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税收思考

摘 要：目前财产性收入成为我国政府和民众都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从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和问题出发，探询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现实和税收原因，从而重点提出相关的税收建议，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供决策思考。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收入分配；税收制度；税收政策

一、引言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对财产性收入的承认和肯定，是防止财富在积累过程中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及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大举措，同时也预示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覆盖更多的普通百姓，让全体民众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在对待财产性收入时，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安排：对那些有可能为穷人获得的数量有限的财产性收入,宜于免收一切税费；而对那些有可能为富人获得的数量庞大乃至惊人的财产性收入,宜于根据其暴利程度的不同，采取累进税率。赵人伟认为为了调节高低收入的差距，应该进一步完善税收机制，今后我们的税收应该向累进税方向发展。贾康则认为规范的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首先以个人所得税，以后用的遗产税、赠予税、不动产税等税收杠杆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还有一些专家表示，现在我国实施减税的时机已经成熟，天时，地利，人和，样样都占。国外，阿根廷通过对个人财产税的征收进行的大幅调整，使中低收入阶层得以减免个人财产税，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财产税则有不同程度增加。法国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房地产投资，使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另外我国在财政与税收领域，关于增加财产性收入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重点从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和问题出发，探询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现实和税收原因，从而提出相关的税收建议，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供税收决策思考。

二、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与问题

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按照占比大小分别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我国目前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所占比率大约在2％左右，基数尚小但发展潜力巨大，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成为居民收入增长的亮点。

在看到财产性收入的成就和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并要积极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财产性收入的拥有者分布结构不合理、差距过大，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高于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也就是少数高收入者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而农民、下岗职工和低收入者往往被排除在外。

第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还比较狭窄。目前在城市，房租收入、证券投资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等财产性收入已成为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对于普通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广大农村居民来说，由于资产规模小、专业知识不够、风险承受能力差，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

第三、财产性收入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在美国，国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是40%，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在2%左右，可见财产性收入所占比

例相当的低。

三、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原因分析

（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到位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改革发展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也会出现相关的缺陷与失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到位，不能够为防止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过大提供体制和制度保障。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和谐，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始终没有较大提高，财产性收入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二）“三农”问题仍然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瓶颈

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农产品产量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处于低水平。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是农民增收难、增速慢的主要根源。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处于初级阶段，农民群众从集体土地的增值中获得收益和从土地的使用或转让中增加财产性收入可能性比较小；农用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补偿标准太低，农民利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农民的纯收入始终不能得到显著的提高，更不用说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三）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完善

现行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完善，尚未建立起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尤其是劳资双方的协商制度、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保护制度。财产性收入的形成来自于财产，而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一般来自于劳动收入的结余。工资收入水平越高，财产收入水平就越高，比重就越大。要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就应当提高工资等劳动收入的水平。而目前工资收入的低谷状态就不能够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提供充足的后劲。

（四）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在群体间和个体间充分发挥同一“起跑线”或“踏板”的重要作用，不能够为初次分配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创造基本条件。社会保障体制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结构上，尤其是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及就业、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内项目，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不能够为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和政策保障。

（五）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金融环境不够优化，金融服务不到位，金融产品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渠道狭窄且投资门槛高；同时缺乏“公平、公正、公开”投资环境，不能够保证广大群众，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四、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的税收政策分析

（一）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税制存在固有的缺陷和不足

税收制度的公平与效率，一方面要求税制尽可能“中性”以减少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另一方面则要求根据社会各阶层的支付能力实施差别性税收待遇。实施特定社会公平目标的税制安排往往是以一定程度的市场“扭曲”为代价的，这样税收不能充分发挥对合法收入的调节作用，而体制不完善和不规范所产生的不合法收入，税收不能对此进行调节，这就削弱了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影响个人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活动的信用化程度，高收入群体不容易监控，无形中财产性收入的结构性矛盾就更加突出了。

（二）税制结构的不合理

我国的税制结构虽然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税制模式，但实际上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结构，这种税制结构会制约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的发挥。作为间接税的流转税，最大的缺点是逆向调节作用，收入越低，承担的税收负担相对越重。税收制度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有限。

（三）税法的不完善

目前我国税法不完善，调节收入分配有关的赠与税、财产税、遗产税、物业税等尚未出台，影响税收整体作用的相互弥补、协调发挥。突出表现在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上，征税项目过于琐碎，不同项目之间相互交叉，对个人所得征税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家庭情况，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实质性的不公平。同时财产税体系不健全，管理不规范，难以发挥调节收入差距和组织财政收入的作用，更不用说有效的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缺乏完整、系统的资本市场税收体系，资本市场税制调节频繁，稳定性、法治性程度不高。

五、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税收措施

针对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税收上的不足，本人重点提出如下有关税收措施：

第一、稳步推进税制变革，优化税收结构。巩固和发展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模式，降低流转税，提高所得税，从而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增强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功能，通过税制的内部协调性和外部适应性来实现税收调节目标。按照新一轮税制改革“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逐步提高资本市场的立法层次，根本上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第二、要通过税收杠杆区别对待不同来源的财产性收入，纠正和防止财产性收入增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马太效应。在当前财产分布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应该运用不同的财税政策手段和制度安排，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节使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更加均衡。一方面，继续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工作，适度加大对金融资产和房产收入等财产性收入所得的累进税征收；另一方面，适度提高工薪收入和劳动收入减免额度，扩大个体、中小企业创业税收的优惠和减免比重，为普通劳动者劳动收入增长提供宽松的税收条件，缓解高低收入差距。

第三、完善财产性收入的税收相关法律，减轻普通群众的税收负担。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实现综合所得税为主，分类所得税为辅的混合个人所得税模式，完善支持就业导向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和完善土地税和房地产税等财产税体系，开征社会保障税，为农民和低收入者构筑安全网。通过税收鼓励居民将自己的劳动所得投入到资本市场，并且通过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

创造税收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虽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的客观需要，但我们也要看到它带来的新挑战。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要让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者，是从总体上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不仅是有财产的人获得财产性收入，而且可能存在一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从而拉大社会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协调好这种总体有利、个体不利的关系，必须采取税收政策加以适当调节。但是往往一项税收政策的实施，本身存在着矛盾性，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之，税收与居民的财产之间，是此消彼长的相互依附关系。如何在国家税收和居民财产性增加中找到平衡点，做到既藏富于民，又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无疑是摆在我们税收工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