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写·传承·阐扬·翻译·借鉴·吸收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把古今文化的继承阐释或转写不当地表述为“翻译”，这种称说误导世人将古代文化遗产跟外来文化产品等量齐观混为一谈。古代文化的传承是一种内在的转换，只能进行阐扬而根本用不着"翻译"；异域文明的吸收是一种外在的引进，必须进行翻译但丝毫谈不上“传承”。阐扬传承传统文明是对同一文化基因的转录，我们不过是改变一下言说方式，借鉴吸收异域文明是对不同文明元素的翻译，我们必须要转换一种不同语言文字。

关键词：转写 传承 阐扬 翻译 借鉴 吸收

早在春秋秦汉及至魏晋时期，生活在中国大地的文人士子就尤其关注人生自然和社会生活话题，自发创造了适合多元文化的学术语境。在那时，说客士子的自由言说跟贵族朝廷的意识形态并未分庭抗礼相互抵牾，而恰好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贵的理智之光阴差阳错地遭到了历史的篡改和曲解。当思想家墨子只被蔑视为能工巧匠，惠施的析辞辩言被误解为清谈玄言，那些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就遭冷遇漠视被无情践踏了。本来能够健康发展的话语系统被扭曲变形，“言意之辩”被视为“雕虫小技”，“析辞之言”被说成“虚妄玄言”。以辩证逻辑为基本方法的科学精神蜕变成为谶纬之学，这片反逻辑的思想土壤终究未能培植生长出含有科学逻辑基因的精神绿荫。司马光为我们描述了那个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的病态的社会形态，他在《资治通鉴·汉纪·卷五十六》中慷慨呼号：“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跷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以随之。不亦悲乎！”

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自古充斥着“天人相应”文化观念和浓厚的语言崇拜倾向。语言文字在现实生活中跟人们如影随形，汉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虔诚地认为借助某种形式的语言符号能够将仇敌置于死地，也坚定地相信自己同样可能被对手用语言符咒造成伤害。所以数千年来，人们会为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争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或者用诅咒谩骂宣泄愤懑报复对手求得心理平衡，要么省吃俭用慷慨解囊祈求巫师画个桃符护佑自身平安。在漫长的封建文化背景下，汉字被作为文化思想象征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真无邪的孩童会因为自己不经意的信手涂鸦不明不白命归黄泉，时运不济的饮食男女会面对一个莫名其妙的划痕诚惶诚恐顶礼膜拜。语言崇拜导致了数千年的语言治罪法律，造成了大量由误用或误解文字所引发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字狱”。官吏平民都有不少人深受“文化”之苦，有人甚至发出了“人生识字糊涂始”的哀叹。相比之下欧罗巴大陆诸多民族就清醒多了，他们将文字仅仅视为单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语言只是被用于进行社会交际，极少被当作“思想的直接现实”让它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以想见，在以天人感应为基本前提的文化结构中，远古的智者们非常惬意。他们在宽松自由的人文背景下，凭借想象的双翼徜徉于理想与现实之际而流连忘返。意象思维何其显得左右逢源。令人羡艳的中国古人，毋须请示汇报总结交流，也不必苦闷思维和缜密探索。他们能够虚构幻景以填补现实之虚，可以任自由理想横空驰骋。这种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造就了大量的说客游士。他们将自己睿智的思想精华书之于龟甲竹简纸帛，给后人留下了浩瀚的典籍。先民苦心孤诣将思想文字藏诸名山以待传诸其人，但时移世易辗转流传险些使它们成为鲜为人知的文化密码。汉代形成了经学神圣的时代风尚。一切精神文化事像，都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时代主流意识，秉承先王遗训的正统经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干扰了许慎对文字的语言学观察和思考，连文字辩析也鬼使神差般无意识地“止乎礼”——人们毕竟难以摆脱时代所强加的精神藩篱。对于自以为身处世界中心的中国历代君王，五光十色的异域文化简直是诡谲怪诞扑朔迷离。他们不止自己毫无必要感知学习，连民众也不得张望流连，否则即是里通外国罪恶滔天。

我们需要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守望整理，不必将宝贵的人生精力耗在翻译年轻诡谲的异域文化。可是近百年以来，人们将古代文化的转写传承说成“翻译”。当古今文化的继承“阐释”或“转写”被不当地表述为“翻译”后，于是乎古汉语教师都成了翻译官。这种称说本身就误导世人将古代文化遗产跟外来文化产品等量齐观混为一谈，全民学外语也因而成了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五千年中华文明为此已经付出了整整三代人的生命代价，莘莘学子怀揣价值连城的古老文化投身异域邯郸学步，最终抱椟还珠面对的是一傅众咻。时光老人如今终于光顾这片古老的热土。我们需要拿出奉献精神，利用中西合璧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手段，采掘蕴涵于中华大地的古贤生存智慧与人文精神，建构一种既秉承传统文化意蕴，又体现现代科学精神的文化文字学。实现这一目的无需筚路褴褛的开创，也未可一成不变地继承，但又确实需要稍微改变一下固有思维模式和拓展些许视野。这一学科的社会价值将远远超出其作为语言学分支的文字学本身的学科价值。

清代学者王筠曾经对象形字能够构制出多种类型汉字的事实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分析，并且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如象形兼指事、象形兼会意、象形兼形声的理论。王筠观察到的其实也都是以象形法构制各类汉字的实例。仅仅由于古贤在语言表述上的含混模糊，致使后世学者形成了语言跟语言学不分，也就是事实跟理论混淆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努力使得汉语中的“字”和“词”截然分明。彻底改变传统汉语言文字学长期以来因字词不分进而引起的一些语言文字理论方面的混乱局面。我们应该给予人们一种提示，今后大家在讨论“汉字”时，最要紧的是首先必须弄清，自己究竟是站在“书写单位”立场上抑或是在“语言单位”立场上。因为从语言学角度说，书写单位意义上的“汉字”不过是一种“记号”即许慎所称的“文”，而作为语言单位它则是一种“符号”，即许慎所称的“字”。在语言学意义上，语言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词”。只有迈出了这样极其简单同时也极其艰难的一步，我们才不至于屡屡重蹈古人的覆辙并始终深陷循环论证的泥淖进退维谷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