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体会和平

2008年8月8日晚，北京，鸟巢中央。气势恢弘的活字“魔方”应声变换，展示出巨大的汉字――“和”，一名在场观看的津巴布韦高级警官“马修”被彻底震撼了。“马修”在发给中国珠海一位朋友的电邮中，谈到奥运会，连用了几个“Great!”

“马修”的中国朋友是拱北海关缉私警察刘新。2002年10月开始、同在东帝汶维和一年的经历，成为联系彼此的精神财富。

偶然的机会

2001年8月，25岁的刘新没和家人商量，就做出了报名参加公安部组织的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培训资格考试的决定。

要成为一名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条件相当苛刻。除了要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和较好的政治素质外，还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要在口语、听力、写作方面都十分出色。当时全国200多人报考，其中海关缉私警察10人。刘新顺利通过了初试。2002年3月至5月，她前往河北廊坊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培训基地，参加为期两个月的集中培训。

集训非常艰苦，除军事地形学以外的12门课程全部采取英语授课，维和专用术语、生僻的单词铺天盖地而来，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严格的驾驶和射击训练让人一时难以适应。单是驾驶，就要求学员在80米内完成将车速从零加至60公里后紧急刹车的全过程。同时还要求以40公里的速度跑“s”桩，车轮距桩只能是80厘米。射击训练，更规定从拔枪、压弹、上膛、射击整个过程不能超过5秒，5发子弹必须全部击中25米外靶位上巴掌大的胸环靶。

两个月“雨天一身泥，晴天一嘴沙”的日子，艰苦的擒拿、对打、格斗对于参加培训的男同志来说都很难忍受，更别说女同志了。擒拿格斗中，当她的身体被抛到半空中时，她会在心中暗暗叫“妈妈”，一次又一次跌倒了再爬起来，摔伤了就涂点药膏。凭着顽强的意志和艰苦的训练，刘新顺利完成了体能、驾驶技术、武器使用、英语、国际法及人道主义救援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训练。

4月25日，由联合国官员组成的甄选小组对参加培训的中国警察进行了“突然死亡”式的资格考试。刘新在15分钟内阅读了单词量达四五千个的英文案情报告，简洁、准确地用英语回答了10个问题，并清晰流利地解答了考官的提问。当听到考官们一声声“ok”后，她知道自己通过了。

维和在东帝汶

2002年10月26日，刘新与同批40名中国维和警察抵达东帝汶首都帝力，经过一系列培训和考核取得联合国维和民警身份。

位于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东端的东帝汶，历经战乱，满目疮痍。1999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安理会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维和警察在过渡行政当局的指导下承担着维护东帝汶社会治安的职责。

经过制宪议会(议会)、总统选举，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国际维和警察的重要任务是帮助政府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重建家园，恢复和平。

然而，和平的进程异常曲折。

在去东帝汶的路上，刘新曾幻想着能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来了以后，觉得有把椅子就可以了；再到后来，子弹数次从刘新的耳边飞过，她觉得能好好活着就知足了。

动荡和战乱给一个国家留下太多灾难。被烧黑了的、没了屋顶的房子随处可见，大多数当地人住在铁皮搭建、潮湿闷热、简陋的住房里，公路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

从东帝汶归来的人士这样告诫刘新：那里的社会治安很差，睡觉的时候，记得要把枪放在枕头下，子弹上膛。

2002年12月，刘新亲身经历了东帝汶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骚乱――“12・4”骚乱。骚乱开始，她作为增援警力被派往警察总部。枪声擦着耳边呼啸而过，被烧毁的商店的滚滚浓烟几乎染黑了半边天，总统古斯芒赶到现场，不但未能制止事态的发展，还遭到石块袭击，不得不被直升机接走。

刘新被编在第三行动组，催泪弹打出的烟雾使他们泪流满面，大家就学着老警察的办法，互相用矿泉水冲洗眼睛和鼻子。对峙中有人不断向她掷石块，警察总部受到多次冲击。她到东帝汶的第一天所住的一间旅馆也被焚毁，一位在此居住的美国同事丢失了他的证件、钱和全部行李。

也就在那一霎那间，刘新突然感觉到和平的珍贵。这激发她忠实地履行维和警察的职责――帮助当地人民恢复和平。

我代表CHINA

初到东帝汶，刘新被分配到帝力市局作巡警，这是维和任务区的最基层，也是最危险和最艰苦的岗位，刘新每天平均巡逻10多个小时。巡逻车类似于北京吉普，没有空调，年久失修，开起来咣咣作响，停下来则像闷热的蒸笼，她经常大汗淋漓几近虚脱，靠吃维生素和巧克力补充体力。

除了在车上巡逻，还要步行巡逻，巡逻时必须全副武装，手枪、手铐、警棍、电台，还有一种防身用喷雾剂从不离身。“12・4”骚乱后形势更为紧张，组织要求他们随身携带护照以备紧急撤离。巡警并不是在马路上巡逻一下就完事，小到夫妻吵架，大到爆破、杀人、制止暴乱等等都要管，交通繁忙时还要指挥交通。

有一次半夜，她和一名同事接到命令，到一个墓地附近待命。漆黑、寂静的夜晚，炎热、窒息的气氛让人毛骨悚然，她克服了恐惧心理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一天凌晨，他们在巡逻的路上发现了一具被海水冲上岸的女尸，为了保护现场，她守着这具被海水泡白的尸体直到调查人员赶来。

平时他们还负责押送在押犯人去医院里接受治疗，整个治疗过程警察都需在场，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混杂着各种气味的屋子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汗流浃背，连脚上的靴子都湿透了。

但每当她处理完一起突发事件，平息一起民事纠纷时，每当看到当地人民对着她竖起拇指喊“CHINA”时，所有的辛苦都会消失殆尽，一股民族自豪感在心中升起。

有人问刘新，你为何能如此坚强？她不假思索地说：“因为我代表中国。”有一件事刘新印象很深。“12・4”骚乱之后，有情报反映一当地人家中藏有一箱手雷，由于此人以前是民兵，比较危险，维和警察马上抽调人手参加行动。战前动员时，指挥官提出：如果有人不能去，可以提出来。当时确有个别国家的警察临阵退缩了，事后大家提起的不是他们个人的名字，而是他们的国家。有个中国同事被安排在第一组，他首先冲进了怀疑藏有武器的房间。事后她问他当时害怕吗，他说害怕，但有一个念头更强烈，那就是决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刘新深知，他们的言行举止反映的是中国警察的形象和素质。与外国同事的交往，她不卑不亢，打破他们的偏见，吸取他们的长处。一些外国同事受其媒体影响对中国怀有误解，她就尽力用其所知道的事实去解释；对某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则毫不客气地予以驳斥。当“神舟5号”要飞向太空时，一名澳洲的同事怀疑杨利伟能否顺利回来，几个在场的中国同事异口同声，斩钉截铁地说：“杨利伟一定会回来！”

在艰苦的维和日子里，她凭实力赢得尊敬，靠真诚赢得信赖，她与来自十几个国家的维和警察建立了诚挚的友谊，任务结束时，刘新获得了联合国和平勋章和东帝汶警察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