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艺术探索之旅

我相信人人都怀揣着梦想。这梦想和金钱、地位、权势以及欲念无关，和无时不在的诱惑无关。自从有记忆起，我的每个夜晚几乎都会有梦降临。梦境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梦境常有两种情况，一是熟睡中的人，真实地拥有了梦中之场景；二是现实中的人，祈望着未来，在想像中累积自己的情感和愿望，幻想自己的思索与理想。其实关于梦境，既属于复杂的心理、生理范畴，也是一个深奥的人生哲学难题。因而，弗洛伊德早在1900年就写了《梦的解析》，从人的精神分析的视角，解剖了梦这一无意识的心理现象，把梦看做是人愿望的满足。这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些使人不断寻找自我、觉悟心灵、感知未来的梦境，或者说梦想。

如此看来，无论是哪一种梦境或梦想，都是昭示人自身存在的一扇门或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门的两边，一边是世俗社会，一边是精神领地。如何开启这扇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和不同方式。

对我而言，文学和艺术，是我生长路上的银钥匙。我的祖籍是山清水秀、具有温泉之都美誉的黔东小城石阡。40年前，我出生在距此数百里的另一个县城松桃。我的名字里有个松字，除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之外，应该与之有一定关系。今天，松桃在我的记忆里，呈现一片空白，完全是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当我还未来得及记事，我们家就迁到离湘西很近的一个公社大兴了。即便是大兴，我并未留下多少深刻的记忆――我曾经在《发现》这篇小说中写到：“今天我翻开中国地图贵州分图，才猛然发现这地方离文学大师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县竟那么近，我把大拇指按在地图上，两个地名都沦陷在我的指纹间了。当然那时候我是不可能知道湖南或者凤凰县的，更不知道沈从文为何人。”在这儿长到三岁，父亲就调到武陵山区、乌江之滨的山城思南了。小学的时候，听大人们说起著名的大城市上海有一条马路叫思南路，曾经很是自豪，但直到有一天，我在上海的思南路上散步，也没有考证出此思南与彼思南有何关联。

童年时代记忆的空缺，实际上给了我无限的想像。当然，可能还有一种伤感的成分，或者一种寻找自己身体和心灵起源的成分。那时候我在乌江边看天，总被前面高耸的万石屯山峰和后面的五老峰遮挡了，我像个坐井观天的孩子，经常梦想：“天外天，是什么样呢？”

梦想是朝着两个方向：过去和未来。1987年，我高中毕业考入西安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我第一次坐上火车远离魂牵梦绕的家乡，经重庆中转来到古都西安。从此开始我漫长的人生寻梦之旅。

大学时代起，我开始描绘自己的梦想。我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中的大部分，都是写给故乡、写给那片记忆中的留白的。文学艺术上的收获首先给我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当然还有畅快淋漓的抒怀感和成就感。那时我还迷上了摄影，是学校学生摄影学会的负责人，拍摄大量关于故乡与异乡的摄影作品，举办了摄影个展。故乡与异乡，成为我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词。大学毕业留校，我握紧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银钥匙，让寻梦之路向远处延伸。不满足于文学的文字表达，我开始尝试用绘画的艺术探寻方式，感知自在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思维，包括水墨、油画，以及近两年的雕塑创作。我发现，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文学、摄影及造型艺术，都是相通的，一方面都有各自孤寂的秉性和特征，另一方面，它们可以交头接耳，相互转承起合、相互刺激与欣赏，共同给予我精神上的剖析、建构、拓展和启示。在它们的关照下，我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12年前，贾平凹先生曾书写“得自在”三个大字送我。如今，我调到北京工作已逾十年，仍然将这件作品挂于办公室中，这种境界和氛围常常陪伴着我。上世纪末，《延河》文学月刊发表我的小说专辑，约我写创作谈，我用了《自由的知觉》这个标题。自由的知觉，是我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应然状态，是我的精神姿态和艺术实践观。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创作？我说，因为有梦想。涉及到生存方式、精神体验、世界观、人生观等等，可作一篇很长的文章。也有朋友问我，艺术是什么？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尤其是我这样一个理工科背景的所谓知识分子，没有上过专业美术院校，没有进行过专业美术技巧训练，我不愿去奢谈艺术是什么。回想我的艺术探索之路，我的确不知道确切的艺术是什么，但是，我应该大概知道，艺术，不是什么。艺术不是空中楼阁和西洋摆件，不是物质和金钱，不是轻视和嘲笑，不是规章制度和定义，不是潮流和风格，不是某项发明和某个人的专利――是的，这一点很重要，艺术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它可以是人间所有爱的倾洒和表达，可以是宽容和真情，可以是哲学与感性，可以是每个人的生命助推器。

如果一定要说艺术是什么――我想，艺术，是一个人在寻梦旅途中心灵感悟所得景象的自然展现，以及他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情感迸发与精神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