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很“伤”城

“北京市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并且北京每年垃圾量以8%的速度增长；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万吨，每16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广州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也多达1.8万吨。”近期，《人民日报》的这则报道，把“垃圾围城”这个沉淀已久的问题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截止2013年）中国有1/3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垃圾问题始终如影随形，其危害日益凸显。

“垃圾围城”日益严重

2010年6月，一场特殊的摄影展――《垃圾围城―王久良之观察》，在北京宋庄美术馆揭幕，王久良用镜头向公众呈现了北京垃圾围城的状况，让人触目惊心，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

实际上，早在1983年，北京曾进行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北京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包括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等。随后，北京市政府斥资23亿元，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二十多年后，北京的垃圾巨兽卷土重来，并且来势更加凶猛――日产垃圾18400吨，垃圾处理缺口8000吨，67%的高缺口率，如一颗巨型“炸弹”，隐藏在城市地下。

不独北京，“垃圾围城”是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垃圾已经堆得和周围的小山一样高了。”在湖南湘潭，双马垃圾处理场工作人员向来访者介绍到。双马垃圾处理场2003年投入使用，原本设计使用15年，但是由于垃圾量飞速增长，现在早已“爆棚”。

“从2006年的1700吨到2010年的3700吨，长沙的垃圾5年便增长了一倍多！”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场长冷朝强无奈地说，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设计使用年限34年，但这座2003年启动的填埋场，如不进行扩容，最多还能使用十二、三年便会被悉数填满。

老虎冲和大辛垃圾处理场，这两个位于沈阳的垃圾处理厂设计使用年限分别为40年和16.5年，计划日处理总量为3500吨。但近几年垃圾处理量不断增长，沈阳的日产垃圾量已经由2005年的3000吨激增到7013吨，远远超出了预期。

有媒体报道称，中国1/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围城”困局。另有数据指出，现在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的城市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中国城市固体生活垃圾总量居世界前列，每年产生垃圾1.5亿吨，累积存量已达70亿吨。垃圾增长率居世界首位，高达10%。

更另人担忧的是，“垃圾围城”现象正在向农村蔓延。日前，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就指出，全国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每年产生生活垃圾2.8亿吨，不少地方还处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状态。

“垃圾围城”成为城市发展的掣肘

“垃圾围城”日益严重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垃圾处理能力的整体不足。

根据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的统计，2011年，全国657个设市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1.1%，其中20.1%为直接堆放或简易填埋。以当年城市垃圾清运量1.64亿吨计算，仅上述657座城市，当年已堆积未处理的垃圾就接近5000万吨。

大量垃圾的堆积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掣肘因素。不久前刚刚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北京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满封场。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就需要3200亩土地。

目前，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面临同样的窘境。深圳市日产垃圾已超过1.2万吨，其焚烧处理率仅43%左右，土地紧张使其垃圾处理问题更显严峻。在日产生活垃圾4500吨的南京市，现有的水阁、轿子山和天井洼三个填埋场，即将饱和封场。其中，天井洼填埋场已严重超负荷运行，如不兴建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南京江北地区产生的千余吨生活垃圾将无法消纳。

在珠三角地区的一些镇区，垃圾无处处理的困境也日渐凸显。东莞市虎门镇，这个曾经因林则徐禁烟而闻名遐迩的工业重镇，如今已垃圾成山。位于虎门镇大岭山林场的垃圾填埋场占地160亩，现如今按珠江水面为基准测算，“垃圾山”已高达82米。

即使是被我们称之为东方明珠的香港，700多万人口汇聚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量人口产生的数以万吨计的垃圾一直是让香港特区政府头疼的事情。垃圾场即将饱和，新产生的垃圾如何处理，这成为摆在香港特区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表示，垃圾围城问题虽早就被提出过，但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很多城市都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走了弯路，前期只是简单堆放、填埋，给日后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对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广大中小城市，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变得步履维艰。

“垃圾围城”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日益凸显

东莞市虎门镇远丰村，一个400余人的村庄，因为村后的垃圾山，6年间9人得癌死亡，2009年时被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冠以“癌症村”的称号。“垃圾围城”，与PM2.5或水土污染一样，渐渐显露出对人类生存健康的潜在风险。

目前，我国仍有不少城市的垃圾露天堆放，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垃圾堆放场成了一个污染源，蚊蝇孳生，老鼠成灾，臭气漫天，大量垃圾污水由地表渗入地下，对城市环境和地下水源造成严重污染。

其次，填埋是国内许多城市最常用的垃圾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处理费用低、方法简单，但容易造成地下水资源的二次污染。沈阳市曾经对35处填埋场中的10处进行钻探取样，分析填埋场的地下水质状况。分析结果发现：地下水质恶化，污染严重，水体混浊发臭，水中均检出厌氧大肠杆菌；垃圾断层样品均检出有毒有害物质。

“渗沥液是填埋处理不可避免的产物，由垃圾中的有机物在填埋后发酵产生。大量积存就可能增加渗漏的机会。”沈阳市环卫处垃圾科副科长陈勇说，“由于垃圾分类不到位，垃圾中难免会含有各种有毒物质，如果防渗漏措施不完善，含有毒素的渗沥液就会污染地下水，后果很严重。”

而在农村，许多地方垃圾管理严重缺位，农民提着自家的垃圾，随意倾倒在马路旁。一旦刮风，五颜六色的塑料袋等垃圾便在空中飘荡。在广西宜州市三岔镇三岔村，一条流经三岔村的小河，过去曾是村民们游泳、洗衣、洗菜甚至饮用的水源，如今却已成为污染严重的垃圾池，塑料袋等生活垃圾漂浮，曾经的清澈河水难觅踪影。类似的案例，在广大农村地区大量存在。

垃圾不仅影响着农民的生活环境，也影响着人畜的健康。由农药瓶、废电池等混合构成的农村垃圾已产生毒害化趋势。同时，随着养殖业的壮大，如猪粪等批量产生的禽畜粪便以及禽畜被宰杀后的废弃物无法消化，同样对周边的空气、土壤、水源形成污染，成为畜禽疫病、寄生虫病和人畜共患病的传染源。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带来了垃圾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垃圾处理观念未被广泛接受，垃圾分类工作未能普遍实行，各地政府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垃圾处理管理体系，使“垃圾围城”成为难以破解的棘手问题，成为困扰社会发展的生态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