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体制述要

摘 要：随着现代教师教育的改革，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发展需要一种新的、科学的教师教育管理体制作保障；借鉴发达国家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体制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体制的改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发达国家；教师教育；管理体制

收稿日期：2006―08―30

作者简介：马卫花(1975-)，女，汉族，山东青岛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现代社会教师教育正面临着从规模、数量的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时期，中小学教师教育发展越来越需要一套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科学的教师教育管理体制作保障，审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师教育管理体制，真正从管理理念、管理方式、方法上实现教师教育管理的世纪转型，成为教育真正走向成功的关键。教师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教师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两部分。所谓教师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指教师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以及各级教师教育行政部门隶属关系等方面制度的总称，或者是政府管理教师教育制度的总称；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是学校组织体系以及权责关系的综合。借鉴发达国家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的经验与成果，实现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转型，进而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体制。对当前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教师教育行政管理的法制化

依法管理是当前教师教育行政管理的一个趋势。它是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价值趋向，也是管理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科学以及教师教育的专业发展，要求教师教育管理实施更加科学化、法制化的管理。这在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管理中达成了普遍共识。这一价值趋向体现在多方面，或者说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保证其得到有效的实施。首先是有法可依，英美等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通过立法来加强对教师教育的管理，就美国而言，美国政府特别重视通过立法来规范全国的教师教育，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1968年的《教育专业发展法》都对教师教育管理的法制化、专业化具有根本意义；英国1975年颁布的《继续教育条例》，日本1947年颁布了《教师许可证法》等都成为本国教师教育的法律依据。其次是执法必严，要真正实现教师教育行政管理的法制化，必须要求在教师教育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合理执法，严格依法办事。这也是当前我省教师教育行政管理的欠缺。教师教育法制作用在于：规定各国教师教育主体的法律地位；制定并划分其相应的管理权限；明确其各自的义务以及规定教师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遵循的规则。在美国一些教师教育的非官方管理机构如美国联邦教师协会、美国教师教育学院联合会都有相应的管理权限。这就使得教师教育管理有章可循，避免了越权管理，保证了管理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另外，自80年代以来，美国各届政府对教师教育的质量管理高度重视。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令》就要求加大财政支持以培养和留住更多高质量教师。总之，欧美发达国家在教师教育行政管理改革中逐步形成了通过立法――执法，这一现代社会处理各种社会群体间矛盾的、稳定且有效的手段来处理政府与教师教育学校之间的关系。

二、管理手段的多元化

教师教育管理由于政治体制的性质不同而具有不同特性，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管理体制：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以及两者相结合形成的类型。教师教育管理体制的这一状况决定了教师教育管理的手段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受我国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如上文所述我省的教师教育管理的行政手段相对单一。而从历史传统来看，国外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管理则表现出管理手段多元化的特征。这是我们当前的改革与发展所要借鉴的。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一般由大学承办，属于高等教育范畴，这是它们教师教育管理的一个前提性条件。所谓教师教育管理手段多元化是指管理手段不仅仅局限于行政管理，其他诸如教育立法、财政拨款、教育基金以及政策调控、教育规划等。管理手段的多元化还体现在管理的社会化特征。当前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已形成了一个立体式管理体制。美国教师教育管理手段的多元化就取决于这一立体式管理体制。所谓“立体式管理体制”包括三个要素：高等教育管理的社会化、“管理主体的分权――制衡”和高等教育管理的法制化。其中第一个要素涉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管理主体，强调中介管理的手段；后两个要素主要与教育立法、财政拨款以及政策调控等手段。管理手段的多元化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成效，这为教师教育管理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利的保障。针对我省目前管理手段单一，较多倾向于行政化的人治手段，吸收借鉴国外多元化的管理手段具有积极意义。

三、完善的决策服务机制

决策是现代管理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决策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管理效能的质量。现代社会的决策已经从单一个体的经验决策转向群体的科学决策，从组织上看，它需要系统化的组织决策机构，从决策过程来看，它需要有科学的程序，一项决策的完成，要经过问题的分析、确定决策目标、拟定决策方案、论证评估等多个相互关联的环节。现代的科学决策机制应该是由决策中枢系统、信息系统、咨询系统等诸多系统的有机体系，共同担负决策功能。这其中完善的决策服务机制对于领导的决策效能又具有根本的意义。相比较我国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实施教育决策咨询服务机制，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决策咨询机制。美国的教育决策咨询机构绝大多数是民间性的咨询机构，它们对美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组织包括经过美国联邦教育部和美国全国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认可的全国教师教育鉴定委员会(NCATE）、国家教育协会（NEA）、美国联邦教师协会（AFT）、美国教师教育学院联合会（AACTE）和教师教育者联合会（ATE）。另外还有各种以学科为基础的教师组织如全国数学教师联合会等。其中著名的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体系研究中心，一个只有五名高级咨询顾问和七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微型机构，却已设计或策划了近20个州的公立高校管理和财务体系的改造。该中心还为美国高校认证理事会设计新的认证模式，并先后承担设计了18个州的高等教育长期发展战略，制定了州立大学的评估标准，设计了全国本科教育质量调查方案等重要项目。除去完善的机构以来，教师教育的决策咨询还需要较高的质量保障，成立于1987年的日本大学审议会，在其10余年间就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向文部省提出了22份咨询报告，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大学改革政策和措施都是在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之基础上形成的。应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教师教育咨询的服务机制，但当前我省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决策咨询意识比较淡薄，还有待加强。教育决策咨询制度不完善，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决策咨询工作认识不足，决策者还是习惯于凭个人经验办事，因而出现决策失误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教育决策咨询机制的完善与提高需要从国外吸收有意义的经验。

四、教师教育学校拥有较为充分的办学自

教师教育学校的自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学校与政府的权力关系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多为高等教育院校承担或者说是大学水平的教师教育。从这一意义上说欧美国家的教师教育学校的自问题即是大学与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从历史来看，自中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学校中的教授管理体制就获得了传统的自治权力和参政权力。在英国，大学是经过皇家特许的独立法人，每所大学都握有经英皇批准的、具有国家法律地位的《大学》。这保证了英国大学在国家的法律框架体系中，享有不受某一届政府制约和约束的相当大自。而且大学在财务、人事以及民事事务方面负有法律责任。由于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大学在财务拨款、招生规模、研究经费资助以及专业发展等重大事务上可以与政府平等地协商。从理论研究方面来看，在涉及大学自治的诸多问题上，诸如概念、范围、自治与控制的关系等问题都展开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大学的办学自包括经费权、人事权以及内部事务处置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教育、教学管理与学校设施使用与管理的自、财政自、一定的人事权、确定教师与工作人员奖金的自、对学生处理与学籍管理的自；第二层次(属于严格控制、明确限制要素的自)：有限制的招生与收费的自、厘定校内职务与教师工资的自、教职工调动的自；第三层次(只在很小的一部分学校试点)：放宽招收自费生的自、基建自、招聘教师的完全自、进行教改实验的自。在英国，还设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来保障和监督大学自的实施，如在大学内部，有教授会、大学评议会等自治管理机构遴选大学校长和校监，其中校监多由皇室成员、社会名流或著名学者担任；在大学与政府之间有强有力的“大学校长委员会”（CVCP），它代表所有大学与政府协商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事务，维护高等教育的自。这从组织制度上保障了实施教师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能够很好地维护办学自。

五、教师教育学校内部管理的民主化

缺乏民主管理，这是目前我国高校管理最薄弱的一面。广大教师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力被削弱，渠道狭隘化，措施形式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教师教育学校的内部管理表现出较强的民主化倾向。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的民主化自欧洲中世纪以来已经出现，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生命力之所在。特别是从洪堡改革柏林大学以来，民主管理和教授治校原则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大学管理的基础模式。在西方国家，教育民主化管理的真正内涵表现为对个体价值的充分肯定。他们开办教师教育的大学内部管理大都采用权力下放、政策指导以及设立中介机构等具有民主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国家的大学基本上都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学校一级主管大政方针，学院有相当充分的自，系是组织教学和科研的基本单位。它们大都实行“教授治校”，校长、院长、系主任都分别由各级委员会产生，各委员会的委员绝大多数是教师。在西方教育中，强调学校教师作为一个自治团体。在作为高深学问和科学方法的学术研究机构和活动中心的高等学校中，教师是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和举办教育的主要依靠力量。在这些学校中，一些由教师组成的管理中介机构对学校的管理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如英国的剑桥大学有近八百年的历史，有100多个分支部门。在剑桥大学的校、院、系三级体系中，有学校一级的大学评议会、大学董事会、学校常务委员会、学校财务委员会、调查与咨询委员会等常设中介机构，它们分有不同的管理权力，相互制衡，如其中大学董事会和学校常务委员会是大学主要的执行机构，权力正不断增大，为保证其各项职责的履行，大学建立调查与咨询委员会，对以上两个部门进行监督，并对学校发展提出咨询意见。在学院一级有研究员董事会、学院委员会等。其中学院委员会由本院教授、资深学者、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以及同行代表和增选代表等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另外，剑桥大学从专业建设的需要出发，为协调各院系关系而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别管理委员会负责履行这一职能。

参考文献：

〔1〕黄葳.教师教育体制国际比较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贺善侃，黄德良.现代行政决策〔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3〕刘勤勇.论美国立体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J〕.高等教育研究，2000（2）.

〔4〕卢找律.护航高等教育的“顾问轻骑”――美国高等教育策划咨询产业掠影〔N〕 .中国教育报，2003.2.8（4）.

〔5〕胡建华.大学审议会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01（12）.

〔6〕夏人青.欧美国家高校与政府关系的比较研究〔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7〕叶澜.深化中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的研究报告〔J〕.教育发展研究，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