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立波“下海”

大道行之”，这是龚立波跑了三趟才注册下的新公司的名字，全称为“大道行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0月31日，龚立波和“小伙伴们”吃完散伙饭，离开江苏卫视，追逐自己的“大道”去了。他的新头衔是大道传媒总裁。

1976年生人的龚立波今年37岁，1999年一毕业就进入江苏卫视，一路顺风顺水做到广告部主任和副总监，担任广告部主任一职已有10年之久。这10多年中，伴随着江苏卫视的迅速发展，龚立波也成就了自己的功与名，积累了经验、人脉和业内声誉。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大学毕业时就开始的内心的“不安分”，最终促使龚立波舍弃在“体制内”奋斗到的高薪、高职，走向“体制外”。他担心，40岁以后的他不再有体力、精力与勇气；他也需要一个证明，证明脱离平台优势也能够闯出一番天地。

“（未来）你可能不再是你，我可能也不再是我。”这是龚立波在2010年第六届《综艺》新媒体论坛上发言时的一句话，不知映射了多少人事变迁。从台前的主持人，到幕后的制作与广告部门，电视台越来越频繁的人员流动，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这种人才流动的“常态化”也许最能代表市场之变、人心之变、理念之变。

心不安分

《综艺》：关于离职，此前一点传闻也没有，保密工作做得真好。

龚立波：其实没什么可保密的，一年前就想离开，在台里也表达过这个想法，今年8月正式和台长谈了辞职的事。

《综艺》：卜宇台长是什么态度？

龚立波：台长对我的离开表示惋惜和理解。卜台对我可以说情真意切，无论是薪酬待遇，还是发展前景替我考虑得都很多、很好，今年还让我担任江苏广电集团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因为江苏台的现金资源充足，未来这家公司旗下将有可能出现两家上市公司，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综艺》：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执意离开呢？

龚立波：人生到了一定阶段，总需要证明自己。江苏卫视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平台。如果继续躺在这个平台上，很难分清是平台带给我的更多，还是我为平台创造的价值更多。成功来自于哪里？是个人，还是来自平台？如果没有江苏卫视这个平台，我十年广告部主任是否也能做到今天在业内的知名度？很难说清楚。

一定程度上，是心不安分。所谓心不安分，就是想脱离了平台以后，直面真正的、自由的市场竞争。如果到时还能成功，方可以证明更大程度上是你个人的成功，当然也要从市场上整合资源。

《综艺》：你的离开对江苏卫视明年的招商是否有影响？

龚立波：这也是我之所以留到10月底的原因，希望明年的招标能在10月底前结束。我在江苏卫视十多年，不会在这最关键的十来天一走了之。而且江苏台的广告操作非常规范，没有太多人情因素，广告团队也很稳定，所以问题应该不大。

《综艺》：担任投资公司董事长，应该可以体制内外两者兼顾？

龚立波：还是不一样。体制内与体制外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另外，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和个人性格有关。当年，我从学校毕业就没想过会进到体制内，“创业”是由来已久的一个想法。我是1976年生人，今年37岁，即将奔四。我担心，人过四十后，精力、体力、战斗力，到时也会丧失掉。我对卜台说，到时候你赶我走，我都不走了。等熬到60岁退休，我回忆自己这一辈子，一直想创业，结果都没给自己一次尝试的机会，一定会觉得特别遗憾。

大道传媒

《综艺》：新公司的规划是什么？

龚立波：准确地说是“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创业”。我们几个相识多年的朋友算是合伙人，其中有一个主投资人。我们会先成立一家广告公司，然后收购市场上现有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优质的公司，大概有4家左右。两年后，我们会将它们整合成一家公司。具体操作比较复杂，大体思路是先收购，再合并，最后整合成一家公司。

这4家被收购的公司不完全是广告公司，还有数据研究公司、节目公司等。电视剧公司一般体量比较大，暂时我们团队、规模尚不成熟还不作收购考虑，但不收购不代表不涉入该项业务。

公司的名字也刚刚定下，叫“大道行之”。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我们显然做不到，我们需要到处“行走”才能知道天下。

《综艺》：投入应该不小？

龚立波：其实也没有多大。这些公司都是专业化公司，盈利水平还不高。他们也更看重与我们合伙以后，未来的增长和前景会更加光明，所以收购价格并不高。而且我们也不完全是以现金收购，更多的是以合作、承诺增长的方式来收购。这种模式比较新。另外，还有一些PE投资基金、上市公司、央企等在洽谈，他们会以PE的方式来投资。

《综艺》：在新公司里，你担任什么角色？

龚立波：我是大道传媒总裁，个人投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不多。对我来说，股份多少不重要，关键在于事情是否能成功。具体运作上，相对来说由我主导，因为我的合伙人都是相识多年，能力、人品彼此非常了解，相互之间很信任，不会争一些蝇头小利或一时短长。

我们不会急于求成，但即便再放缓进度，两年以后，大道传媒也会比现有的一些公司大得多。

“组织网络化”

《综艺》：新公司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龚立波：公司的主营业务还是电视。主要从事电视剧、节目制作与植入广告等，也会和平台进行一些深度合作。电影我们暂时不会涉入。

未来的商业模式上，有一点倒是可以说。我们更多的盈利空间来自于资源的相互整合和合作，包括人与人的合作。在国内做传媒行业，规模不可能做得很大。但我认为，国外有一种“组织网络化”（Organization Networking）的理论是值得借鉴的。比如人才方面，我以入股或收购公司的方式，迅速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备的人才队伍，而对方也是看重我在某方面的专业能力。未来还会和很多公司达成开放式合作，不排除相互适当持股、参股的方式，以合作的方式共同成长。

《综艺》：这样不会造成商业纠纷增多吗？

龚立波：只要商业模式合适就不会。传统合作一般不是双赢合作，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很容易产生纠纷。但我们是要1+1等于3或大于3，在合作中能够产生价值，而价值如何分配就容易了。

内容产业

《综艺》：这两年竞争加剧、政策收紧，内容市场似乎也不好做。

龚立波：的确，目前内容市场包括整个文化产业不是蓝海，而是厮杀的红海。从大的方向来讲，中国的文化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门槛太低，有钱的“好事者”也容易进入这个金灿灿的领域。

但如果内容市场都不可为的话，整个文化传媒市场还有什么可为的呢？竞争激烈、政策限制，历来如此，所以现在要比的是创新和执行力。商业模式要合理，专业性要比别人强，扎扎实实地做。

电视人出来创业，不敢说经验比人多，但是教训肯定多。电视台常年做节目，像江苏台每年要推出无数节目方案，然后从这些方案中挑出几个做样片再挑出若干做成节目。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成功。

现在，新媒体也在介入内容产业，但它们要把节目做好还为时尚早。真正能做好的公司肯定不会太多，从电视台，尤其是一线卫视出来的人做节目，眼光、判断力肯定要好得多。

《综艺》：你在微博中所说的“大变局”指的是什么？

龚立波：我指的是文化传媒行业的大变局。

我个人认为，未来给传媒行业带来最大变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无线传输技术。到了4G时代，传输速度是现在3G的数倍，在高清数字信号的传输方向上可能就没有任何限制和天花板了。

二是显示技术。我有个观点是，没有新旧媒体之分，只有内容提供商和终端播出平台两个区别。

新技术快速革新，任何媒体形态都可能被新业态冲击。我有个做风投的朋友接触到一种新的成像技术，通过一款轻便的手持投影设备，将影像投射在墙上，放大到40多寸，图像的亮度和清晰度也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悲观一点说，现在某些“新媒体”或许还未走出烧钱阶段，就已经变成传统媒体了。

但本质上不变的是内容和播出。其实就是两个终端，一个内容商，一个渠道商。而播出端受技术的影响实在太大，稍有不慎就有被彻底淘汰的危险。但内容总是被需要的。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我才投身内容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