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考量

摘要：新刑诉法对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决定机关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司法实践工作而言，暂予监外执行仍存在立法矛盾、操作性不强、跨地区的衔接工作发展缓慢等难关，需要完善。

关键词：暂予监外执行；非监禁刑；保外就医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8-0462-02

作者简介：王晔（1979.4-），男，江苏淮安人，法学学士，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科副科长、检察员。苏云姝（1981.12-），女，江苏徐州人，法学硕士，苏州工业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科助理检察员。1暂予监外执行的理论渊源与制度沿革

暂予监外执行是我国刑罚执行变更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指对判处徒刑、拘役因出现某种法定的特殊情形不宜在监内执行时，暂时将其放在监外执行的一种变通方法。

暂予监外执行最早源于我国汉朝的“颂系”制度，“颂系”，对依法应该拘禁的犯人，不拘禁于一般的牢狱中，不戴桎梏的制度，主要对“高年老长”[1]和“孕者未乳”[2]的使用。直至《大清监狱律草案》中将“丧失精神、因拘禁不能保全生命、怀胎或产娩、传染病”适用暂予监外执行，该规定已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监外执行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暂予监外执行进行规定的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该条例第60条对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决定机关与程序、执行机关与刑期计算的问题，这一制度性规定被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取代，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则是在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背景下，继《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对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的规定。

2暂予监外执行的现行规定

2.1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架构：在新诉讼法下，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架构从原有的“两元多级”逐渐转变为“一元多级”的格局。原有的“两元”指的是两个法律层面的制度规定，即《监狱法》和新的《刑事诉讼法》。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制度进行扩充性规定，从第254条到第258条共计五条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与1994年出台的《监狱法》相比，新刑诉法涵盖了交付执行前和交付执行后的两种内容，已经成为暂予监外执行的终极“一元”的法律架构。

2.2暂予监外执行的内容：从司法实践来看，暂予监外执行的内容涵盖适用条件、决定机关、适用程序、监管与监督、收监执行等。

2.2.1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根据新刑诉法第254条的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从实践操作来看，保外就医、怀孕或哺乳具有统一操作的标准[3]，“生活不能自理”这一条件不明确，在各地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判断标准各不相同。

2.2.2决定机关与适用程序：新刑诉法第254条规定，在交付执行前，暂予监外执行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在交付执行后，暂予监外执行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从法律层面确定了我国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或批准主体有三个，即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与监狱管理机关。

2.2.3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新形诉法第255条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

3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制度运行问题

3.1暂予监外执行法律规定的问题

3.1.1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仍有空白，亟待完善。从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律来看，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侧重点在于决定、批准，对人民法院、监狱或者公安机关决定、批准暂予监外执行限制比较严格，但是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管以及收监执行（特别是保外就医）的规定并不详细具体。即从“羁押”状态（监禁刑）转为暂予监外执行的“出口关”严，但是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管和“进口关”规定非常少。

3.1.2法律法规清理工作滞后，立法存在矛盾。新的刑诉法中明确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即暂予监外执行监管主体为社区矫正机构即司法机关，但从目前我们各级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以及文件等来看，大部分规定中的监管主体仍为公安机关。相关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远滞后于新法律的规定，存在执行机关“二轨制”的现象，阻滞法律的统一与整合，影响司法操作实践与法律权威。

3.1.3法律规定过于宽泛、尺度不一。刑诉法、刑法、监狱法等相关法律对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过于原则化、粗放化，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操作要求，故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出现多层次的法律规定。例如，刑诉法仅规定三种条件的罪犯可以保外就医，但是对于何种情形符合“保外就医”、何种情况符合“生活不能自理”并未详细规定，造成司法腐败案件。

3.2暂予监外执行的操作弊端

3.2.1暂予监外执行的主体“多”：纵观世界上很多国家，暂予监外执行的概念、使用对象等情形虽然各不相同，但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主体是一元化的，即为同一个机关。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主体呈现多元化态势，甚至级别管辖也不相同。例如人民法院决定的暂予监外执行，由法院作出。监狱机关的暂予监外执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批准。决定、批准权分散在如此多级别、多部门的手中，造成监督难度非常大。

3.2.2暂予监外执行监管力度“软”：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管主体原为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依托其特有的“执法性、强制性”等维护国家安定的强权属性，具有行政处罚权、刑事调查权等公共权力，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具有震慑力，监管力度较强、司法实践的效果较好。在转为司法机关之后，现行刑诉法仅规定其为执行机关，具体的职责、内容及权力并未详细规定，仅有《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这一四部门联合出台的文件，并无配套的例如司法工作者调查等实际权力，导致司法工作者在监管中无实际的“抓手”，难以开展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监管力度明显偏软。

3.2.3暂予监外执行第四方中立性“弱”：暂予监外执行的架构模式设置特殊，不同于缓刑、假释等其他非监禁刑，以缓刑为例，基本上为“三方”的模式。而在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中，罪犯

大都因为疾病等身体原因而决定保外就医，故存在“第四方”医院这一中介组织。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本应中立的医院由于盈利化、行政化等因素的考量，对弄虚作假的情况不闻不问，甚至按照提请部门的意愿、罪犯家属的请托，违反规定出具相关的鉴定，需要引起重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1]《汉书・刑法志》.

[2]《汉书・刑法志》.

[3]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