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香港司法审查制度对人权的保障

摘要：本文试图在此背景下分析探讨司法审查制度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包括司法审查作为人权保障手段的重要性；新秩序下利用司法审查保障人权的可行性、前景；新秩序下司法审查的局限性及将来的发展。

关键词：司法审查；人权保障；解释权；一国两制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8-0481-01

1以司法审查保障人权的重要性

人权，被认为是建立“一个能尊重个体道德良知，能相互宽容理解，能民主自治的理想社会” 而应赋予每个人享有的一种最基本和根本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了生活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宪法条文的形式把它们明确下来，并通过随后的相应立法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香港十分注重人权保障，并通过了一系列制定法来落实这些保障。1991年6月1日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制定，使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这两个公约在香港有了实际执行效力。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于1997年7月1日生效后，人权作为一个周全的章节被明确规定在了这个特区宪法性法律中了，特别是其中的第39条还明确说明香港居民已享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不能以任何与基本法或已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公约相抵触的方式限制。基本法第39条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本条第一款规定抵触。”

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有两个主体拥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分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因此就有了潜在冲突的可能性。许多观点认为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解释上有最终话语权，所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独立性被削弱了，司法审查的作用也大打折扣。

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会过于能动地来行使它的解释权。此观点基于以下理由：首先，香港司法体系不同于中国大陆，香港居民也早已习惯并接受法院作为法律的解释主体。为了尊重香港的这一实践传统，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权行使上会倾向于持保守态度并自我约束；其次，考虑到香港法院比全国人大常委会更能了解香港本地的法律争议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解释权对于解决争议来说会不尽方便，也不够及时；其三，在对人权的认识及保护范围上两地也有不同的标准。因为法律传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两地对许多涉及人权的法律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放手由香港法院担起解释的主要责任更有利于维护香港居民的利益。综上，人权保护的重担主要就落在了香港法院的肩上。

2以司法审查保障人权的有效可行性

香港司法审查制度的有效可行性具体说来建立在以下三个基础上，即理论支持，立法保障和司法实践基础。

首先，香港的司法审查制度坚实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英治传统下的依法而治和三权分立这样一些宪法性原则。

其次，在人权保护领域的司法审查权能够存在同样可以在基本法中找到立法基础。根据基本法第8和第11条的规定，不管是基本法生效前存在或后存在的特区法都不可以和基本法相抵触。由于基本法处于特区最高法的地位，条款第39实际上就对重要的人权提供了一个宪法性的保护，并赋予了法院以司法审查权来废除侵犯了这些宪法性人权的相关立法。除了对司法审查制度的立法肯定，法院的司法独立性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从立法上看，回归后，香港法院在司法独立这一方面似乎未受影响。

再次，香港的司法实践也已经证明了司法审查对人权保护做了重要贡献。在回归前，香港法院就被赋予了司法审查权来确保在香港实施的任何立法不违背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这两个英治政府的主要宪法性文件。另外，英皇制诰的第七条还特地修改以使之后新的立法不能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相抵触。与殖民地时期的宪法性文件相比，基本法对人权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保障，覆盖了更复杂的领域，关注了更多方面比如土地、教育、劳工等的问题。在这些涉及基本人权的问题方面，法院通过行使解释权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来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公民的这些权利。

3以司法审查保障人权的局限性和前景

尽管司法审查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确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根据基本法第158条，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是一种授予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这一解释权只有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才能行使；其次，法院只能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自治权的事务领域；其三，如果司法解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有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拥有最终效力，法院在审理其后的案件时必须遵从这一立法解释。15年来，人大常委会曾行使此最终解释权并在此权力下做出了四个解释，这四个解释一直以来被学界和司法界批评为损害了香港司法的独立性。但是坦白来说，在目前一国两制的政策下，这是两种不同法律体系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个局限，而且这一局限还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目前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式。

然而，司法审查作为保障人权的手段前景并不灰暗，首先，立法解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设置更多的是一种保障一国的必要的宪法性构架，而不是作为一个削弱香港司法独立性的策略；其次，两种解释权的界限基本法规定得很明确，这可以有效防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任意事项做解释。在“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政策下，司法解释将是一种常态，而立法解释只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才会启动；其三，普通法传统将予以保留已在基本法中明确阐明，而基本法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制定的，我们相信中国会遵守它的承诺，履行国际条约的责任；最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对香港及整个中国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中央政府在行使解释权时会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并予以自我约束。

参考文献

[1]Alan B Morrison 《fundamentals of American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Stefan H，C，Lo & Wing Hong Chui， The Hong Kong Legal System McGraw Hill 2012

[3]朱国斌.《香港基本法学绪论》.法律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