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五个维度角度分析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文化差异

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在国际商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两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数量的不断增多，许多影响工程项目进展的因素也愈加明显，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因素。对于文化因素影响的忽视使得许多项目不断延期，甚至搁浅，所以研究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文化差异势在必行。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曾经就此进行研究，研究的视角大多是对母国和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进行比较，或者是对文化影响的例证。

本文从霍夫斯塔德所提出的文化的五个维度的角度出发对影响项目进展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霍夫斯塔德是较早使用大量数据分析国别文化差异及价值取向的学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大量的调查，对40个国家的文化价值取向给予相应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个人主义倾向指数、权利距离指数、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女性气质倾向指数以及长期取向指数。霍夫斯塔德的调查研究集中在世界上的40个国家，在每一个维度下将这40个国家进行排序，给出一个值，后面的案例论述中将出现这些值。这五个指数的确定对于研究文化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影响以及跨文化管理体系建设有着指导作用，本文将就此进行分析。国际工程承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式，文化因素是影响其项目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以霍夫斯塔德提出的文化的五个维度为视角，分析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文化差异，以期为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跨文化管理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是界定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维度，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个人目标高于组织目标，在情感上不会依赖于组织；而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个人对于集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集体目标高于个人目标。这个维度对于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如谈判、本土员工管理等。

不论是整个项目的谈判，还是在设计阶段就设计的澄清谈判抑或是分包工程时与分包商的谈判，个人主义倾向指数的影响都是很明显的。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承包方需要在东道国建立项目部，项目部存在的时长是由整个项目的工期决定的，一个国际项目部往往要存在1-10年，所以在项目部工作的人员要驻外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项目部的运作也就像一个小公司一样，而且具有公司的大部门职能部门，项目部往往需要招聘一些当地的行政管理以及技术人员，所以在项目部内就会出现本土员工和母国员工的文化差异，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如何管理本土员工，创造和谐的项目部文化氛围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处理不善，承包方很容易就会卷入劳工纠纷当中。了解东道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能够帮助国际经理人很好地预知文化差异，在遇到冲突时能够合理地解决。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员工对于组织上有更多的精神层面的依赖与忠诚，而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这种忠诚度更多来自于功利关系。以中国企业承包菲律宾北吕宋铁路项目为例，根据霍夫斯塔德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可以得知，菲律宾的集体主义倾向（28）比较明显（1-40里面，数值越高集体主义倾向越强），中国（依照中国香港类推为32）的集体主义倾向更强，所以我们可以得知菲律宾员工对于组织的精神依赖要低于中国员工。相对来说，菲籍员工对于个人生活的看重要高于中国籍员工。这就导致中方经理人要求员工加班的程度及时长要有所区分。北吕宋项目的实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菲本土员工对于个人时间的看重程度要高于中国籍员工。

二、权利距离

权利距离聚焦于不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程度，高权利距离的国家成员遵从社会的层级制度，自下而上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限制因素。但是低权利距离的国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层级制度存在反感情绪。

中国建筑（香港）公司与澳大利亚礼顿公司、荷兰宏安公司共同组成联合体承包中国香港的西九龙二期填海工程，就不可避免遇到了在权利距离上的巨大差异，在霍夫斯塔德的权利距离量表中，澳大利亚（40）与荷兰（28）属于权利距离小的国家（1-40中，数值越高权利距离越小），也就是这两个国家成员对于社会阶层和组织阶层的差异会很反感，相反，而香港（8）却尊重社会阶层和组织阶层的差异。这个文化维度上的差异，使得项目进展过程中出现很多的文化冲突。比如，澳方和荷方工程师在接触中方的经理人时，按照本国的文化习惯出发，会觉得和中方经理人就技术问题讨论甚至争执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的母国文化中他们不畏惧与上级的意见相左，但是在中方工程师看来这却是不合时宜的，有的时候甚至使中方经理人感到不舒服，认为对方不尊重他们，进而导致中方经理采取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

不论是项目的施工建设阶段还是项目建成之后的运营阶段，都存在由承包方传授业主方雇佣工人操作流程的情况，在这些阶段也会遇到由于权利距离差异所产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例如美国工程师（26）在指导菲律宾（1）操作工进行程序操作的时候，在美国工程师解释完之后，会询问其是否真正地了解，由于菲律宾的高权利距离倾向，使得操作工即使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也会顺从地回答“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学会就是否认老师，但这样的文化习惯就会导致操作的失误。

三、不确定性规避

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是对于不确定和含糊性状况的接受程度。强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成员通常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限制来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成员乐于接受变革和不确定性因素。

以日本公司承包菲律宾轻轨项目（LRT）为例，两国在不确定性规避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霍夫斯塔德的不确定性规避量表，日本（4）不喜欢不确定性，而菲律宾（33）不会对不确定性感觉不舒服（1-40中，数值越高说明越能接受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规避弱的国家，例如菲律宾对变更的抵触较小，组织结构性弱，例如，在双方召开技术澄清会议时，日方认为会议的组织结构应该很强，要按照严格的日程安排进行，与会人员职责明确，等级清晰，不允许出现与会议无关的松散进程。但菲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会议可以在一种轻松的状态下进行，边走边看，遇到日程安排外的东西现场应对解决就可以了，而这些在日方工程师看来确实很难接受的。

四、女性气质倾向

女性气质倾向指数关注对于传统女性的工作角色及男性成功、控制、权力的社会角色模式的认同程度。强女性气质倾向文化对于性别差异的敏感度很高，但弱女性气质倾向文化的成员对于性别差异认同度不高，没有性别差异的歧视。

芬兰贝利国际工程设计和咨询公司，总部在荷兰，但是在中国设有贝利（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承包过很多中国的工程，例如郑西客运专线项目，在霍夫斯塔德的女性气质倾向量表中，芬兰（35）是少有的几个女性主义倾向较强的国家之一（1-40中，数值越高说明女性主义倾向越强），而中国（依照香港17，台湾27类推，高于芬兰）相对于芬兰来说女性主义倾向较弱，所以在芬兰工作人员和中国本土工作人员的沟通中，会存在着差异。例如，在会议中，芬兰工作人员更加重视决策的群体性，而且在工程的设计咨询中会更加注重人性化的服务理念，而这些都是中国工程设计中所欠缺的。

再次，以中国企业承包菲律宾北吕宋铁路项目为例，给中方设计公司提供设计咨询服务的公司是一个法国咨询公司，根据霍夫斯塔德的量表可以得出，法国（29）的女性气质倾向也要高于中国，于是就出现了咨询公司对于中方设计工作设计缺乏人意识的质疑，多次谈判中法方工程师都要求我们在成本控制范围之内修改设计方案，但这些却不太被中方工程师所接受，所以围绕这一问题的每次谈判战线都会拉得都很长。也相对影响了工程的进展。还有一些日常交往上的文化差异的体现，法方的男性专家有时在见到女性员工时会以互相亲吻脸颊为打招呼的方式，而这些在中国员工看来却很难接受。这种文化差异会造成对双方的误解。

五、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

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是霍夫斯塔德后来又加进在前面所述的文化的四个维度里面的，主要是评价人们对战略是否有长远的眼光。长期取向较强的国家关注未来，短期取向的国家关注过去和现在。这个文化维度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设计以及员工管理方面均有影响。例如，菲律宾的短期取向导致其员工注重短期的享受，所以在每周的周六晚上都要进行社交活动，要求其加班的可能性较小。而美国的长期取向要远远高于中国，所以在工程设计中美国工程师会更加注重项目服务未来的可能性。例如我国国内的很多立交桥的设计都曾经有美国工程师的参与，他们当时提出设计要考虑到未来十年中国的交通流量，但是中方经理人却出于成本或者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对此没有回应，进而导致我国大城市的很多立交桥的车流疏散能力很差，这也是现在大城市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