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放映之后

《南京!南京!》公映后的这一个月，我和我的演员们马不停蹄地走了18个城市。有人说是路演，我觉得很形象。

4月16日是北京，下午的首映结束后，连续走了五六家影院，场场爆满。制片人虽然高兴，但是感觉大家都还是悬着一颗心。毕竟距离正式进入院线还要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观众能不能把这样的热情持续到那一天?

4月17日出来，第一站杭州。那个时候大家还都非常担心票房，记得刚到杭州站的时候，当地的院线经理还在忧心忡忡地说4月份通常情况很不好，在你们后面还跟着外国电影，所以不会太乐观。看着他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们都有些暗暗着急。不过当天晚上，杭州的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两千五百人满座的盛况让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个经理目瞪口呆。自我长大以来就没有看到过那么巨大的屏幕，顶天立地，小豆子在银幕上咯咯笑着，台下两千五百人，黑压压的满座，我和秦岚、小江、中泉站在侧幕，激动不已。

那天晚上，观众中有人因为入戏太深而怒骂中泉，但是也有大批观众站出来说：要尊重日本演员

中泉在休息室里落泪，我们看着他，无能为力，开始感到这次的宣传将不会是一个轻松的旅程

到了上海，点映的效果依然惊人、大光明这样的有上千座位的戏院也是满场，上海其他几家影院也都如此。这时候心里已经开始偷偷在想，如果22号开映后还有这么多人看多好呀!虽然只走了三家城市，十几家影院，但是观众的热情和支持已经能够感受出来。心里默默盼望着，22日正式开映后，依然会有这么多观众能进来看我们的电影、

到了南京已经是深夜三点，但早上还是爬起来去了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去见我母校的老师和同学，这也是我期待已久的见面在熟悉的学校礼堂里，我和同学们交流了两个小时。现在的他们，年轻的军校学员。曾经的我

昔日的同学们也来了不少，看着坐在台下的他们，过去的时光仿佛一下子又回来了这种感觉很难用一句两句话来形容，对我来说，母校和部队的训练、教育、培养，我在这里的点滴成长，我内心的强大也都来自于这里。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做电影，跟部队的经历有着太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晚上是南京的首映仪式。在首映式上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下午全国院线的负责人集体看了《南京!南京!》，他们都认为可能会有一个票房奇迹。从传统上来说，4月份的院线是最惨淡的时候，有的影院一天收入不足千元，特别需要一部好电影来一扫颓势，激活市场，《南京!南京!》能否挑起重任?我们都在暗暗地设想。但是，也正是从南京站开始，零星的批评的声音出来了，有人提到日本人视点的问题。但是那时我坚信这只是小问题，我们中国的观众应该可以看懂电影中的表达，我们中国的媒体也应该可以理解在今天选择这样一个角度的原因。

东北三个城市走完，《南京!南京!》正式在全国上映了。首个周末就拿到了六千多万的票房，大家别提多兴奋了。每天我都在心里把票房换算成进场人数，去统计今天又有多少人进场观看了。因为在我看来，什么奖励都不如我们观众的观影人数。它意味着又有那么多的观众进场去和我们交流，他们愿意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去了解和感受电影所要表达的思想、传递的情感。这种幸福感是巨大的。

巡回宣传虽然辛苦，但也不断收获着感动和惊喜。在杭州，观众们高喊着“谢谢你们!”激动地涌向前台，场面十分热烈，主创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沈阳，90岁高龄的抗联老战士观看电影并将他们亲手制作的卡片送给我们，80多岁的老奶奶看完电影后在影院里情不自禁地和我们拥抱；在影片主外景地长春，40多位大学生群众演员来到现场，场面好像家人团聚；在深圳，好多名高中生来到见面会现场，表示他们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来看《南京!南京!》，他们说：作为90后，必须记住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在淄博，大学生们上台请我一同挥舞国旗；在济南，万人签名支持《南京!南京!》；在长沙，我们获赠《不能忘》题字；还有一些城市，大学生观众拉起“拒绝战争，珍视和平”的横幅，在很多家影院，我们都听到了观众自发地唱起国歌……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听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不过在一线城市行走着的我们，尤其是我，更多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眼前热情的观众带给我们的一种积极反映，而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网络上已经开始蔓延出一股批评的声音，非常激烈，其中有来自竞争对手的网络公司组织和引导的，也有另外一些是自发的来自民间的声音。

在长沙我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媒体的责问，一男一女两个电视记者用一种审讯似的口吻密不透风地接二连三地抛出非常尖锐的质问：“你没有资格客观，你不是美国导演”“日本兵都是魔鬼，你在美化他们，你就是汉奸”诸如此类的逼问让一段时间以来习惯了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接受观众的善意、理解、欢迎和掌声的我有些猝不及防，但是这么多年来对于影片投入的真诚和信心使我虽然已经在连日的旅程中感到身心俱疲，却依然被瞬间点燃了活力，开始与他们就具体问题一一展开讨论。事实上，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即使言辞激烈，针锋相对，但是我仍然将它看做是一个与我的观众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

接下来，重庆和成都都还算顺利，两个城市显示了不同的风格。成都的女孩子完全以追星的方式来迎接我们，日本演员在这里也得到了热情的支持。他不断地收到各种礼物，其中也包括一些寿司。显然他的心情开始轻松起来，我们也为他做了特殊的安排，比如可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对于我而言，开始预感到后面的路程会更加艰难。

到达广州后，等待我们的又是一个好消息。《南京!南京!》刚刚在中山大礼堂打破了他们维持十年的一个单场票房纪录，单场放映拿到了六万多元。当我们走到广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的时候，我们的电影票房过亿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广州和深圳的媒体在群访中开始频频触及网络上的反对声音，他们的兴奋点好像也集中在这里。我尽量用一种心平气和的方式给予解答，但是从内心来讲，坦率地说，我感到有些沉重和悲凉。我发现这部我们用热血写就的作品，被人刻意地推到了一个十分狭窄的死胡同儿里。影片被人系统地误读了，大部分批评围绕同一个问题不断地纠缠，并演变成了用放大镜在看众多视角中的某一个，竭尽全力地将它套入一个现成的逻辑中。而几乎忽视了影片中真实存在的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和情感。

在这段时间，某个深夜，在去往南京转机的高速路上，我凝视着窗外路旁飞速向后掠去的树木和路灯，陷入了沉思：我们为电影所做的一切，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一切，就是这样的结果吗?我感到了一丝困惑。

这个时候我回忆了几年来创作这部电影的过程，忽然想到一个朋友在MSN上的一句话：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其实做电影的整个历程就好像是，你想把这个大石头推向山顶去，有时候推不上去石头滚下来压死自己。有时候你能坚持不懈地推上去，当它到达的时候，你一撒手，石头就离你远去了。做电影的命运

要么就被石头压死。在推的过程中间，要么作品有一天会离你远去，它成功的那天实际也就离你远去了；其实《南京!南京!》对我的意义就是，我在能为他拼搏的年龄上，做了一件对得起他和自己的事情，至于这部电影是不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这个民族，对得起这段历史，我相信时间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判。

香港是我们最后一站。香港的媒体都看过了电影，我从发行公司拿出的剪报中，发现他们也都十分关注大陆正在发生的这场争论。而在香港的媒体和网络上，同行和从业人员几乎给予了一致的好评。杜琪峰导演说，这部影片拍得很有热诚，四年的拍摄过程足见导演的毅力。张同祖导演说，从多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教中国人不要忘记历史。阮世生导演说，这是一部很深刻、有深度及令人沉痛的国难电影。彭浩翔导演说：不卑不亢、炉火纯青、华语影坛之难得杰作。庄文强导演说：南京大屠杀在“沉默”中进行，观众将见识到“沉默”的可怕。这是中国人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评价对我们，对这部电影来说，不是轻飘飘的赞扬，而是真诚的支持。

回到北京。我开始真正清醒地意识并思考这部电影在全国范围内所引发的争论。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高校巡回之旅。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在内的许多高校都向电影的发行方、制片方发出邀请，希望我们能与大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影片在同学们中间的反响实在太强烈了。作为一名还算年轻的导演，事实上，我一直都十分看重大学生和年轻人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的电影也是拍给他们的。

第一站我们到了北大。百年讲堂，两千多人的场子水泄不通。很多媒体赶了过来，他们预计会发生一场论战。我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告诉自己，即便青年学生们说了多么激烈的话，我也要耐心解释。但是电影结束后，学生们毫不犹豫地给予我们热烈的掌声，虽然也有疑问和点评，但都是坦诚相待的交流。

学生们问到角川的问题时，我告诉他们：其实在做这个电影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日本兵的在场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之所以用日本兵的视角和中国人的视角，要说明的是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是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的事实，第二是我们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抵抗。我们不能仅仅自己哭诉，因为日本人并没有给我们道歉，甚至没有承认事实。我们要和他们去对话，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我们要正视对手，我们已经强大到有足够的自信，自信地去正视这段历史。海外发行商看过这个片子，评价都很正面，这就意味着他们准备接受这个电影的事实，接受大屠杀的事实，这个时候，他们会站在我们的立场去看二战时我们付出了什么。

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一直很注意学生们的反应，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理解和信任。

在北大之后，是清华，北师大，中国传媒大学。与大学生们的对话都很顺畅和谐。北师大和传媒大的两场近千人的学生交流会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网络上的质疑和指责并不都是来自高校和年轻人的。接着我们又到了上海大学，和影视学院老师们的座谈也让我们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对《南京!南京!》的评判已经严重歪曲了电影的核心表达和呈现。当下的某些批评严重误导了公众对于这部作品的社会评价，他们也希望以他们的力量来做点儿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5月20日，我代表电影的制片方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了电影拷贝和部分电影道具，并与来自《人民日报》评论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等多家单位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和专家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座谈。专家们充分肯定了影片的真实性，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来说，影片“用了一个比较客观的世界通用的电影语言反映了这个重大历史事实。虽然很重大但是被世界忽略的事实，用这个手段去传播，让世界对这个事实认可，去了解这个事情的过程和它的残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片子的贡献是很大的。”

5月23日，日本《读卖新闻》召集了在上海的几百名日本留学生集体观看《南京!南京!》，我被邀请与他们见面。在上海影城，先接受了日本媒体的群访，包括《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共同通讯社、时事通讯社、每日电视台、NHK电视台等15家日本主流媒体，采访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电影结束后我走进剧场，感觉到气氛很压抑，350人的影厅里坐了有八、九成观众，几乎都是日本人，那一瞬间我告诉自己，对话开始了。

观众中有不少是女性，在我进来时很多人还在擦眼泪。当主持人要求提问时，有很长时间的静默。一位中国女孩陪着她的日本丈夫前来观看，当她起立提问时，泣不成声，她说，南京大屠杀一直是他们夫妻间从来不可触碰的话题……在她讲话时，她的日本丈夫始终在旁边深深地低着头……有人问到了角川自杀为什么不用刀，而是用枪，有人问到了日本慰安妇的问题……很多人起立，问出了他们的问题。但是我心里很清楚，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被提出来，这让我深深地遗憾，是因为有大批日本媒体的在场影响了他们发表自己疑问的勇气?还是他们没有从电影中走出来?我不得而知。

遗憾不止于此，其实在这次见面中，我非常希望做一个提问者。我想要知道他们看了电影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相信这段历史了吗?他们读懂了电影对战争的批判吗?他们对大屠杀的记忆因为这次观影而恢复了吗?对于屠杀的看法因为这部电影加深或改变了吗?……很多的问题，也许要等到下一次了，虽然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但是我坚信，下一次给日本人的放映，应该为时不远了。

一个月的旅程，我和我的团队真正成长起来了。我愿意承担所有的结果，无论掌声还是质疑事实上。《南京!南京!》放映以来，掌声和质疑都收获了很多，这些也是让我和我的年轻合作者们心存感激的，争议对于一部作品的成就，永远超越了一边倒的掌声或者一边倒的批评。《南京!南京!》的上映及由此引发的广泛讨论，在强大的追捧和同样强大的批评中从容完成整个上映历程，从某种程度而言，也证明了我们社会的自信和宽容，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成就了《南京!南京!》。一部电影能够深入并推动人们的思想文化生活，这是电影的责任和荣耀所在，也是我们青年电影人的责任和荣耀所在。由此引发的质疑和批评对于我们既是鞭策也是鼓励，它不会让我们失去尝试的勇气，却会鼓励我们迈出更大的步伐，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后来的年轻电影人，能有更广阔的尝试和探索的空间。

如同5月23日的日本青年集体观影活动，能否在第一时间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对战争的反思，对屠杀的认知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集体“观看”的这个行动本身带来的意义，证明着对话的开始，沟通的开始。

自《南京!南京!》正式上映，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我们把电影带到了三百名日本观众面前。

今天的一小步，明天一大步。

我坚信《南京!南京!》会走到东京，走进日本民众的视野中去，这已经指日可待了。

5月，电影已经发行到了英国和爱尔兰，很快便是法国，美国的签约也在日程中了……西班牙、以色列都向这部电影发出了邀请，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希望这部影片能在那里做首映，那里曾经是《辛德勒名单》首映的地方……

我们这批年轻创作者几年前出发的时候心里的那个愿望，正在开始慢慢实现：

用电影去教育日本的年轻一代，用电影去把一个历史事实传遍世界。

蝴蝶没有翅膀，依旧可以飞过海洋。

我们会坚定地走下去，背后有你们，一路保护《南京!南京!》的朋友们，你们的臂膀，你们的目光，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