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方小说看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图景

时间:2022-08-23 11:27:46

从方方小说看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图景

[摘要]作家是城市文化的探寻者,也是城市精神的体现者,在武汉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作家方方,始终将自己的视线投射到武汉这座城市,带领读者进入武汉不同侧面的历史,探索“人”与“城”的关系。本文试图透过方方的作品,去寻找大武汉近现展的足迹,去研究方方是如何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现武汉发展的历史图景的,去思索武汉今后的发展。

[关键词]大武汉;汉口;武昌;历史图景;变迁

城市,伴随着人类的文明的演进而发展。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变化的;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城市已成为时代文明的一张靓丽名片。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也有“江城”、“火炉之城”、“百湖之市”、“华中重镇”、“东方芝加哥”等别称美誉。这些名称既道出了武汉这座城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地貌特点、气候变化、商业传统,更彰显了武汉独有的文化特征。

作家方方始终带着启蒙者的批判眼光和悲悯情怀,怀着一个武汉市民的责任,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书写这座城市的百年沧桑,诠释城市的发展变迁,延续城市的文脉。

一、大武汉的近现展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只有两座城市被冠以“大”字。一个是“大上海”,另一个就是“大武汉”。武汉作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商业城市,是在明朝中后期汉口兴起后。当时的汉口是中国内陆最大的集散地,呈现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景象,成为当时的“四大名镇”之一。

1661年,汉口开埠,成为中国第一个特别市,即现在的中央直辖市。大汉口与大上海共享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芝加哥”。

武汉发展成为强大工业影响力的城市,是在晚清张之洞督鄂之后。1890年诞生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武汉一跃成为与天津、上海并列的“晚清三大洋务中心”和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对外贸易口岸。张之洞这一个人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

武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成功让“大武汉”的荣光达到了历史顶峰。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形,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唯一的两个大都市——上海和武汉同时被列为直辖市。几年之后,武汉的命运出现了一次巨大的转折,被降级为副省级城市。但是,作为华中地区的中心,武汉拥有比周围城市更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资源。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一大批“武”字号的大型国营企业和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武汉的经济总量已经处于全国前三位。可是,武汉这座近代史上的功勋城市,并没有赶上改革开放的脚步。随着长江黄金水道的衰落,这座身处内陆的城市在全国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与沿海开放城市渐渐拉开了距离。近几年来,中部崛起、两型社会、武汉8+1城市圈等政策让人看到了武汉东山再起的曙光。

近千年的商业文明积淀,近百年的现代工业基础,建国以来积累的科教资源,武汉这个被农村包围着的城市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型的市镇向现代型的工商业都市的变迁。它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着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乡土文明、商业文明的对峙。这就决定了武汉城市文化处在中外杂糅、新旧参半、逐步转型的多元并立状态。

二、汉口:昔日的繁华,今日的变迁

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从汉阳析出,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的格局。通过水路的链接,汉口成为了中国内陆的最大集散中心。满载着商旅和货物的船只,在汉水边驻足、集散,形成了码头、街市,汉正街就这样渐渐形成。因商而兴,商业贸易成就着汉口昔日的繁华,也推动着汉口今天的发展。作为对地域文化十分敏感的作家,方方的小说中不难读出“汉口的沧桑往事”。

《落日》借助丁老太在在喝下敌敌畏后昏迷中意识的流动,回顾了自己一生含辛茹苦的经历:十五岁成了孤儿,在姑母家当小工,祖父死后就在四官殿一家店里扎花灯,扎花店失火后到“新市场”的“大舞台”做清洁工,解放后拣过十五年破烂,卖过冰棒,帮人洗过衣服,扫过马路,扛过码头,一生辛劳。借丁老太的回忆描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老汉口四官殿、六渡桥一带的热闹嘈杂。

丁老太父亲的茶馆坐落在汉水边上,生意颇好,且当时六渡桥、江汉路、汉正街类似的茶馆比比皆是,可见当时的汉口商旅络绎不绝,往来如梭,茶馆自然是她们最好的歇脚、谈生意的处所。在四官殿、六渡桥、汉正街、江汉路,收荒货的、挑粪的、开船的、拉黄包车的、开铺子的、理发的、扛码头的、卖冰棒的、扎灯扎花的、唱戏的、杂耍的,应有尽有;商人、小贩、车夫、船夫、挑夫、清洁工、手艺人、理发匠、拆白党,三教九流,熙熙攘攘。

当时汉口的繁华不仅表现在商贸上,还显露在文化中。小说中用了一定的笔墨介绍了“新市场”这个热闹之地。“新市场”是汉口最早的大型娱乐中心,曾叫“血花世界”,后来叫“民众乐园”。里面有“剧场、弹子房、阅报室、溜冰场、餐厅、商场、室内花园、哈哈镜、溜冰场等,还外加演杂耍的雍和厅、演戏的大舞台和新舞台等”。汉剧、京剧、楚剧等戏剧事业如花团锦簇般繁华。尤其是汉剧,在“新市场”的“大舞台”每晚演两场,场场客满,常演不衰。梅兰芳、李万春、程砚秋、谭富英等京剧名角还专门到“大舞台”演出,震动全汉口。当时盛行着“货到汉,戏到汉口红”一说,可见,武汉曾是京、汉、楚三大剧种成长的摇篮。

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写了一个汉剧名角“水上灯”的传奇人生。通过一群汉剧艺人演绎着复杂的人世、曲折的人生、幽微的人心。这盏汉剧王国的“明灯”年轻的时候在与外界的不懈抗争中伤痕累累,却在顶峰时期悄然隐退,后来竟变成汉口破旧里份(指的是小巷子)里的一个平淡无奇的老太婆,最后因“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而静静死去。

方方把小说的历史背景设在了民国时期的武汉三镇。作品巧妙地以“水上灯”的传奇人生,铺演出20世纪上半叶武汉斑驳而复杂的城市历史。“时间”便是“人”的命运与“城”的历史相关联的结点。从1920年到解放前夕,水上灯出生、成长、命运沉浮;武汉城也是起起落落:如1931年的一场大洪水造成老百姓损失惨重,抗战期间田汉动员艺人捐金,十姊妹为抗日募捐上街卖唱,还有日本人在举水河杀人的场景等等,都被她撷取进了小说中,让笔下的故事有了赖以生长的土壤。“城”与“人”,都在“时间”的历史规约下,显出如醉如泣,如歌如梦的“往事沧桑”。

“汉口虽然有辉煌的过去,但无论怎么比,如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比以前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社会治安、城市交通、街头卫生、公共设施等等所有城市里的重要元素都比以前强得太多。”民国时代的汉口,对于方方来说就是一堆史料而已。“如果让我形容过去的汉口,我只能说它是在动荡不宁和杂乱无章中渐渐成长和发展。”

三、武昌:城的记忆,人的沧桑

武汉三镇,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汉口一直是商业重镇,以经济繁华著称;汉阳因张之洞的汉阳钢铁厂闻名于世,想起“汉阳造”就给人一种刚强而有霸气的感觉。相对于汉口、汉阳而言,武昌的政治文化氛围更浓。

武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始建于1800年前的战国时期,有丰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三国时期孙权在今鄂城建都,名武昌,寄托着孙权“以武治国而昌”的愿望。不久在现在的蛇山筑城,称夏口。公元280年,晋朝将江夏郡改为武昌郡,即为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后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时曾设武昌府。辛亥革命后改江夏县为武昌县,武昌才成为正式名称。可见,武昌这个名称因“武”而起,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免不了总和战争联系在一起。

在历次朝代更替中,武昌有四次大规模扩建记载,而最大一次扩建是在明洪武年间,共设九座城门;清末,张之洞督鄂时修缮城墙和城门,并增建了通湘门,极大地便利了武昌城的通衢之道。张之洞离鄂后,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武昌城基本保持完整无缺。近代以来,武昌城主要经历了两次围城之战。一次是太平天国时期,另一次就是1926年。当时,北伐军一路高歌北上,北洋军吴佩孚部在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战两败,退逃入武昌城,并奉命固守。9月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进行异常艰苦、惨烈的攻城战,武昌人民饱受屠戮和饥饿创痛,死伤无数。两军对峙,直至10月10日城破,前后共40天。战争前后,城外民宅几乎都被轰为灰烬。1927年,武昌官方以建设为由,开始拆城。从此,武昌城结束了千年城墙的历史。

方方的《武昌城》讲述的就是这四十天的“攻”与“守”。它带领读者同时进入攻守双方的前沿阵地,零距离地面对战争,体味其中各种人的复杂境遇和人性的大善大恶。攻城的梁克斯、守城的马维甫都是平平常常的武昌人,战争让他们成为对手;每个人走的路、经历的心路历程都没有错,但现实却是万千生命都在这一战事中消失,成千上万的家庭流离失所,每个经历者痛彻心扉的一段时间只汇成了教科书中毫无感彩的一小段文字,这就是我们经历的历史,一想让人唏嘘不已。方方用不同的叙述基调,将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价值、各种生命情感,都给予了珍重体贴的表达和抚慰。

《攻城篇》中热血青年梁克斯一心革命,追随北伐军一路北上,好不容易参加叶挺独立团,想方设法加入攻城先遣队,谁知一枪未发就在攻城战中摔断双腿,被困武昌城墙宾阳门洞里,上面是敌兵,外面是战友,护城河边短短的距离成为了天堑。之后是表哥和同学的数次营救,死伤惨重,最终没有救出去,围城期间在城门洞里渴饿而亡,等北伐军攻入武昌时,尸体都已发臭。

《守城篇》中主人公马维甫奉命守城,尽忠职守,数次打败北伐军攻城部队,战功赫赫,颇得上峰赏识,却无法保障亲人的安全,深爱的表妹逃避散兵游勇而投井身亡,却无法追查凶手;眼看着熟悉的武昌城饿蜉遍地却无可奈何;看到武昌百姓陷入痛苦之中时,想营救他们,而他所受的教育又使他不能随意叛变。他必须忠诚,必须恪守职责。所以他的内心一直在挣扎,良心和人格进行着激烈的冲突。他想救百姓,但又不想毁掉人格,他想保全人格,却又不忍让百姓受如此之苦。最后他选择了良心,但自己却遭受灭顶之灾。马维甫在军人的服从和正常人的人性间进行着心路历程的抉择。

方方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明了历史中“城”与“人”在外部战争的压力下承受着转变的痛楚和沉重。

透过方方的小说,我们可以读到一个生动、鲜活、在历史中行走着的武汉。尽管近现代历史上它经历了三次崛起,但终因涣散守中、小富即安的内陆品格在当下落后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诸多城市,也因武汉市民的土俗、粗蛮、精明、泼辣让社会对武汉的评价话语中毁誉参半,毁胜于誉,错失不少发展的良机。

武汉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和山水园林城市,在新世纪的征程中,更应该发挥出文化内核中海纳百川、兼包并蓄、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积极因素,去粗存精,去旧立新,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塑造现代城市文化。

作者简介:贺汪波(1975-),女,汉族,湖北大冶人,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文化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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