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营垒中的领袖是如何变质的

进化论告诉我们，生物进化的道理是优胜劣汰，但在政坛上，人们通常以为的优秀人才往往被淘汰。这种情况，未必都发生在政治不清明、阿谀公行、贿赂卖官之时――某些政党，尤其是从威权时代奋争起家的政党，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时候，越是强调道德至上，最终这个党的领袖人物偏偏最没道德。

终于被关押了，这让许多人松了一口气。戏剧性的是，特侦组提请声押之后，到了法院的，居然声称遭到了法警的殴打。试想，在台湾蓝绿斗争如此激烈，绿营动辄把陈案视为政治迫害的气氛下，有谁会节外生枝，敢于殴打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前总统”？更何况整个过程媒体全程监控，绿营民众到场，众目睽睽，就是有心为之也没有机会呀。此举最容易让人联想的是――街头“混混”自己用砖拍破脑袋，然后诬告人家打了自己。

这个，其实已经创造了许多个“世界第一”。在他的女婿被揭发、一审被判有罪，自己也深陷国务机要费案的时候，在百万人上街要求他下台的时候，居然能硬挺，就是不下台，不认错。世界民主政体范围中，找不出这样的人。不认错的人是有的，比如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就给当年的窃听行为找借口，但自请下台是必须的。事实上，许多人所谓的过失哪怕是风传，都会辞职下台。更荒唐离谱的是，在家族海外洗钱已经被证实，诸多贪污弊案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居然有脸大剌剌地全台“跑透透”，到处宣称他如何遭到的政治迫害，将自己打扮成为了而牺牲的悲情英雄，甚至已经被瑞士银行扣押的7亿台币，也被他说成是的建国基金。这样脸皮超厚的人，莫说民主政体里找不到，就是威权政体里也很难找。事实上，不是民主政治中的政治人物，也不是威权体制下的政客，甚至连过去的黑道人物都比不上。帮会人士也许会做很多不法的事、的事，但做了之后人家至少会认账。的人格水准，充其量只是个街头“混混”。

这样一个“混混”，怎么会变成的领袖，而且是这个党历史上声名最显赫、影响最大的领袖？

应该说，自党外时代开始，人绝非一个不讲道德的群体。事实上，在威权压制下奋斗的人，即便是迫于形势，也得格外注意自己的道德形象，非如此不能反抗压迫、凸显自己的诉求。的几代领导人中，也不乏人格和道德相当出色者。但吊诡的是，权力或者暴政的压迫虽然人人痛恨，但其本身是有毒害性的：反抗暴政的人，不知不觉会有暴政的人格；反抗权力压迫的人没准会喜欢以同样的方式压迫另外的人。对付压迫者时，犀利、激烈、不宽容；对待别的人，甚至是跟他们同样受压迫的人，也同样不宽容、犀利、尖刻。道德成了批判甚至清算同辈的武器，而自己则高居道德制高点上。

鉴于同样的理由，凡是被压迫的群体，在反抗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会认同那些特别能战斗之辈，只要这些人的战斗能给他们出气，能获得成效，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同辈的拥戴。战斗的热情、战斗的气氛，将这些人可能有的人格缺陷统统遮蔽。不是这些人的人格缺陷没有展示出来，而是群体中的多数人，实际上被自己的悲情和激情遮蔽了眼睛。即使有个别明白人，也会认为这是斗争的大局需要，且暂利用，因而放松了警惕。待到那些人羽翼已成，势力壮大，党的大局就变得更大，明白人就是再明白也只好三缄其口。有的时候，对手黑，我们也要黑；对手，我们需要流氓。反抗营垒中的领袖变质，每每在不知不觉中。所谓道德和清廉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早就变成了打人的棒子。

反过来，那些讲求操守之辈，一方面由于自己的清高，一方面由于自己斗争的“不彻底性”，往往会被逐渐淘汰，退出党的舞台。从林义雄、许信良、施明德到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好人”退出，党却变得更加有战斗性，因此也就更有成效，甚至过早地迎来了在岛内执政的机会。当然，这个结果也部分地毒害了这个党，使之长久地陷在悲情和斗争性中难以自拔。即便自己执了政，仍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为家常便饭，选举造势也一样凄凄惨惨，悲情无限；失去政权时，不在如何夺回选民上打主意，而是重回街头诉诸暴力。

正因为如此，怎样也无法被切割。在部分人眼里，比较起来，现任主席的斗争性差了很多，实在出不了气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