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的地上出路

北京，望京，花家地北里3号楼前，地下室入口的招牌上，那个“下”字被人做了手脚，字体像钟的分针和秒针一般旋转，转眼变身为地“上”室。

“他干的！”地下室的二房东刘青，指着比他高一个头的设计师周子书。

穿设计款衬衣、满头卷发的周子书今年6月毕业于英国伦敦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找到这个地下室是因为毕业设计项目。他希望通过改造这个地下室，改变地上和地下居民的隔膜状态，让地下的人更容易回到地上去生活，让地上的人乐意走下来，最终让这里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地下社区。招牌上的这点小心机，正来自这个设想。

设计师与二房东的地下室

记者忙着采访周子书时，刘青刚从午睡的床上爬起来，眼睛红红的。这一个多月来，每天能来四五拨记者，让这个河北衡水的年轻人有点厌烦，也有点担心。“报道得越多，心里越慌，不知道上面领导会怎么想”，刘青挠了挠脑袋又笑：“我觉得挺好的，改这个地下室，可以让人受益，有公益性，又没违反民防部门的任何规定，才同意让周子书来试试”。

刘青的担心有其原因。2010年12月6日，北京市前民房局局长王永新曾公开宣布，从2011年起，北京将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集中清退地下室住户，以后人防工程将逐步公益化，不用于经营出租居住。2013年，刘青和附近20多个承包地下室的老板曾被民防局叫去开过会，他记得：“领导关照未来两个月别对外出租房间，地下室都要关，但后来也没有下文，又继续开到现在，不知道今后到底怎么办呢，要是还得关门，那这个项目也做不下去”。

而这正是周子书做地下室项目的起因。根据北京民政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北京约有1.7万间地下室，100万地下室居民。这些居民部分是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刚找到工作的公司职员，部分是为社区服务的外来打工者。政府出于人口控制和安全的需求，要让这些居民搬离地下室，但把他们从地下室赶走，也增加了这些低收入者融入城市的难度。舆论场上，支持和反对的观点在互相冲撞，现实中，管理者和地下室的居民们僵持不下。没有人在积极行动，让改变发生，周子书决定当一个行动者。

2013年的10月，周子书第一次出现在刘青面前时，这个来自河北衡水的青年已在北京生活了8年，在这个地下室守了7年。亲戚包了这些地下室，让他负责管理，起初只能领3000元的月薪，两年后，亲戚鼓励他承包下这个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当起了二房东。他说：“每年挣的能比拿月薪多点，但也没强多少”。这里看不见阳光，刘青的日常工作就是守着监控屏幕和电话，收房租，打扫地下室。有点时间，也就打游戏，没日没夜地打，老婆都有点受不了他。

周子书和90后的助手林木村，当时已经在望京地区跑了不少地下室了。很多房东把他们当成记者，不怎么搭理。周子书找到刘青，聊了两个小时，刘青就听明白了“改变”这个词，但什么也没答应。周子书第二次再去，走到下去的楼梯口就发现多了块地毯，那是刘青原来摆在房间里的，他渴望改变。刘青告诉周子书：“我30岁了，我爱我的老婆，而且女儿都已经3岁了，如果我再这样每天混下去，那就太不像话了。”

地下与地上的技能交换

自从2013年民防局给房东们开过会后，刘青就感觉地下室的生意做不长久。这几年他按照民防局的要求加装了防火喷淋装置，拆掉过小的房间，投入不小，年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民防局清退地下室居民的态度清晰而且坚决，他筹划着这两年就得转行，但又说：“我没文化，来地下室前都没正经上过班，真不知道以后能干什么。”

在真正决定做什么之前，周子书和助手一起做了地上和地下人群的调研。他发现，刘青的困惑，在地下室居民中属于典型。大概80%以上外来务工者有在北京打拼、出人头地的想法，但他们往往缺乏人脉、技术和金钱资本，周子书最先想到的是做一个技能交换项目，以此鼓励地上和地下两个群体来交换技能。

周子书租下刘青自留的游戏室，刘青把游戏室隔壁的一个小房间一起给了周子书。他们先打掉了小房间的隔墙，让小房间、部分走廊和游戏室成为两个连在一起的长方形空间。在原来隔墙的位置上，周子书用上百根彩虹色的棉绳和挂钩做了绳墙，又在两侧墙壁上画上了地图。愿意交换技能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名字、需求和特长写到标签上，用挂钩固定在两侧的位置，再把绳子固定在挂钩上。

挂钩和绳索，是地下室居民生活的基本装备，周子书一进入地下室就发现了这点，以此作为灵感来源。当交换技能的人数增加，垂向地面的绳墙会渐次向两侧展开，成为一个彩色的屋顶。

刘青说自己想学习开个淘宝店，这是老婆的建议，地下室有仓库，他整日盯着电脑，做点生意总比打游戏强。周子书的一个朋友曾经开过淘宝店，和刘青坐下来细细谈了开店要留意的事。在10对技能交换的伙伴中，现在也只有刘青这一对还在继续，他说。“越聊越觉得自己一开始考虑得太简单，现在还没想好要开什么店。”刘青并没有对方需要的技能可以传授，第一次技能交换结束后，他清唱一首歌向那个姑娘表示感谢。

更多的交往空间

做完技能交换的尝试后，如何持续下去成了新的课题。

林木村帮助周子书做了300多个地上人群的调研后发现，地处北京东北角的望京地区，有中央美院、798等艺术场所，向来是北京年轻创意产业人群聚集的场所。刚创业的设计师们需要独立工作室，而望京地区的房租高昂，如果可以把地下室改造成为工作室，设计师们会乐意来到地下室工作。周子书用木头设计了一个工作室原型，安装进刘青的游戏房后，打开几个小机关，就能从墙壁上翻出床铺、桌子、书架，方便改变工作室的用途。最近，周子书的朋友还在尝试用纸板来代替木头，以降低生产成本，让材料更适合地下室的环境。

这个房间被刘青用来打游戏时，墙壁已经泛黄，电线团成一大团随意固定在角落里，屋顶上拉了几根铁丝挂毛巾和湿衣服。周子书保留了屋顶的部分，随时能看到那个旧房间的痕迹，让人意识到，一些人的行动正在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再过个三五天，就能看出政府的反应了”，刘青说，只要政府不反对，我们就继续做。

周子书的设想比目前肉眼能见到的变化大得多。仅仅是这个地下室，他希望能打通所有的房间，将四分之一的空间改成设计师的工作室，四分之一临街有光线的房间，改成农民工的宿舍，四分之一改成公共空间，比如咖啡馆、儿童游乐区，让大楼内的居民免费使用，还有四分之一的空间改成教室，供设计师和农民工上课之用。

“我要求来租工作室的设计师得雇地下室的农民工当助手，住进来的打工者要愿意学习，工作室的租金可以比现在高，比如增加到2500元，多出来的钱，用来补贴农民工的住宿，比如700元的房租他们只要自负350元。”周子书指着设计图：大部分的空间供整栋楼的居民免费使用，这样地上和地下的人就能产生交往。

刘青在一边算了算，说这样出租的房间不超过10个，加起来没比目前的年收入多多少。“但我要负责这些项目的协调工作，比以前有意思，又有人能受益”。

除了地下，还有屋顶

花家地北里3号楼地下室，只是周子书诸多试验项目中的开端。北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要求10层以上的居民楼必须有地下室。周子书构想可以根据北京各区的不同产业定位，将这些区域内的地下室设置为工作坊，比如望京这里是地下创意工作坊，五道口附近可以形成地下科技工作坊，国贸周边就能做地下商务工作坊，将地下室成为连接农村和城市的地下社区，让新移民获得向上流动的明确途径。

而假如眼下这个地下室项目能继续的话，地下室的租金会迅速提高，那么原来的居民住到哪里去？

周子书认为，地下室本来就不是适合人长期居住的环境，通过他的地下室项目，可以帮助地下居民迅速获得搬到地上去居住的能力，他设计的打工者宿舍，也只提供三个月的住宿，打工者是以获得工资的形式，在这里接受设计师们的短期培训，然后再寻找出路。

但为了在短期内缓解住房压力，周子书还设计了屋顶住宅的项目。他希望在附近大商场的顶楼，搭建一些简易房屋，通过设计，以低廉的成本保证居住的舒适性。他说湖南衡阳一个家具商场顶楼就有农民工宿舍，上海新城饭店顶楼也有移民搭建的房屋，如果政府能够许可地下室的项目，他会继续做屋顶住宅的项目。

“如果不成功呢？”

“那不就是一个试验项目嘛！失败了就再做其他的。”周子书抱着手臂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