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之同情”

摘要：庾信的文学地位极高，但出仕四朝、十帝的行为，使他成为历来争议很大的诗人。明清易代之际，批评家对其人其出种种评议，一是完全的肯定，一是从政治功利出发的否定。然而，在此问题上，王夫之显得理智和冷静，原因主要在于船山特殊的经历和内心体验，以及其独特的史学思想和诗学理想。他对庾信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做出了不循流俗的品评，这在庾信批评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庾信；批评；王夫之；理性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4－0029－04

庾信批评始于庾信生前，北周以降，历代学者们也都根据各自时代背景和自身经验对庾信其人其出了毁誉不同的评价：北周宇文极力称赞甚至过誉；到了隋唐，出现了王通、令狐德、李延寿的诋毁，以及杜甫的欣赏、学习；两宋时，大多数评论者表示肯定，只黄庭坚等人颇有微词；金代，王若虚偏激否定；明代，杨慎等激赏、盛赞，而胡应麟等则贬斥、否定；清代，则是以政治为风向标的阶段性评价。

本文试图以明末至清中叶的庾信批评为背景，分析王夫之诗学著作中关于庾信的评论及特点，进而从船山特殊的经历、内心体验、史学思想、诗学理想等几个方面，探寻其批评态度的形成原因。

一、明末至清中叶的庾信批评概况

(一)明末清初张溥、倪瑶对庾信的肯定。

明代对庾信批评或褒或贬的聚讼到张溥这里才算结束，他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说：“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令狐撰史诋为“淫放”、“轻险”、“词赋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究形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张溥是从历史和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将既往批评界庾信批评的观点作了整理和综合分析，追本溯源，……从而肯定了杜甫称赞庾信的意见，否定了令狐德和李延寿的观点。”

张溥之后，对庾信做出肯定评价的是倪瑶，他在《注释庾集题辞》中将庾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定位为“穷南北之胜”，并称庾信入北后的文章“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还描述了当时或北地羁臣或平生旧友对庾信文词，如《枯树赋》、《伤心赋》、《小园赋》、《拟咏怀》、《连珠》等的接受情况，称“凡百君子，莫不哀其遇而悯其志焉”。

(二)清初至清中叶全祖望、四库馆臣对庾信的否定评价。

清初的明遗民多高倡民族气节，他们对向清廷迎降的变节者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钱谦益的态度上。自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庾信必遭到文人士大夫的否定和攻击。全祖望在《鲒亭集外编》中说：“甚矣，庾信之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他认为庾信事北本已是行径，继而归咎于世事混乱，更是难以饶恕。当代学者田晓菲在其著作中提到：“没有很多著名的古典诗人好像庾信这样激起这么强烈的相反意见。杜甫，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之一，深深地推崇庾信；18世纪的清代历史学家全祖望称庾信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人。”全祖望的观点看似是一家之言，实则代表了清初大多数遗民士大夫对庾信的认识。

清朝中期，统治者一反入主中原时对汉人士大夫高压诱降的态度，开始大彰忠臣节烈之行为。在此背景下，有着深重民族问题的庾信，不免又要遭受“株连”。其时具有最高学术地位的四库馆臣对庾信作出了否定评价：“信为梁元帝守朱雀航，望敌先奔，厥后历仕诸朝，如更传舍，其立身本不足重。”(《四库提要》卷一四八)四库馆臣认为庾信望敌先奔和历仕诸朝这两大罪状关乎立身问题，立身若不足重，文才又有何用!

很明显，全祖望和四库馆臣都是先判定庾信品行失节，而后再论及其文学的不足取，这种批评意见显然是秉持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文如其人”的程式。

二、王夫之对庾信的独特评价

王夫之的诗学著作均写于晚年，大约与倪瑶初刊《庾子山集注》同时。在船山之后，即由全祖望开启了对庾信的强烈批评。因此，在倪瑶的肯定评价与全祖望的极力贬斥问，王夫之对庾信的看法在庾信批评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王夫之对庾信的评论在几部重要的诗学著作中均有涉及，以《古诗评选》最为集中。

(一)从《古诗评选》所收庾信诗歌数量来看。

对《古诗评选》中所收诗人及其作品数量进行统计排序，得出下表：

从上表可看出，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收录了庾信27首诗歌，数量与曹丕并列第六。《古诗评选》共选了184位诗人的诗作，因此，从庾信诗歌数量排序所占的位置来看，王夫之对其态度还是比较欣赏的。根据徐宝余在《庾信研究》中提出的区分庾信南北作品的标准，27首诗作中仅有《燕歌行》、《奉和山池》属于庾信南朝时期作品，其余25首作于庾信人北之后，可见他对庾信后期诗歌还是肯定的。

(二)船山对庾信其人其文的评论。

除了对《古诗评选》中所选庾信诗歌的直接评论，船山在其诗学著作中对其他诗人进行品评时，也时常提及子山。以《船山全书》(第十四册)为对象进行统计，船山对庾信的批评在《古诗评选》中还有4处，《唐诗评选》中有3处，《明诗评选》中有2处，《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有2处。

综览船山诗学著作中的评语，可从以下词句中看出王夫之对庾信的欣赏之情：

1、果尔清新!……足为乐府绝技。(《古诗评选・对酒歌》)

2、泪尽血尽，唯有荒荒泯泯之魂，随晓风残月而已。六代文士有心有血者，惟子山而已。(《古诗评选・怨歌行》)

3、句句叙事，句句用比用兴，比中生兴，兴外得比，婉转相生，逢原皆给。故人患无心耳。苟有血性、有真情如子山者，当无忧其不淋漓酣畅也。子山自歌行好手，其情事亦与歌行相中，‘凌云’之笔，唯此当之。……(《古诗评选・燕歌行》)

4、七言长篇，此为最初元声矣。……若子山以上三篇，真性情、真风雅。(《古诗评选・杨柳歌》)

以上四句是对庾信乐府歌行作出的评语，其中“清新”显然是承杜甫诗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而来；“乐府绝技”“歌行好手”是对庾信乐府歌行的高度评价，王夫之一面称赞庾信“有心有血”“有血性、有真情”以及“真性情、真风雅”，一面又极欣赏其乐府歌行的写作技巧。

5、子山小诗，佳者皆挟英气；英气最损韵度，正赖其俯仰有余耳。(《古诗评选・和侃法师别诗》)

6、佳处正在收摄间。(《古诗评选・行赋得四更应诏》)

以上二句是评价庾信“小诗”的，“俯仰有余”和“正在收摄间”称赞的是庾信诗歌的含蓄美、节制美，庾信人北后的由强烈的矛盾心理所引发的种种激越之情因其高超的诗歌技巧，能够含而不露地表达出来。

7，齐、梁之独撰者，十九作稚子语。……后来庾信、江总差无此病，亦由其视息之久延。(《古诗

评选・萧子范(夜听雁)》)

8、六代文士过奖风流，廉隅几丧，不昧初心者，庾开府、颜黄门而已。开府俊朗，遂多得之慷慨，以申悲愤。(《古诗评选・颜之推(古意)》)

9、大似庾子山入关后诗，杜以为纵横，抑以为清新，乃其不可及者正在缅密。(《唐诗评选・李白(古风)》)

以上三句，第一句指出了入北对庾信诗歌的积极作用，如果没有入北的经历，庾信诗歌的内容很有可能也流于齐梁时的“稚子语”，而显得单调和缺少厚度；第二句对庾信人北做出了看法，认为庾信和颜之推“不昧初心”；第三句对杜甫之于庾信的评论表示反对，认为庾信入关后诗歌的不可及处，不在纵横不在清新而是缅密，是诗歌内容与形式的浑然，是一种表达上的老成和天衣无缝。

10、田园诗不为陋俭语，非但松陵让其大，抑使杜陵自视椎野矣。(《归田》、《寒园即目》)

11、句句用事，巧合成片，雕琢极矣，乃自有“始春晴旦”之气。(《奉和赵王游仙》)

以上是对庾信五言近体的评价，王夫之尤为称赞庾信诗歌用典的浑然典雅以及情感表达的有节制。

总之，王夫之在评语中对庾信其人其诗的褒赏有以下几点：(1)庾信入北后那颗宝贵的“初心”以及在诗歌中流露出的血性真情。(2)庾信在诗歌上的经天之才，尤以乐府歌行最为称道。(3)庾信诗歌的技巧，包括结构上的浑成，叙事、取景上的独特，使事用典的无迹，情感表达的含蓄与节制，以及其诗清秀、巧丽、典雅的艺术特色。

(三)船山对庾信诗歌的否定。

王夫之在诗学著作中表现出的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对于庾信这个历来争议很大的诗人，他始终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待之。他称赞却并没有全然肯定，否定却没有进行人身攻击，而是从自己的诗歌理想出发进行批评。船山对庾信诗歌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庾诗中激越情感表露的反感。他认为：

1、子慎之所为遽尽者，情与度而已。子山承之，乃以使才使气，无乎不尽。……两庾相因，升降所在，亦足以为诗宗增陵谷之感。此诗非子山所能至，子山杂心嚣气，不能抑也。(《古诗评选・庾肩吾(游甑山)》)

2、使事用急，一取沉酣。子山纵横，实由阿翁来。杜又全从子山出，愈降愈漫，参考之自知。(《古诗评选・庾肩吾(乱后行经吴邮亭)》)

王夫之在品评庾肩吾诗歌的同时，提及了对两庾诗歌的看法，认为庾信在使事和表达情感方面的沉酣风格是师从乃父，然而在情与度的把握上，由于子山的杂心嚣气，常常将激越情感宣泄而出，其诗往往不如庾肩吾。

第二，对杜甫和后代诗人师从庾诗的健笔纵横表示不满。可从以下评语见出：

3、子山自歌行好手，其情事亦与歌行相中，‘凌云’之笔，唯此当之，非五言之谓也。杜以庾为师，却不得之于歌行，而仅得其五言，大是不知去取。(《古诗评选・燕歌行》)

4、四首一从庾子山人周后诗来，自五言之变体，乃一不用其傲岸，正尔淳气未漓。(《明诗评选・蔡汝楠(荆州杂诗)》)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并学习模仿庾信，杜甫之后的诗人多以杜甫为诗之宗主，难免也对庾信进行模仿。对于模仿师从这一行为本身，船山并没有进行抨击，然而对杜甫等人师从的对象，即庾诗中那些苍莽之章、隐涩之构和纵横傲岸的凌云之笔，却表示了不满。

第三，对庾信以《拟咏怀诗》为主的五言古诗的批评。他说：“《咏怀》二十七首，此作最为完美。余篇非无好思理，要皆汗漫，不可以诗论也。……乃于五言一宗，余虽不敏，不能曲护贤者，而谓非破坏诗体之咎府也。……故五言之亡，倡于沈，成于庾，而剧于杜。自杜以降，澌灭尽矣。”

总之，船山对于庾信诗歌进行了精彩、中肯的品评，欣赏时满含知音的相惜爱慕，否定时又能够做到客观公正。

三、船山庾信批评独特的成因

从上文论述可看出，王夫之对庾信的品评既不同于张溥、倪瑶的肯定评价，也不同于全祖望和四库馆臣对庾信的贬斥否定。在对杜甫的庾信批评问题上，王夫之与张溥不同；在以悲愤为主的《拟咏怀诗》评价问题上，又与倪瑶殊途；在庾信入周事北这一民族问题上，更与全祖望、四库馆臣迥异。在明末至清代中叶这一时代背景下，王夫之的庾信批评显得独特、不徇流俗。那么，船山此种独特批评的原因何在?

(一)特殊的经历与心态。

全祖望和四库馆臣批评庾信，是秉持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文如其人”的程式，他们都是先判定庾信品行的，然后再言及文学的不足取。这种批评态度，一是站在遗民立场上的士大夫式抨击，一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御用文人式批判。全祖望与四库馆臣都距离政治太近，这种因人及文的评价所依据的完全是一种政治功利性的批评标准。

而王夫之从早年的流亡湘南到晚年的归隐船山，对清廷始终是一种反抗姿态。船山关心时局，却从没有成为清廷统治的政治工具。他的诗学著作均写于暮年，这时的他早已远离政治的风云漩涡，在瓮孤灯中潜心著作，这是船山能够拥有一个诗学批评家客观态度的外部环境。

古代士大夫深受儒家忠孝观念的影响，易代对于他们来说犹如天翻地覆，在异族入侵、国家覆灭的情况下，往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刚烈地死，要么苟且地活。庾信和王夫之并没有与故国同生死，在这点上二人都可谓是“孽子孤臣”，因此，他们有着一些相似的心理体验，正因如此，王夫之之于庾信才产生了深深的理解、同情和悲悯。

相对于庾信的羁臣心态，船山始终是以明遗臣自居。他晚年在自题墓石中说自己是“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这说明终其一生王夫之怀念的都是那个回不去的明王朝，还说：“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船山景仰西晋刘琨的雄豪，对于明代的覆灭至死抱着孤愤，似乎也只有发愤著作才可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因此，在品评庾信时，当他体悟到了庾信的精神折磨，那种悲愤和悲愤后矛盾的心理困境，以及对故国深沉的无望时，他表达了理解和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深深悲悯。所以，他才说：“六代文士有心有血者，唯子山而已。”(评《怨歌行》语)才会在《咏怀・倏忽朝市变》中说：“‘忘情遂食薇’，初心不为后念所掩，一往凄断!”

(二)不徇流俗的史学思想与平和含蓄的诗学理想。

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评论者的史学思想是一个关键因素。船山的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晚年的两部巨著――《读通鉴论》和《宋论》中。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就司马光《资治通鉴》所列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评鉴古知今，评史论政，集中体现了他的‘不言正统’、‘不论大美大恶’、‘不敢妄加褒贬’、‘因时宜而论得失’、‘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的治史原则”。以司马氏篡魏为例，历代皆以此为可耻行径，而王夫之在论及此事时，却着眼于司马氏篡魏以后为巩固其统治而“解法网以媚天下”，使得“天且假之以息民”的客观效果。在论及梁朝灭亡时，王夫之指出了元帝萧绎的不仁，他说：“梁元残忍忿戾，捐地利以授人，而率以自灭，其明验矣。……帝即不念一本之受而安忍无亲，……故不仁者，未有能保其地利者也。”㈣仅从以上二例就可感受到船山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准确而深刻的历史眼光。在这样的价值评判标准下，王夫之对庾信的批评自然不会徇于流俗而变得缺乏理智和冷静。

王夫之诗学著作的中心是一个有着完整体系的美学理想，在对具体的诗人诗作进行品评时，他始终以这样的美学理想作为批评标准。船山的诗学著作所体现出的审美立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和艺术特性同儒家诗教观的结合，前者以自然含蓄为主，后者以温厚平和为主。因此在品评庾诗时，他称赞的是那些将深厚激越的情感含蓄又节制地表达出的诗歌，他认为庾信以《拟咏怀诗》为代表的五言古诗多浪漫、苍莽，失却了诗美，同时对于这类诗歌在后世的师从关系给予了极力的否定。船山的心中自有一个古典美学的王国，这个王国是平衡的、理性的，由此而生的诗歌批评也必然表现得理智且冷静，而这也正是他对庾信作出独特批评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