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摘要：基于杨凌劳动力大量闲置的现状，本文通过对现有劳动力输出组织模式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劳动力转移不成功的原因，从政策完善、教育培训、组织模式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望达到提高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输出率、增强周边城镇的吸收能力、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目的。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 有效输出率 组织模式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加快了其发展的速度，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村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这就导致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能否得到合理的分配，直接影响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一体化的效果以及国家的安定。

一、杨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问题

1.现状

自杨凌1997年7月成为唯一的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来，有了巨大的变化。示范区总面积94平方公里，下辖县级杨陵区，总人口14万，新建区规划面积22.12平方公里。由农业科学园区、现代农业及乡村建设示范园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农业综合园区、农业中试园区、生活服务园区、农业观光及休闲带等七个功能区组成。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向那些有自有地的农民征地，这就造成大量农民失去了原本以种植为生的生存方式，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别的收入渠道，只能靠政府的一点补助金来生活。而且，据调查得知，政府的补助金迟迟不能发下来。这部分人就成为杨凌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他们的社会身份也变得很特殊——因为失去了土地，他们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农民，同时也不能算是城市人口，即“伪农民”。所以，应解决好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两个原因：一是户均耕地少，加上耕作技术的机械化，机械替代产生了一部分；二是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没地了。所以杨凌区从现实情况计算，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有一个数字。）

在对杨凌劳保局的走访调查中，得到目前杨凌劳动力的就业转移状况（如表1所示）。现分析如下：

供求状况。本期登记的招聘单位有41个，登记的招聘人数为3486位，而登记的求职人数仅为1422位，仅占到招聘人数的41.37%，说明存在很大的需求缺口，这应该是对求职者有利的局面。

求职者构成。在1422位求职者中，农村劳动者仅有401位，占求职者的28.2%。而在我们对东卜村等典型对象的调查中发现，许多失去土地的中年劳动者都没有出去求职，只是偶尔出去打个零活，再加上政府的补助金生活。这说明杨凌许多剩余劳动力没有主动的出来寻求工作，他们的主观积极性没有被激发出来。

成功率。本期介绍成功人数为892位，占求职者的62.7%，其中农村劳动者有623位，已超过登记的农村劳动者的求职人数，占成功人数的69.8%。这说明政府的帮助主要是针对农村劳动者的，在农村劳动者求职过程中，政府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主要存在的几点问题：

剩余劳动力主体缺乏主观积极性。在对这些农村劳动者的走访调查中了解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中年农民，他们不愿意离开生活多年的家乡，不愿意改变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而且他们在大城市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都相对较低。因此，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积极的想法和动力出去找工作来提高生活水平。杨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缺乏内部的动力，既需要外部的力量起到前拉后推的积极作用，更要根据农民的心理特点，形成新的可让农村劳动者接受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杨凌目前劳动力输出组织的形式单一。在对杨凌劳保局走访调查中了解到，他们在实施国家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时，由于得不到农民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导致国家的政策和计划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得不到较好的解决。这说明目前仅靠单一的政府机构不能满足农民们的需求，需要社会上多元化的组织形式来促进和吸引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二、国内外农村脑动力专一的经验

1.国外情况

国外对于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许多经典理论。其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为系统、最富有应用价值的理论为：“二元结构理论”。

最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研究的是阿瑟·刘易斯，他创立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即无限富余劳动力发展模型。他考虑的是在一个由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组成的二元结构的经济中，工业化启动和发展的过程。该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农业部门存在过剩的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人均产出与该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相等。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要远低于工业部门。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二元经济转向一元经济，城乡达到统一，才能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理论”。

在“拉尼斯一费景汉理论”中，也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他们都对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作为对刘易斯模式的批判，哈里斯一托达罗将二元经济中劳动力流动的焦点放在工业部门的失业上。即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在政策上设定最低工资、工会组织干预等），工业部门的工资具有下限且存在刚性，经济中存在失业，农村劳动力即使进入城里也未必能找到工作。所以，哈里斯一托达罗认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为了谋求高收入欲向工业部门流动时，考虑的并不是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而是将对工业部门的预期工资与农村实际工资进行比较。

斯塔克提出的“相对贫困假说”，对二元经济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人口转移理论的发展也为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雷文斯坦的转移规律、博格的推拉理论都对人口在地区间的转移动因作了深入的研究。

2.国内情况

国内学者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集中于研究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第二是集中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第三是考察宏观政策变化尤其是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在经济因素方面，高国力在托达罗预期收入模型的基础上，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他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力转移越活跃，其转移水平也越高。在个人特征因素方面，中国学者对教育在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作用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一个农户水平上的模型中，赵耀辉得出结论，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转移决策有较为显著的负的影响。年龄对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朱农发现教育仅仅对于男性的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对女性则没有。性别是对转移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之一。婚姻状况是转移决策中的另一重要因素，婚姻状况有显著的负影响。在制度因素方面，蔡昉研究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是：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安排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放松了对劳动力转移的控制，因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制度障碍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预期收入还是人力资本禀赋对转移动力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

劳动力转移的主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区域内”向非农行业（如在乡镇范围内的乡镇企业等）进行的转移；另一类是“跨区域”（如城乡流动或超越乡镇的地域范围的劳动力转移）进行的转移。我国劳动力转移机制具备双重性：向区域内的非农行业进行的转移机制与刘易斯模型基本相同；进行跨区域转移的机制则类似于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

本文研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属于“区域内”的非农行业转移。

三、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与对策

1.创立新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我们旨在建立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以期望达到提高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输出率、增强周边城镇的吸收能力、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目的，本文从培训以及筹集资金两方面来说明。

组织充当“培训者”的角色。假设该劳动力组织的社会信誉优良，在农民中有一定的公信度。由此，该组织可以与企业和农民的双重挂钩，成为二者的中介机构，一者满足企业对职员的要求，二者满足农民外出打工的意愿。

该设想的可行性如下：

首先，现实中存在这诸多矛盾。第一，周围城镇企业存在大量的劳动力需求缺口。目前人力资本市场上大学生以及更高学历的人处于活跃阶段，他们在选择工作以及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谈判能力较强，这使得企业不得不开出高工资来雇佣他们。但城镇企业本身的资产规模有限，竞争力相对不强，他们只有在成本上做文章，才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竞争力。这些企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雇佣大学生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耽误了大学生素质技能方面的提升，还占用了大批职位，使得留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空间变得极为有限。理性的企业会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对超出其职位要求的劳动力的雇佣量。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外出打工时又无路可循，存在很大的供给缺口。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采用的仍然是最为原始的转移方式，即“家族式”的一帮一、一带N的转移模式。这种转移模式的效率低下，且工作缺乏稳定性，工资相对不高；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只是“候鸟型”的，即离乡不离土，如果将他们转移到离家乡很远的地方打工，这种打工势必是短期的、不稳定的。加上周边城镇的吸收能力不高，农民根据其效用作出理性选择——较拮据地生活在农村代替背土离乡赚取更高的收入。这样选择的结果是农村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

其次，为解决该矛盾，（我们理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可以根据周围城镇企业的需要从注册在案的农民中选择符合企业条件的劳动力进行输出。如果企业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不高（如：建筑业、卫生保洁、服务业等），组织可以立即对满足条件且有该方面意愿的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如果企业对员工的素质、技能方面有较高的要求，组织可以对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培训，使其达到企业的要求。如此，组织的存在既满足了企业对相对较低劳动技能的职员的需要、降低了成本提升了利润，又满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外出打工地点的选择。这种组织式的转移方式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农民再也不是以一个孤立个体的形式面对整个企业，而是通过组织与企业对话，企业就此相当于他们的代言人，类似于“工会”。当面对诸如企业拖欠员工薪水、职工福利下降等与民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出现时，组织就可以代表通过此类组织出去的农村劳动者同企业交涉，依据法律法规维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有了该组织的存在，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大大减少，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愿意通过“组织”的方式走出去。这样，组织就建立起了同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周围城镇企业的有效连接，如此良性循环下去，该组织的公信度会大大提升，企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都会从中受益。

最后，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组织担当“培训者”的角色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本文主要有以下几点设想：其一，目前政府也正在无偿的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上海、东莞等大城市的转移，但是由于与当地农民实际需求脱节使得最终的成效不佳。那么，政府可以把剩下来的钱用来扶持此类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的成长和发展，以政府（主要是劳保局）做后盾，即政府充当此类组织的担保人，提高组织的公信度，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企业通过“组织”来满足各自的需求。其二，组织可以先用自己的自有资金来进行培训，当介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企业时与企业签订一定的协议，如：协议规定“组织”可以从每一位员工的工资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提成，来弥补其为满足企业需要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所花费的培训费用。或者，当企业通过“组织”寻找合适员工时，双方协议企业拿出一定的资金对民工进行培训。其三，有效吸纳各类社会无偿赞助资金。效仿高校的各类社会“奖助学金”，大力提倡社会各企业、个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的支持力度。此三点便是本文提出对培训资金的解决方案。

激励设想。激励可以调动农民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提高绩效。同时，也可以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因此，组织应本着以人为本、竞争、公平公正的原则建立有效、健全的激励机制。

该组织可以创立一种新的模式--"通信卡" ，使组织与劳动力之间建立固定联系。通信卡可根据需要分为两个等级，即：普通卡、白金卡。通信卡采取积分累积的方式起到作用。在该模式下，加入组织的每个农民都会领取一张代表其身份的卡，即普通卡。对于农民积极参与技术或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在各项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给予一定的积分奖励。当农民与用人企业签订工作意向合同后，也可获得相应的积分。合同期满后，若受到用人企业的好评，可获得双倍积分。普通卡按照积分的多少划分等级，等级越高的，福利待遇也就越高，如由组织出钱，到城市中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技能培训等。当积分到达一定程度时，普通卡可升级至白金卡。持有白金卡的农民不仅可享有较高的基本工资，还可获得组织的优先推荐、优先信贷等特权。这样，既提高了农民对培训、工作等的积极性，也提高了组织管理的透明度，真正的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同时，通信卡也可做为对优秀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奖励的基础。其基本思路如下：其一，在组织以政府为强有力后盾的前提下，由政府出资，以组织为媒介，向在其岗位上表现优异、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等优秀品质且通过组织外出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奖励。其二，吸引社会无偿赞助资金，效仿高校的各类社会“奖助学金”，大力提倡社会各企业、个人设立对优秀外出务工人员的“奖学金”。

奖励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1、组织可在该优秀员工的VIP卡上增加积分，达到一定额度后予以兑换现金；2、对一定时间段内（如：一年）连续表现优异的农民工予以奖金奖励。

2.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建立农民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首先，政府应依法执行劳动工时制度和劳动定额标准，突出解决农民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政府应保证在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确实增加农民的工资收入。其次，积极推进《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立法工作，尽快建立维护农民工资权益的长效机制，营造一个对拖欠农民工资行为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氛围。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目前，我国城市中基本上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广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被长期忽略，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土地已成为农村劳动力的唯一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险，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旦离开土地进城以后，将处于毫无保障的真空地带，他们一旦失业，基本生活就难以保障，其他诸如养老、医疗、子女上学和住房等现实问题更是无从谈起。“贡献在城市，保障靠农村；年轻在城市，养老回农村”，这是多年来进城务工农民城乡生活的真实写照。为此，要加快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解决农村劳动者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要坚决执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企业和劳动者都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必要的工伤保险及大病医疗等救助、补贴制度，建立相应的社会救助制度，包括最低生活救助、大病医疗救助、农村劳动者子女的教育救助、事业救助以及法律救助等。

发挥工会和劳动力输出组织的职能，切实维护农村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会员和职工权益的代表，所以工会的职能就是要保护职工的合法权利。工会要维护职工权益，让他们加入工会组织，开展好普法宣传教育，引导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同时工会工作者要充分发挥其协调作用，扮演好调解的“中间人”角色，避免问题激化、复杂化，要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乃至支持农村劳动者申请仲裁、提讼，扮演好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角色，努力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同时，劳动力输出组织也应该关心农村劳动者的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现在一些企业也认识到要激发农民的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必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很多企业只是从物质方面人手，如改善其居住条件，普遍对农村劳动者心理关注不够。今天的农村劳动者终日在流水线上进行重复简单的劳动，恋爱、考核、奖惩及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遇到的困惑都会给他们带来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需要关怀。但企业关心的是生产计划，关心的是利润，职工的精神需求在企业里往往得不到关注。这时，劳动力输出组织就应该发挥其作用，定期展开心理咨询、心理讲座和心理普查，对农村劳动者的心理健康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结论

由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缺乏内部的动力，现有激励是不足以让农户积极的去找工作来提高生活水平。甚至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即农户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因而无法以极大的积极性去找工作，而这又带来产出的低经济收益，因而现阶段的激励模式是失效的。

创新农民外出务工机制和模式，实施有效的刺激政策，建立农民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突出解决农民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政府应保证在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确实增加农民的工资收入。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任何措施被引进的情况下都不应该以牺牲农户利益为代价，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必要的保障机制，保护农民利益在外出务工中不被侵害。

作者简介：

单柯喻（1991-），男，澳门科技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2012级会计硕士.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澳门 999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