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金融国际博弈优势的战略选择

一、内外突发因素与中国过早卷入大国金融博弈困境

从国际上看，就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人民币汇率并不应该成为各大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关注的重点，但由于国际经贸与市场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使中国过早地卷入到大国金融国际博弈之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奉行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有力地稳定了东南亚金融形势，但也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汇率波幅收窄而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复关入世谈判成功，意味着从实体经济和贸易市场开放上制约中国的手段已失效，美国一直在寻找遏止性替代工具。从国内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春天的SARS转移了中国注意力，致使汇率改革相对滞后。而人世带来的外贸易条件改善，贸易上“奖出限入”和资金流上“奖入限出”的政策改革滞后，共同推高了国际收支双顺差。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把“汇率升值”变成继“贸易大棒”之后的又一牵制中国的工具。这标志着中美经济战略争夺由实体经济层面进入虚拟经济层面，中国被过早拉入大国金融国际博弈之中。

由此，中国也陷入一种较为被动的金融国际博弈困境。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与领先阶段，出现贸易与外资双顺差现象是必然的，也是一个国家积累可持续发展资本的必须；二是面对国内外汇增多而导致的流动性充裕(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际金融博弈的双重压力，维护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又成为国际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三是中国金融与汇率体制改革和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正在进行当中，参与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博弈的能力不高，加之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前中期阶段，实体经济的成熟度尚不高，与此相对应是不成熟的金融货币体系；四是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为主体的金融全球化出现时空上的错位，而且金融博弈的能量与杠杆作用远胜于贸易博弈，中国在国际金融博弈中因缺乏发达的实体经济和成熟的虚拟经济的依托而处于劣势；五是制度安排上的缺失造成外汇供求关系上的扭曲和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价格的长期背离，致使汇率、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完善缺乏坚实的市场基础和强有力的市场驱动，造成不灵活的汇率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严重制约。

二、国家领先发展的前提与国际收支调节的悖论

顺差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必然产物，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早就描述过这种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律性现象。由于效率提高引发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最终导致一战和二战爆发。反过来，一战和二战的爆发也强制性地打破了各国生产效率螺旋式上升的链条，使人类经济繁荣回归原点。

当前，国际收支调节理念与国家发展需要之间存在悖论。在重商主义时代，国际投融资很少或几乎没有，顺差或逆差与该国实体经济增减是吻合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一体化条件下，国家间投融资现象十分普遍，国家完全可在实体经济增加的条件下保持国际收支逆差。顺差国家的实体经济不一定有增量，逆差国家的实体经济也不一定没有增量。源于重商主义时代的国际收支调节理念本质上限制了国家发展，但国际环境的变迁又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后门。

中国当前的双顺差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简单的金融问题，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现实经济不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物流上的顺差必然表现为外汇资金流的顺差，或为经常项目的顺差，或为资本和经常两个项目上的同时顺差，处理不好就会带来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的实质是中国在物流与资金流上的“双输出”和美国相对应的“双输入”。其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金融货币霸权，其国际大背景是全球化所引发的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大调整；二是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转型发展阶段。

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有多种：汇率机制、利率机制、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商业银行的活动、有关国家外汇储备的变动、债务、投资等等。除了动用上述调节机制外，还可动用外汇储备，或依靠借外债或吸引投资来应付国际收支逆差；顺差国也可利用增加外汇储备，或用顺差余额增加对外贷款或对外投资进行调节，使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在可接受的状态。另外，还可通过转移生产基地的方式，在国际收支顺差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条件下，增加我国的国民财富，实现国际收支所谓平衡条件下的国家财富增加。而且，在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特别是我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市场还有待开发，这给我国在国际市场吃紧的情况下转向国内市场，通过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只要在国际收支的“调节”上下功夫，必要时转向开发国内市场，就能回避中美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迎头相撞的局面，走出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家财富积累之间的“两难困境”。

三、美国获取金融博弈优势的战略战术及其启示

在崛起过程中，美国多次挥舞金融大棒。一战后，表现为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二战中，美国政府就建立了直属于国务院的规划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班子(“和平与重建问题委员会”，后更名为“对外关系问题顾问委员会”)，谋划战后有利于美国的经济金融秩序，并依托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决定权，利用资本主义各国对其经济依赖，依靠金融外交成功地从英国手中“和平”地夺得世界霸权，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牙买加体系建立的过程中，美国充分发挥金融外交的优势，利用自己的大国地位选择了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体系。一是保留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金融调节机构，以操纵国际金融市场；二是黄金非货币化为美国收刮“铸币税”准备了条件。在美元危机中实行美元贬值政策，在经济恢复后又大量吃进黄金作为货币储备，巩固自己的金融霸主地位，现已经成为世界黄金储备第一大国。可见，世界货币体系在失去定值之锚后更加动荡，而世袭的国际货币――美元的国则趁火打劫，利用美元在确定国际货币币值的“篮子”中的主体地位，采用贬值政策，向市场滥发流动性，剪其他国家的“羊毛”，极大赚取了世界各国的血汗钱，致使美元泛滥，国际流动性过剩。信用货币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货币，一旦国家也失去了信用，势必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并引发人们对定值之锚的寻找。三是美国的金融外交把这些国际收支调节措施变成了攫取国家利益的工具。

金融外交具有很多优势和特点，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一是金融外交比商务外交具有更大回旋余地和影响力，且操作灵敏并具有隐蔽性。二是发达国家凭借其金融霸权、金融外交、金融博弈和金融谈判独特优势，致使尚处于经济转型、体制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和广

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退缩是躲不过的。三是金融博弈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生活，而且还有很多潜在、隐性影响，影响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

四、美国沿用“广场协议”金融博弈模式的潜在危险性

虽然，中国对美出口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虽然很小，但是，由于被美国视为潜在竞争对手而被选为遏制的对象。今天，美国组建向人民币升值施压的国际联盟，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针对中国的议案，力图迫使人民币升值。

但是，今天的中国出口旺盛和经济发展状况与当年的日本尚无法相提并论。当年日本的出口强势是日本经济成熟和核心竞争力强的表现，日本经济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今天中国出口增多，虽说某种程度上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表现，但关键还是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便宜使然。“广场协议”对日本的伤害只是表面上的。日本在广场协议的框架下与欧美国家进行了成功的金融博弈：随着日元的升值，大量日元兑换成美元或进行国外投资，或购买有增值潜力的海外固定资产。于是，出现日本人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狂热。同时，日本的生产资金大量流往国外进行生产增值，而国内出口能力降低，呈现低迷状态，表面上国际收支也平衡了，甚至出现了逆差。但日本本土经济并不能代表日本的整个实体经济。日本的实体经济还应包括其投资于海外的经济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当年针对日本的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资本像蒲公英似的遇土生根，开花结果，并没有伤及其实体经济，反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增强了经济实力，促成了日本经济的区域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甚至日元套利资金的风吹草动都能引发一场世界级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

我国的经济技术基础还是极其薄弱的，经不起风吹草动。如果形成针对中国的所谓“广场协议”，就会打断国内脱贫的资金链条，堵塞中西部廉价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引发国内社会稳定问题，给处于发育成长中的国民经济以严重打击。建国之初，中国经济成长基本模式是以农养工，现在是以低端产品的生产积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金。一旦低端产品的生产受阻，则意味着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全局失却了源头之水。中国大量出口的低端产品是发达国家不愿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型低端产品，中国廉价产品的出口不仅满足了世界市场的需求，而且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所以，意在抵制中国产品出口的“广场协议”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后果是严重的。可以说，谁忽视中国经济的承受力，谁就可能铸成大错。毕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敏感期，基尼系数的警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中国是实行市场经济导向改革刚刚30年的转型经济大国，既没有日本那样多的市场经济运作经验，也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参与金融国际博弈的经验不多。面对西方国家囤积黄金，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消化牙买加体系规则的水平上，不敢碰黄金非货币化的。如果美国套用广场协议金融博弈模式压人民币快速升值，过早地把中国拉入金融国际博弈的前沿阵地，无疑是在加速制造和引发区域性或全球性金融危机。

五、中国获取金融国际博弈优势的战略选择

一是坚定不移地树立优良宜当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的观点，来大力推动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市场经济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和协调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地位。优良的制度安排是国家金融优势得以构建的首要因素。二是坚持把实体经济放在首要地位，金融围绕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做好资源配置工作，坚定不移地追求经济剩余。国民经济素质优劣是决定国家财富积累效率的根本因素。所以，要取得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国家必须夯实国民经济基础，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好国民经济布局，以其取得最大效率的国民财富积累。三是以金融体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贸易增长方式和利用外资方式的转变，从外汇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人手，弱化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四是大力发展和培育发达、成熟的资本市场，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加大直接融资的规模。五是从战略和策略的角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六是建立高级别的金融统筹协调机构，建构我国完整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七是大力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提升参与金融国际博弈的能力。

(作者系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