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艺术之哲学思考四题

什么是领导艺术？论者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庖丁解牛堪称艺术；美国的NBA，巴西桑巴舞式的足球，不仅使人感叹其技艺之高超，更给人以一种文化艺术的享受和启迪。退败台湾后曾跟蒋经国说：“打仗是个艺术，”“是高超的艺术”。的军事指挥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我们认为，上述可称之为艺术的，无一不是对各种活动规律的准确把握与运用。领导也是一种活动，成功的领导是要建立在对领导活动规律的准确把握和精妙运用之上的，这才能达到艺术的境界。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看待和把握领导艺术问题，其实个中无不充满着深刻的哲理，处处充满辩证性。李瑞环同志作为我党由普通工人成长起来成功领导者，重要的经验就是“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就会成长进步，有所建树。这里，试就领导活动中几个问题作点哲学的思考。

一、既务实也务虚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新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也是我党一直倡导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求真务实的典范，他曾经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相信讲的实事求是。我是实事求是派。”我们从邓小平同志鲜活睿智的语言中，如“两手抓”、“三步走”、“硬道理”、“翻两番”、“一国两制”、“第一生产力”……能够深深地感受到那种务实的精神。邓小平倡导“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是对、形式主义等恶劣作风的批判。作为领导者要力求说实话、办实事、想实招、重实效。把求真务实作为工作的座右铭。

务实是重要的。但是否意味着领导就不需要务虚呢？答案是否定的。应当说，领导者既要务实，也要务虚，虚与实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地统一在领导活动的过程之中。如果说务实是代表具体的实践，那么务虚则是要解决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务虚与务实的完美体现那就是目标正确，方向对头，既有高效率又有高效益，人民满意，群众高兴。

在领导活动中，务虚与务实是有分工的，那些领导者，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应是务实的，而那些智库的专家学者，为领导的战略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的则是务虚的。但就领导者而言，也有一个处理务虚与务实的关系问题。没有务虚的意识，缺少务虚的时间和本领，很可能成为一个缺乏远大目光和战略思维的落伍的领导者。所以领导者本身应重视务虚，为务虚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善于以务虚来积蓄力量，运筹帷幄，方可决胜千里。

务虚主要抓三个环节：

一是加强学习。今天的领导处于知识快速更新的年代，处于社会与经济转型变革的时期，处于竞争日趋激烈的时期。要不断充实和提升自己，具有理论武装、世纪眼光、战略思维和党性修养，是对当今领导干部的高标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数十次学习，请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进行辅导，并加以讨论和深化。这些有效的务虚活动，让领导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决策的能力，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领导者应牢牢确立学习的观念，减少应酬、排除干扰、抓大放小、分身有术，挤出时间来学习和思考。让学习成为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成为兴趣和习惯。

二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务虚与务实能够有机结合的好形式。领导者应安排足够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寻求解决办法。调查研究一是调查，二是研究。研究就是进行深入的思考，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思路

三是注重交流。除了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还要向群众学习，向有识之士学习。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朴实的感情，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培养与人民群众的真挚情感，成为群众信赖、拥戴的好公仆。向有识之士学习，那些专家学者术业有专攻，是领导决策不可或缺的智囊，对这类人士要在人格上尊重、工作上关心、生活上照顾、性格上宽容。以心换心、以真诚换真诚。这种务虚形式可体现领导者的亲和力，提升领导魅力和影响力。

务虚和务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强调务虚，不是排斥务实。我们的目的是务实，务虚是为了更好的务实，使务实更有成效。如果离开了务实，务虚也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的。同样，务实也离不开务虚，务虚的过程就是寻求规律，探求真理的过程，缺少了务虚功夫，实将不至，或则无功而返，或则功败垂成。故而，在官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政绩工程心态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的领导者要真务实、善务虚，虚实结合，努力求规律之真，务发展之实。

二、中庸适度的原则

可以说，中国人的思想从《周易》开始就贯穿着尚“和”崇“中”。孔子提出“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的著名的“中庸之道”，“中”意为不偏不倚，“庸”指常规。近一个世纪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遭到粗暴的践踏，其中一些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精髓的东西，也被极左的“斗争”哲学所取代。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宣扬“矫枉必须过正”。提倡和平共处，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脑筋都绷得紧紧的，警惕性提得高高的。今日的座上宾，明日的阶下囚式的闹剧更是司空见惯。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利益至上盛行，市场与官场，为数不少的人皆为利来，皆为利住，以至于见利而忘义，从一个极端而滑向另一个极端。

老子讲“知常道”，何谓常道，常道就是常规、常态、常理、常识、常情。这个常就是度，和中庸说的是一个道理。我们过去将中庸否曲为没有立场、缺乏原则、好人主义。其实中庸乃是最佳最美的原则，那是做人做事的度。我们做事做人，都应讲究适度，既不过，也勿不及，所以适度相当于美的黄金分割率。任何事情都是由矛盾构成的，都有正反两重性。并没有绝对的是与非，对与错，可与不可。而适度则是，失度则非，把握好分寸则可行，过与不及都不行。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追求尽善尽美的倾向：工作要完美无缺，制度要无懈可击，产品要碧玉无瑕，人要德才兼备，任务要完成得圆满而无可挑剔……这种追求固然可佳。但人总是有差别的，事情也是复杂多变的，任何追求和要求必须适度，统一的不切实际的超标准和高指标，其结果必然导致假大空，而与真善美相吻合只能是适度。

一是刚柔适度。也可叫方圆适度，刚是原则性，柔为灵活性。赞赏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这种领导风格展现他领袖的丰采，也是他重要的成功领导之道。邓小平十分熟谙“刚”与“柔”的辩证法，刚柔相济，相得益彰。首先表现在重大原则决不让步，如中苏谈判，对的评价以及香港等重大问题，始终不渝的坚持。但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也注意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体现出高度的领导智慧，如“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证券市场的试验，都是邓小平灵活性的杰作。

二是工作要适度。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工作？言人人殊，不同的态度决定工作的业绩，还可能影响人的仕途前程。我讲工作压力要适度，可能给人以思想境界不高的嫌疑。因为我们一直宣扬的就是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以及今天仍有人提出“五加二，白加黑”的精神。这种拼命的奉献精神无疑令人赞赏，尤其是在那特殊的年代里，为主义为信仰而奋斗而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发展年代，我们的工作态度仍应具有一股热情，但工作安排应更科学、更人性化。我们党提倡以人为本，真正智慧的领导者应该懂得怎么高效率地工作，怎样科学地去工作和生活，怎样健康充满活力地工作。曾跟田中首相讲过“基本吃素、坚持走路、与事不愁、劳逸适度。”这种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在今天颇值得领导提倡与学习。我想，工作要适度，当然不是教唆我们的领导愉懒疏政，而是从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出发学会智慧的工作。比如说抓大放小，无需事必躬亲，减少迎往送来的应酬，少开会，开短会，少说话，说短话等。转变了作风，能把一大批领导干部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工作适度是领导者的智慧，领导者是人，所以必须张弛有度，社会也应该关注他们身体和身心的健康，为他们减压。

三是追求适度。人们都会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当不了将军的士兵难道都不是好士兵？其实，大家都明白，能当上将军的士兵只能有极小的比率。一旦进入仕途，晋升的欲望便相伴而生。追求也愈加强烈，这里有理想的追求，也有享乐的追求，搞得人身心疲惫，心灰意冷，有的在希望中失望，有的甚至滑入歧途。人不可没有追求，没有追求就等于失去了目标，失去了内在动力。但追求要合理，求之有道，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品德的升华。人的追求与对成功的认识有关。有人说：“所谓成功的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今天比昨天更智慧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慈悲的人，今天比昨天更宽容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懂得爱的人；也就是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儿，心灵和行为日趋高尚的人。”[3]我们的领导者如果追求比昨天更智慧、更慈悲、更宽容，更懂得爱，更高尚，那是最纯洁的追求，也是最轻松的追求和最善最美的追求。领导者最难得的是保持一颗平淡从容之心，工作的压力，权力的欲望往往使人心烦气燥。领导者要善于修心，保持心的“澄清”，顺其自然，宠辱不惊，少欲望，常知足，勤精进，平常心，修身心，不妄念，修善行，超自我。这是做人的智慧，更是领导应习得的禅心。

四是言语适度。一位哲人说，同样的话，从老人的口里讲出来与从儿童的嘴里讲出来，含义是不同的；从百万富翁的嘴里讲出来，还是从乞丐的嘴里讲 出来，分量是不同的。同样的一句话，从领导者的嘴里讲出来，还是从普通群众的嘴里讲出来，影响是不同的。在社会上，充当的角色不一样，说出的话所产生的效量也就千差万别。领导者位高权重，在正式场合的讲话曰：“指示”，甚至往往冠以“重要”二字，而群众只能叫“发言”。在不经意间，领导的一句极平常的话，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前程，影响一个地区的发展。据说，原本一个普通的男孩三十年后成为州长，就是因为一次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赞赏激励。言因人而重，故我们的领导一定要慎言，注意言语的适度。言语的适度，就是要讲实话、讲真话、讲新话，讲掏心窝的话；让人听得懂，让人听得进，让人听得亲切，让人听得顺意。给人以信任感，给人以鼓舞感。领导者讲话切忌全无新意和创见的“普通话”，切忌高高在上，以官压人的刻薄话。有的，名曰调查研究，实为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但作起指示来滔滔不绝，恣肆；有的领导，兴之所至，允诺太多，兑现甚少；有的领导做报告慷慨激昂，条分缕析，道理透彻，措施得力，但却无人肯听；有的领导台上讲勤政廉洁，台下却权钱交易；台上讲艰苦奋斗，台后则挥金如土；人前讲立党为公，暗中则结党营私。所以，群众往往并不是看我们的领导说了些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些什么？领导者言语适度一是讲话要得体，有分寸，不夸夸其谈，言过其实；二是要少说多做，讷于言而敏于行。

三、简洁与简单的治政之美

简洁，多指于语言文字的精炼扼要，没有多余的赘言。简洁还是领导者的一种艺术风格，是执政的手段之美，是一种政治的大雅之美。翻开人类几千年治政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领导者，总是舍本逐末，违背治政的规律，舍近求远，舍简求繁。时至今日依然顽固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领导作风，都抛弃了执政的原本意义和客观规律，把原来简单的东西变得日益芜杂，似乎只有演变为复杂方能体现出领导的英明和睿智。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简洁是一种素朴的自然法则，体现着本相之美。爱因斯坦指出：“实际上自然规律的简单化，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且正确的概念体系必须使这种简单性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保持平衡。”这种简单性的科学审美原则对于领导治政而言，同样适用。简洁之所以会成为领导美学的重要因素，是因为人们审视到其在领导实践中所彰显出来的艺术光辉。如果把简单变成复杂，是多余的政治成本。既违背了科学领导的规律，也违背了美的规律。最具实效，事半功倍，形式最美的领导方式，莫过于在起点和目标之间找到一根最短最好的线条，今天称之为又好又快。任何有背于这一定律的多余的举措都是多余的浪费。顺应民心的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人性化的管理都应以简约而见长。

简洁的执政理念，首先体现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要爱民、勤民、惠民、息民，而不扰民、索民、坑民。老子说：“治大国若煮小鲜。”主张无为而治，由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效果，就是少折腾，不要滋事扰民。其次体现在政治理论的通俗与简单，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指出：“可以肯定地说，理论的使命就是简化……用一种同样复杂的理论研究复杂事物，往往只会导致失败，而不会有助于理解。”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运用通俗而简约的表述而深入民心的，它们无不于简洁中显示出博大精深。再次体现为领导方式上的为政务本。“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吕氏春秋?孝行》）清王夫之说，“持其大纲，疏其节目，为政之术也”。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就懂得为政务本的道理，避免事务缠身。

邓小平是简约领导的杰出代表，“抓大事”是他一贯的领导方式。他说：我的抓法是抓头头，抓方针。[4]这种超然的领导方法使他善于高瞻远瞩，统筹全局，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形成举重若轻的能力。邓小平提倡务实简洁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和。邓小平的文风同样简明朴实。“简洁是天才的姐妹”。文不在长、话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妙，让人耳熟能详。邓小平深知简单的政治理论总比复杂深奥的政治理论更能深入民心，更能为群众所掌握，所以他总是以简明朴素的语言，阐明深刻复杂的道理。诸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摸着石头过河”、“一国两制”、“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一百年不动摇”等等，堪称语言的典范，永远是那么生动与鲜活。

恩格斯在1884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曾经感慨过古代原始民族民主制的“简单”之美：“这种十分简单质朴的民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这种社会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今天的社会在变迁中无疑变得更具复杂性，但自然本相的简单原则和百姓向往民主自由的愿望都没有改变。对领导而言，必须将简洁治政作为追求的目标和手段。首先，领导管理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科学论证后的慎重抉择，是必不可少的，而不是领导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其次，虽然这些所要采取的动作符合按规律办事的程序要求，也要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将多余的环节删除，如不必要的文件、会议、活动、报告，不必要的程式，如隆重的大规模的庆贺仪式等。尽可能的减少那些形式主义，大操大办和铺张浪费。努力降低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活动很简洁，一切都轻车简从，没有繁文缛节，民主人士参观后，都有一种为之一新，精神振奋的感觉，他们从这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延安的这种政治模式，创造了延安的政治之美。这种简洁的政治之美值得我们今天的执政者继承、发扬和光大。丢失过去的好作风、好传统，是不是一种背叛呢？应引起深思。

四、学做隐型领导

现代的领导艺术提倡替代领导，隐型领导和超级领导。其实这些在我们共产党人的领导思想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说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邓小平说的“抓头头，头头抓”，不就是替代领导吗？邓小平“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也正是超级领导的核心内容。同志曾经说过：“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6]这不正是身在群众之中，但又和群众融为一体的无声领导吗？这应该说是隐型领导的最高境界，既能达到领导的目的，又能深得群众的信任，不是敬而远之，而是亲而信之，这对领导者的要求是更高了。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努力把自己修炼成为这样的领导。

第一，要有深孚众望的品德。高尚的品德，是领导干部赢得群众信赖的第一要求。凡贤良者，必以德立人，以德服人，立德修身。要注意克服不良的品行：一是把荣誉地位看得太重，计较你高我低；二是将个人私利看得太重，锱铢必较；三是对待同志，爱心太少；四是把官架端得太大，高高在上；五是与人相处戒心太多，疑心太重，难以沟通。要提高自身的品质，就要苦练内功，牢固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义利观，勇于解剖自己，勇于超越自己，慎独慎微，不为钱财所动心，不为美色所忘形，不为权欲所丧志。做一个纯洁的人，有道德的人，情操高尚的人。

第二，以公正公道建立威信。领导者是否具有一个公正的天平非常重要，如果丧失了公正二字，其实也就丧失了做领导的最基本的品质。这是建立威信，赢得人心的关键。首先是用人公正。用人不公是最大的不公；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最大的不正之风。领导者必须坚持公道正派用人，用成绩突出的公道正派之人。不搞亲疏厚薄，更不能搞买官卖官的肮脏交易。领导偏心，群众寒心，用人不公，贻误人才，贻误事业，祸害无穷。其次是办事公道，要出以公心，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决不损公肥私，决不损人利已，决不因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干扰正确的决策和公正的实施。再次始终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要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公道，一身正气，不看来头，不看关系，不看是否有好处。明确是非标准，坚持良心底线。

第三，以诚信践诺赢得信任。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就非常重视“信”，要求人言而有信，信而守德。“失信而不立”是亘古不变的人生戒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诚信的要求更高更强烈。作为领导者，诚信践诺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取信于民。我们有的领导者，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言不由衷，朝令夕改。群众早已熟悉领导惯有风格，信任大打折扣。领导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就必须诚信践诺，一言九鼎，一诺千金。

第四，要真心待人，真情感人。领导者要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发挥人才的作用，这对事业的成败关系极大。人才的使用关键是以真心去对待他们，坚持以用为本，让他们参与到重要的事业中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大有用武之地。充分信任人才，放手使用人才，让他们有职有权有责，给他们发展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同时要尊重人才的自尊心，尊重他们的个性，包容他们的差异，欣赏他们的才干，体现他们的价值，肯定他们的创新和创造。

领导和群众关系是否亲近、贴心，还要看他是否会动情。一个好人，一个真人，心中往往流淌着真情，那是不由自主地自然流露。一个绝情寡义之人，肯定做不了好人，更遑论做官。有的领导，以为领导就是高深莫测，一副模式化、程序化的口吻和面孔。群众喜爱真情实感的领导，因为他们有爱心，会关心人，怜悯人、体谅人，与百姓贴心贴情。这样的好官也有很多，如在邢台大地震时，饱含泪水；朱镕基在长江抗洪大堤拥抱将士，催人泪下；焦裕禄、孔繁森等都是真情真性、大爱无痕的好领导。

新当选的云南省省长李纪恒，常把办公的地点放在田间地头、厂矿社区，“少用声音指挥，多用身影和行动指挥。”在2008年云南省“孟连事件”中，李纪恒作为事件处理小组组长，深入一线有效地化解了矛盾。这样的领导让群众不觉得是领导，却收到特别的领导效果。其中有着深刻的哲学道理。

（第一作者单位：盐城市委党校；第二作者单位：武警石家庄士官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