降级后的工资为基数计算养老待遇标准。三是以本人缴费后的待遇兑现养老保险。

蒲成毅（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重视养老保险规划

目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统账结合的方法试图解决养老保险覆盖率低和社会化程度低的问题，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明确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的界限，这使占用个人账户基金支付当前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成为理所当然，由此个人账户也只是空帐，成为一种记账的手段，除了在鼓励个人缴费、扩大覆盖面、提高缴费率方面有一定作用外，对制度长期的偿付能力没有其他贡献，制度本身的现收现付性质没有变。

显然，如果我国继续采取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要养老保险手段的模式，不久之后“老何所养”将成为一大社会难题。因此，及时研究实施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意义重大。

一方面，可重点推出企业团体寿险养老保险新产品。建议企业向保险公司购买满足员工保险需求的寿险产品，如团体人寿保险、企业年金等。

另一方面，个人也可以通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加商业保险甚至一些稳健的理财工具，对自己的养老给予规划。例如，老年人养老的一大问题是“看病难”：老年疾病大体表现在多发、治疗费用不断增加、需要紧急现金流等方面。针对老年疾病控制，仅靠医保无法解决医疗费用不断提高的问题，而只针对初次罹患重大疾病的商业险又不能解决疾病多发的问题。所以需要用医保作疾病控制的基础部分，而商业险则是治疗品质的保障，它的现金价值提取功能则能部分解决紧急现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