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著述原则

【摘 要】“考信于六艺”的说法源自《史记・伯夷列传》开篇：“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作为列传――这一由司马迁开创的独特纪传体――的首篇，作者开门见山地提出这一观点，不仅是写作这篇列传所遵循的原则，而且对整个列传体系、乃至对整部《史记》的写作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六艺”的含义、它在《史记》篇章中的体现以及司马迁提出“考信于六艺”的原因是考察这一著述原则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六艺；太史公；史记；列传

一、何为“六艺”以及史记中关于“六艺”的说法

考察《史记》之纲――《太史公自序》一篇中，多次提到了“六艺”的说法。首先在司马迁引述其父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提到儒家时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太史公自序》）其次在文末谈及到全书时有：“序略，以拾遗补艺……”在“以拾遗补艺”一条下有裴集解：“李奇曰：‘六艺也。’”和司马贞索隐案：“汉书作‘补阙’，此云‘艺’，谓补六义之阙也。”（《太史公自序》）其实，早在董仲舒时期，他就说过：“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显然，六艺是归于儒家的。

儒家的首要代表人物就是孔子，于是太史公在后文提纲挈领论及全书每一篇写作意图至《孔子世家》时说道：“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而在《孔子世家》正文中提到孔子对“六艺”的贡献：“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在赞语中太史公感慨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除此之外，太史公还在如《儒林列传》中提到“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封禅书》中“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后百有余年，而孔子论述六艺。”而《滑稽列传》中引到孔子的话：“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由此看来，“六艺”最权威的定义便出自孔子，即《礼》《乐》《书》《诗》《易》和《春秋》，以及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六种文化精神或六种类型的教养”。这与太史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有关。例如十岁跟随孔安国学习古文，之后游历山川，特别是到孔子的故乡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尽管父亲仍是黄老思想的继承者，但是到迁这里依然接受并认同了儒家的观点，以儒家经典“六艺”为宗，也就不奇怪了。

“考信于六艺”，即从六艺中得到验证与依据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除上述所引外，还有如在《外戚世家》中总起来依据六经，以说明夫妇在人伦中之重要的：“《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货殖列传》中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是俗之渐民久矣。”《淮南衡山列传》：“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等等，不胜枚举。

二、考信于六艺的原因

在我看来，“考信于六艺”，或者说具体的这六种经典，不仅是太史公写作时遵循的原则，更是他写作史记的原因；不仅在文风和写法上面对他有所影响，更在思想层面上贯穿了整部《史记》。下面我将分而述之。

（一）“考信于六艺”体现出的严谨、求实的文风

以“考信于六艺”这句话的本源出处――《伯夷列传》为例。在“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一句下有司马贞索隐按：“‘说者’谓诸子杂记也。然尧让于许由，及夏时有卞随、务光等，殷汤让之天下，并不受而逃，事具庄周让王篇。”张守节正义：“经史唯称伯夷、叔齐，不及许由、卞随、务光者，不少概见，何以哉？故言“何以称焉”，为不称说之也。”就是说，太史公在写作《史记》时，面对庞杂的材料，必定有所选择和删减，而这选择的依据就是六经。不仅是那些没有记载于书面的逸闻轶事会多加采选，即使是记载于书但是非六经之内的也不与取用，如对记载在《庄子》内的故事也存有疑虑。太史公之所以取夷、齐之事而不取许由、卞随、务光等，“一以其戾于虞夏之文而疑，一以其不为孔子序列而疑”1。即使对于夷、齐，太史公也仍然“睹轶诗可异焉”，伯夷叔齐于首阳山所作轶诗既为删定《诗》的孔子所不取，而且孔子在《论语》中对夷、齐的态度（“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与轶诗中不同，这其中便又有疑问了。这就是“考信于六艺”的最好体现。

其实何止列传，“首段自明本纪托始五帝，世家托始泰伯，列传托始伯夷，皆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2也就是说，作为以人物为核心的纪传体书写，史记有以下原则：

首先在选择哪些人物该写、哪些人物不该写的时候，太史公会依据“六艺”经传记载，将没有加载的人物排除掉或者存疑，总之不会在主要人物的地位上出现。

其次，在写每一个人物的事迹时，又会根据“六艺”，择取可信的材料。如《刺客列传》最后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即使《燕丹子》中记载“丹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丹乃仰天叹，乌头即白，马亦生角。”《风俗通》及《论衡》皆有此说，仍云“厩门木乌生肉足”，但是太史公认为不妥而不取。《大宛列传》中说“言九州岛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第三，同一人物或同一时代，也不全依据一本经典，而是可以根据太史公自己认为可信的来选取。如《殷本纪》中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

最后，也是他严谨的一点，即如果他认为有疑问，也会保留下来，供后人参考。如《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另《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颇有所不尽本末，着其明，疑者阙之。”尽管太史公从《春秋》《国语》等处广加考证，但仍担心学力不足而保留了一些不同意见。也许这也是借鉴了孔子所谓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第二》）。

另外，在文体上，如《太史公自序》的写法，“子长此意，盖欲比拟《尚书・序》耳，即孔安国所云《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3也是多少借鉴了六经中的一些安排。

（二）“考信于六艺”体现出的思想层面原因

早在与壶遂讨论自己写作《史记》的原因时，太史公就表明，他之所以盛世修典，是“述旧闻”而非“作”：“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下转第252页）

（上接第251页）之所以要通过参考六艺经传以得到所谓的“故事”，即写作材料，是因为在太史公心目中，“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自序》）在太史公看来，《礼》《乐》《书》《诗》《易》和《春秋》这六者互相补充，《礼》来整顿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是奠定一个社会秩序的基础，最大长处在于实践；《乐》可以缓和由礼带来的过分的矛盾冲突，使人平和；《书》记载历代先王之事，为社会政治建设提供一种先验和模式，适合后世治国者参考；《诗》记叙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繁衍生息；《易》将天地间许多隐微不明的道理明确表现出来，放诸社会生活中；《春秋》则更加重要，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六部经典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代表了古代社会最理想的风貌。另外，“文自流经之外，其是非鲜不缪于圣人者。……顾迁之为此史也，亦不必文尽由己，乃杂采古史旧闻，以及《诗》《书》《左传》《国语》《国策》诸书，而裁以己之法度，即能使读者忘其旧，而只见为迁文之美。”4这也是一种说法，即将古之旧闻融入自己的笔法之内，已流传后世。

但是在我看来，尽管太史公对壶遂信誓旦旦说“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他所说的盛世修典以布闻圣德的理由实在是表面的。从整部史记的语言风格来看，虽然我不认为太史公完全是继承《诗》《春秋》等的讽刺传统，但是我相信那种客观叙述、求实阙疑的精神是与六艺一脉相传的。因为在我看来，譬如“《诗》是如何成‘经’的，”只是在西汉立博士后才有了更多对这些作品的经传释义和道德解读，加入了很多讽刺意味和政治影射，原始的文本，包括作者的意图，可能并非有那么多的想法。但是在当这些作品成为“经典”时，被彰显的往往是文字背后的引申含义，后代作家模仿和继承的也往往是那些深藏于表面以下的心照不宣的文字功用。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那种作者通过无数次实践与文献考察而得出的纪实风格与理性色彩却被忽略。这恰恰是司马迁发现并继承下来的。也许他并无意去讥讽什么，他只是将自己的见闻与古代的经典结合起来，为读者最大程度呈现出事件的原貌。当然，一个历史学家是要站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来叙述事情的，但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观点给予包容和理解，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予以保留，这需要非常大的自信与勇气。太史公恰恰做到了，而正是由于他这样，反而是作品呈现出一种无人可及的讽刺效果，一种睥睨于天下的风范。这才是他之所以“考信于六艺”的深层原因。

另外，还有一些太史公个人层面的原因，促成了他要从“六艺”之处吸取营养。首先是父亲司马谈临终前对他的嘱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次是遭李陵之祸后，“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对于自小密切接触“六艺”的太史公来说，在选择人生重大路途，或是在遭受巨大挫折面前，当周围的朋友都在他受祸后离开的时候，唯一能够给予他精神上动力和慰藉的就只有儒家的这些经典。而正是其中的广博的营养，让他受益无穷。

注释：

1 方如：《集虚斋学古文》，选自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 编：《历代名家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第543页。

2 姚永概：《慎宜轩笔记》，选自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 编：《历代名家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第547页。

3 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五，选自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 编：《历代名家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

4 吴见思著，陆永品点校整理：《史记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宋）裴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中华书局，2000.

[2]（清）吴见思，李景星著，陆永品点校整理.史记论文・史记评议[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韩兆琦.《史记》解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杨光熙.司马迁的思想与《史记》编纂[M].齐鲁书社，2006.

[7]陈曦.《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M].中华书局，2007.

[8]陈桐生.《史记》与诸子百家之学[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