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方小说的武汉书写

摘要：方方小说的叙事背景几乎都在武汉，至少也与武汉息息相关。武汉地域文化滋润、培育、成就了作家方方，作家方方也以自己孜孜不倦的勤奋创作丰富、充实、拓深了武汉地域文化内涵，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立此存照”，构造了文学武汉的“平行空间”。方方通过对武汉市民文化的“零距离”呈现，实现了“新写实小说”的异军崛起，其独特的市民精神、风俗风景、方言地标等的展示和表现，构建了当代小说史上崭新的美学空间。

关键词：方方；武汉书写；里份；美学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32-09

一、时间还是地域

方方的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书写一代汉剧名伶“水上灯”（水滴）的传奇人生。既然是一部传记式的长篇小说，线性时间结构自然是最合宜的艺术架构和审美表现方式。事实上，小说除了“楔子”采用“倒叙”方式之外，正文十九章皆以时间为序。“楔子”用意是点明题旨，开启故事。水上灯说她叫水滴，“一滴水很容易干掉，被太阳晒，被风吹，被空气不声不响消化。她说，结果我这滴水像是石头做的，埋在时间下面，就是不干。她还说，如果这世界是污秽的，我这滴水就是最干净的；如果这世界是洁净的，我这滴水就是最肮脏的。总而言之，我不能跟这世界同流”①。一颗水滴埋在时间之下，永不干涸，拒绝汽化，这就是小说的主题意象。拒绝、对抗是小说的关键词，对象自然是主人公人生逆旅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在“楔子：从1920年进入”和“尾声：活在时间之下”中，方方极力张扬时间的意义。“楔子”说：“这世上最柔软但也最无情的利刀便是时间。时间能将一切雄伟坚硬的东西消解和风化。”“尾声”感慨道：水上灯“她果然被时间掩埋在了深处，连一点光亮都没有露出来”，“唉，其实这世上，最是时间残酷无情”。

然而，时间真的可以掩埋一切于无形吗？水上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如何全身自保？小说并没有笔墨涉及，其谜团一如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的上海名媛王琦瑶的后半生经历。在一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全民互害时代，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多少隐私被无情曝光？多少隐恨被聚光灯照亮？多少宿仇被怒火点燃？多少委屈被造化捉弄屈上加屈？水上灯的不堪过往是如何逃过人民群众的雪亮眼睛的？她的辉煌过去竟然可以安全地逃避政治运动员的“人肉搜索”？如果说这个不算是小说的破绽，至少可算人世间的奇迹。这种文本“吊诡”之处，我们姑且悬而不论。需要指出的是，方方在唱响时间咏叹调的同时，又向汉口地域投去深情的注视。在“楔子”中瞩目于晚年水上灯――这个架锅叫卖茶叶蛋的“鸡皮鹤发、蓬头豁齿的老妪”，栖居于“一间板皮房屋”，深藏在汉口一条破败不堪的小巷里。“汉口有无数这样的巷子，幽深阴暗，狭窄杂乱。它们混乱的线条，没有人能够捋清。只有对水敏感的汉口人，方能轻易从那里找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14BZW112）。

作者简介：刘保昌，男，文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武汉430077）。

到捷径，走到江边。”汉口里份的寻常巷陌，既是藏污纳垢之所，也未尝不是藏龙卧虎之处。在更为直抒胸臆的小说“后记”中，方方特别说明，小说的重要背景“乐园”，“它的原型是武汉著名的民众乐园。但在它建成之后，因社会的动荡而几易其名。它分别叫过新市场、血花世界、民乐园、民众俱乐部、民众乐园等等。武汉这座城市的本土文化几乎是在这里发育和发展”。又说：“书中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武汉。它的背景以及诸多细节几乎完全真实。说到底，这本书就是献给我生活的城市武汉的。我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多么热爱它。”

那么，方方的这部长篇小说究竟是钟情于时间，还是属意于武汉这座城市？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着意于书写武汉的沧桑历史？回望方方35年的创作历程，以《“大篷车”上》为开端，至中篇小说《风景》，奠定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再到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武昌城》《水在时间之下》，似乎有一根彩线贯穿起《民的1911》《出门寻死》《中北路空无一人》《走向h方》《落日》《黑洞》《定数》《随意表白》《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春天来到昙华林》等数十颗艺术珍珠，这条彩线无疑就是武汉地域的大街小巷。回到《水在时间之下》的小说文本，一共十九章，章节标题中竟有五章标举汉口的多重物理空间，“下河”“乐园”“走吧，离开汉口吧”“汉口啊汉口”“忧郁的汉口啊”，将一代汉剧名伶水上灯的人生命运与一座城市的兴盛衰微紧密相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和互证。城是人的舞台，人是城的灵魂。小说的主要情节发展全部放在汉口。水上灯出生地是汉口小河（汉江）边的“五福茶园”；水成旺被杂耍艺人失手误杀于堤街之上；水上灯被送给杨二堂、王慧如当养女，就住在小河边的贫民窟；水上灯第一次看汉剧，后来替玫瑰红救场骤得大名，直到最后的告别演出，都在汉口的“乐园”；洪水泛滥时水上灯初遇陈仁厚，就是在乐园的塔楼；余天啸在抗日演出中带病唱死在乐园的大舞台上；武汉沦陷后水上灯并没有离开汉口，张晋生、肖锦富与贾屠夫之间的恩怨也发生在汉口；水上灯在日本人面前做假证，保护了陈仁厚，却在事实上害死了大哥水文，这一章的标题就是《忧郁的汉口啊》……在方方的所有小说创作中，“人”与“城”一直是最核心的关键词。诚如方方研究专家李俊国在《当代都市文学的新风范》一文中所说：“‘人’的命运与‘城’的历史相关联的节点，是‘时间’。方方有意截取‘1920’年为时间起点，开始人与城的双向叙事。‘从1920年进入’到1949年，正是水上灯的出生、成长及命运沉浮的历史；也是武汉自近代开埠，历经商界繁华，民生娱乐规模化市场化，1931年大水灾，1937年汉口空战，抗战八年及战后锄奸除霸的都市历史。”与此同时，“在‘时间’共同维度中，方方双向地开拓‘水上灯’性格命运的‘心理空间’和汉口都市的多重‘物理空间’。从富足奢华的‘五福茶园’到贫穷苦酸的‘下河’人家；从声色炫丽的都市‘乐园’至汉剧行当的‘险恶江湖’；从繁华汉口到僻野乡郊；从‘我是水上灯’的名倾江城，到‘爱与痛’交织，‘醉生梦死’的‘租界’人生层叠……‘城’（武汉）因‘人’（水上灯）的命运逻辑展开而呈现它那斑驳繁杂的空间与历史。反过来，‘人’因‘城’的依托，水上灯在汉口上演出升降沉浮悲喜交织的如戏人生。最终，‘城’与‘人’，都在‘时间’的历史规约下，显出如醉如泣、如歌如梦的‘往事沧桑’”。时间还是地域？它们就是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毫无疑问，武汉是方方小说的物质基础和物理空间，是作家的文学根据地和艺术大本营，是建构想象和虚拟的高堂邃宇的坚实大地。方方小说的叙事背景几乎都在武汉，至少也与武汉息息相关。方方自己说过，“如果我有乡愁，这个乡愁的萦绕之地除了武汉，再无别处。对于我来说，它已经是一个镶嵌在我生命中的城市，它与我童年的欢乐，少年的惆怅，青年的热情，丝丝相扣；与我的梦想，我的热情，我的追求，以及我的婚姻和爱，血肉相连。我只有一脚踏在武汉的土地上，才有一种十分切实的安全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四十五年光阴的培育。与我的老家江西和我的出生地南京相比，它已经是我真正的家乡了。我想拒绝都不行，我想不喜欢它都不行”②，“当我开始写小说时，这座城市就天然地成为了我的作品中的背景。闭着眼睛，我就能想象出它曾经有过的场景。它的历史沿革，它的风云岁月；它的山川地理，它的阡街陌巷；它的高山流水，它的白云黄鹤；它的风土民情，它的方言俚语；它的柴米油盐，它的杯盘碗盏；它的汉腔楚调，它的民间小曲。如此如此，想都不用去想，它们就会流淌在我的笔下”③。作为曾经的“新写实小说”的重要旗手，讲求叙事空间的自然主义式的客观“真实性”，是小说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阅读方方的小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打开了一册武汉地图。《乌泥湖年谱》中的后湖，《武昌城》中的武昌旧城，《春天来到昙华林》中的昙华林，《中北路空无一人》中的中北路，《琴断口》中的古琴台，《风景》中的京广铁路旁边的河南棚子，《落日》《黑洞》中的汉口里份的寻常巷陌夕阳芳草，《水在时间之下》中的汉口民众乐园，《出门寻死》中的武昌火车站，《万箭穿心》中的汉正街，《暗示》中的长江，等等。方方还有散文集子《汉口的沧桑往事》《武汉人》等文字述往事、讲方言、释典故、纪传说、忆当年，文字清闲温婉，一往情深。我们可以说，是武汉地域文化滋润、培育、成就了作家方方，作家方方也以自己孜孜不倦的勤奋创作丰富、充实、拓深了武汉地域文化内涵，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立此存照”，构造了文学武汉的“平行空间”。

二、汉口市民文化的“零距离”呈现

方方跟随父母由南京迁往武汉时，尚不满两岁。此后定居武汉，迄今已近60年了，偶然离开武汉最长也不满两个月，可算是武汉地地道道的“老居民”，更何况她“最令人怀念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满处都是武汉的烙印”④。高中毕业后方方当了四年装卸工人，真正“零距离”地接触到武汉市民的“底层生活”。底层人家的简陋和破旧让她吃惊，底层人家的乐观和幽默也同样让她吃惊。⑤显然，如果没有这段装卸工生涯，就不会有后来的《风景》《落日》《“大篷车”上》《水在时间之下》等诸多篇什。方方曾经说过：“我不管离他们有多远，但我始终留下了一份情感在他们那里。”⑥武汉大学毕业后，方方被分配到湖北电视台当记者，更加广泛、深入地接触到武汉市各个阶层的市民生活。再后来方方编杂志、当专业作家，武汉地域很自然地成为她写作的核心对象。

在散文创作中，方方的笔触则涉猎广泛，更加自由无羁，也更加容易读出她关于武汉历史和现状的了解的深致和情感的流连。武汉号称“江城”，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武汉又是地道的“湖城”，东湖、月湖、沙湖、墨水湖等等不一而足。武汉还是“山城”，龟山、蛇山、珞珈山、喻家山、桂子山、九峰山等，遍布武汉三镇。在散文创作中，方方对张之洞与武汉的渊源、黄鹤楼的传说、红楼前的枪声、汉口水塔的兴废、东传教堂的往事、江汉路的来历、旧武汉星罗棋布的私家花园、汉口跑马场的规矩、民众乐园的热闹喧嚣、夏夜大街上的竹床阵、万人空巷的渡江盛事、汉剧的高雅、楚剧的通俗、武汉方言的趣味、武汉小吃的琳琅满目、跳房打电抓子的孩童游戏，等等，如数家珍。

近60年就这么走过来，一座城对一个人会有什么影响呢？方方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武汉的关系时，深有感触地说：“因为我就是吃武汉的粮、喝武汉的水、呼吸武汉的空气、汲取武汉的营养长大的，无论我写什么，我都会带着武汉的气味，这种味道或许就是汉味。”“汉味并非就是显示在作品的表面的东西，它是深入在作品的骨头缝里的。举止间，笑谈间，心想间，使坏间，装傻间，风流间，可怜间，摆谱间，作秀间，痛苦间，闲玩间，诸如此类，不必经意，自然便泄露底细。不知者只当庸常看，知者一看便必作会心一笑：呀，汉味好足呀。”⑦这无疑是方方对“汉味小说”命名的某种肯定和期许。樊星视方方为“以具有浓郁的武汉地方风味的文学语言描绘武汉风土人情”⑧的“汉味小说”的代表性作家，是颇富文学史家眼光的洞见。汉味是一壶历经岁月风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老酒陈酿。久处其中的人，自然习焉不察。就像武汉人过早喜欢吃的热干面，平时谁也不去想它，只道是庸常，一旦离开武汉，就会格外想念。大院、校园等墙内的“机关”“单位”和汉口纵横交错幽深曲折的市井“里份”，是方方小说的两个主要书写对象。大院（对应于知识分子题材）和里份（对应于市民题材），是方方小说的二元地域结构。从精神层面看，方方始终站在大院文化这一边。《乌泥湖年谱》以年谱述史方式讲说真实性极强的父辈历史，笔下流淌着浓郁的人间温情；从传播效果来看，里份为方方赢得小说创作的赫赫声名。正如李俊国所分析的那样，“构成汉口生活原色的，是情性粗俗，生活繁琐零碎，生命单调直露的市俗人生状态”，“当作家以汉口市民为描写对象时，自然进入了汉口文化那粗俗市俗的生命状态：以吃喝拉撒睡为程序，以逗情骂俏为娱乐方式，以挣得一丝一毫的实利为目的，以粗俗凶蛮为手段。于是，作家真实的描摹与人物生命形式同构。这，就是不作任何情感裁判的零度感情，不作任何艺术裁剪的原生态作风”⑨，这就是武汉作家掀起“新写实”文学风潮的真正原因。

当然，汉口文化在小市民文化之外，也还有斗狠横蛮的码头文化、货物集散中心的物流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其中，形成汉口人追逐小利、生存第一、雄健霸蛮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取向。同样是书写里份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不同于池莉小说的“零距离”再现、客观主义式的欣赏和市民趣味的生存哲学呈现，方方小说始终流注一股知识分子的批判激情，她是从“大院”看“里份”，从“象牙塔”看“十字街头”。当她以毛茸茸的质感十足的笔触描写武汉里份的日常市井生活时，总有另外一个冷静的、充满怀疑与质询的精神层面的方方在文本背后随时拷问、追询这种市井生存的合理性和意义。而追问的结果往往是无意义的，因此方方的小说多有悲观的情调，总是带有知识分子浓厚的忧郁气质和怀疑否定精神。方方在接受采访时，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相似的话：“写作的时候，很多东西追问下去都是很悲观的，每一件事情都牵涉了无数的丝线，背后许多复杂的原因是经不起追问的，无论是快乐的、悲伤的、幸福的，往下问到最后都是可悲的，会给人一种虚无的感觉。”⑩“人是不能一直追问的，追问到底，便坠入虚无。”B11又说：“一个人的人生观是许多事、许多人，以及个人经历、甚至包括阅读所共同塑造的。父亲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运，都让我看到个人的渺小和在命运面前的无望。无数个人的悲伤，无数个人命运的不可抗拒，导致我的悲观。我的宿命感好像与生俱来。人活着就是一件虚无的事，这没有办法。人生来就知道自己有死的一天，活着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个人活着，是与很多人一起活着。大家结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B12此种表白，真有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向死而在”的精神内涵，同时又有中华传统文化乐群乐生的执著和坚韧。

中篇小f《万箭穿心》中的下岗女工李宝莉，在当了厂办主任的丈夫马学武分到新房后，幸福生活刚刚开始，却发现丈夫在外与女同事开房，于是报警，导致马学武声名扫地，下岗，自杀。李宝莉要争一口气，“我的命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蛮多人需要我。我有责任陪他们一起过日子。我不能让我一屋里的人为我担心为心，更不能让他们为我伤心。这世道，男人不晓得讲责任了，我们女人要晓得讲”。为了养家，她到汉正街当“扁担”供儿子小宝读书。小宝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合资公司，贷款在武昌的湖边买了一套连体别墅，要将老房子卖掉拿去做首付款，李宝莉不同意，大吵中儿子讲出了真相，原来他早已暗中打听到了爸爸马学武自杀的真实原因，她这才感慨“人生原来是有报应的”。这天晚上，“站在平台上，看楼外万家灯火，李宝莉跳下去的心都有了。远处江边的路上，比往日更加明亮璀璨，在寒风中散发着橙色的暖意。楼下的花坛转盘不时有汽车环绕，几条马路的灯，光芒四射一样，像是从李宝莉脚下的大楼散发出去的。李宝莉恍然记起十几年前，父亲和母亲过来看房子。父亲说这房子的风水叫作万箭穿心”B13。李宝莉最终承受了这一切，她想：“人生是自己的，不管是儿孙满堂还是孤家寡人，我总得要走完它。”她用一根扁担，挑走了自己的衣物和被卷，背影消融在“乱七八糟、嚣声嘈杂而又丰富多彩、活力十足的汉正街”。在《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扛住》的创作谈中，方方说：“这个李宝莉，是不讲究生活品位的，是谈不上文化教养的，是粗粗拉拉的，是高声武声的，是脾气火爆的，是在丈夫面前颐指气使的，是有小小心计的，是平凡而庸常的。但同时，她也是热心快肠的，是刀子嘴豆腐心的，是刚烈坚强的，是忍辱负重的，是孝敬和爱戴家人的，是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的，是乐观面对生活的，是敢于担当的，是有大爱和大善的。”B14归根结底，方方还是悲观宿命的。小说弥漫一股浓郁的荒原意识，虽说在写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汉正街，却无处不是人生的苍凉和悲哀。《涂自强的个人悲伤》B15中的涂自强，在作了徒劳无效的生存抗争之后，积劳成疾，已到肺癌晚期。他将母亲送往莲溪寺，自己走回老家，在路上，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种苍凉和悲哀，并非与生俱来。方方在《白梦・自序》中说：“如果说1986年前，我的小说是在一种玩玩打打轻轻松松的状态中写出来的话，而1986年后我写小说便身不由己地陷于一种无边无际而又无言无奈的痛苦之中。”“睁眼也罢，闭眼也罢，总之，萦绕在眼前在心头的是一种永远也抹不掉的失望。”B16我们可以说，这种苍凉、悲哀、无言、无奈、痛苦、失望，在某种意义上是方方小说创作成熟的标志。

三、折叠的城市：大院、校园、“河南棚子”和里份

方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地域背景多在大院、机关和校园，如《定数》《状态》《金中》《言午》《纸婚年》《幸福之人》《行云流水》《无处遁逃》《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等小说就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方方小说中存在着一种颇有意味的价值取向，即大院不如大街，大街不如市井，市井不如乡村。《行云流水》中的大学教授高人云，走出象牙塔走在大街上时，顿感失落，“高人云走在人流如水的大路上，心口如堵。他觉得他这一生还从来没有如此地尴尬和窝囊过。他想他是不是和这个时代生活的哪个齿轮错了位，以致无论他用怎样平静的心情来对待生活而生活却总是不留情面地来打破这种平静。他为之努力的心安的境界，如一面清晰的大镜子，终于在每天每天的石子敲击下，破碎了。破碎得他高人云没有痛惜，只有难言的苦楚和忧伤”B17。《定数》中的大学教师肖济东，为了生存，改行当了出租车司机，经济状况的确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却又经常会感到空虚和失落，“肖济东开始怀念那些数字和公式，怀念苦苦思索和反复推论的日子，怀念机房里计算机哒哒……敲击键盘的声音。怀念教室里的静谧。怀念学生，怀念在讲台上叱咤风云的感觉。怀念训导学生时的风度。怀念黑板。怀念将粉笔扔进盒时的弧线。怀念抽象。怀念思索时的苦恼。怀念崇高。……”B18于此可见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在而不属于”的现实尴尬处境和精神家园无处安放的难堪。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来寻常百姓家。《春天来到昙华林》写出了这种人世变迁的沧桑感。“春天来到昙华林的时候，昙华林没有一点反应”，“老墙上冒出一根细茎的草芽。华林的母亲在屋门口里生炉子，青烟熏得她眼泪水流了出来。她抬头揩眼泪，看到草芽。草芽绿得透明，风微微一吹，细瘦着腰两边摆动。华林母亲的心虽已苍老，却也叫这绿色击打了一下。她透过湿眼望了它好几秒，然后长叹，又过了一年”，“昙华林以前是武昌城富人居住的地方。花园洋房像是洒在两边的山坡上。随便走走，便可见高官的豪宅，富人的小楼、军阀的公馆、洋人的别墅，教会的礼拜堂。瑞典人还在这里修了他们的领事馆，北欧风格的楼房也就夹杂其间，赫然在望。只是岁月流年，人越住越多，各式板壁木屋、土砖平房、火柴水泥楼见缝插针，将昙华林当年的林间空地、花园院落一一占据。昙华林就成了今天这样的昙华林。沉闷而破旧，杂乱而肮脏，满目疮痍，不堪入目。老屋们虽然还留着一些，但面相已无看头，而主人也大多早已换过。破败陈旧是光阴赐予的。光阴是一去不返绝不重复的东西。消逝的光阴使这些老屋成为昙华林的沧桑往事，供人怀旧”。B19嘉诺撒小教堂旁芳草萋萋，风吹时发出轻微的簌簌声。这声音让苦闷的华林更加地沉醉在自己的苦闷中。――这篇小说以城市文化的弱势纤细，反衬乡村文化的雄强霸蛮，是一种与沈从文小说主题遥相呼应的写法。城市的市井文化已经老旧破败暮气沉沉，与乡村文化的活泼新鲜生机勃勃，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方方的早期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与青年工人其实是一种互补型的人物结构关系。方方1981年发表短篇小说《“大篷车”上》时，还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在校学生。“大篷车”是加了雨篷的大卡车，专门用来接送市郊工人上下班。青年工人们都有外号，如化肥厂的“化肥”、汽修厂的“电喇叭”、搬运站的“车钳刨”等。这些青年工人表面上玩世不恭，满腹牢骚，其实朴素单纯，活泼可爱，最后在“手里拿着一本书”的“一个模样俏丽的姑娘”的一篇文章《姑娘，去爱他们吧》的鼓励下，纷纷在工余时间里走进了各种专业知识补习班和培训班的课堂。写作“《‘大篷车’上》的方方，有意用知识女性的宽容、知识、优雅去感化、发现普通青工的消极无为、单纯善良、作人生层次的提升；时隔不久，短篇小说《啊，朋友》，方方又以‘候补流氓’青工们的热情、坦荡、善良去感化、校正着知识女性的孤傲、偏狭和矜持”B20。《啊，朋友》中的丁洁，其实就是《“大篷车”上》的那位知识女青年。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幼喜爱文学，老早就向往书中描写的那种火一般炽热、花一般绚丽而又极富诗意的生活。她憧憬过自己将来的同事们一定是热情、爽朗、好学的人。工作之余，她将同他们一起探讨人生、幻想未来；晚上，又一块儿把工装搭在肩上，三五成群地缓缓步行于林荫大道，聚会于公园的湖畔，研究音乐，欣赏文学，甚至乘着月色，每人即兴作一首优美的小诗”。但是现实却与她的想象完全相反，她的工作单位“装卸站”，“比哪儿都野蛮、粗俗和低贱”，她的同事“一行”“阿歪”“吴显显”“七仙女”等人，“自私、懒惰、庸俗”“太没有教养”，简直就是一帮“候补流氓”。B21但是，正是这帮“候补流氓”，却在一场争看中国国家足球队比赛的风波中，显示出他们特有的坦率善良、真诚大度的人生风格和爱国热情，让“她”心生佩服，感慨“生活太丰富了，很多很多的内容都是书本中那些伟大而遥远的哲理代替不了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工人，是方方早期小说创作中的两大人物类型，显然她在小说中着意寻找到了二者的优点与缺失。类似的对比性的写法，还有《滚儿》和《一棵树》，滚儿笨、拙、随和、平庸、胆小，对自己的男人百依百顺，却处处成功；《一棵树》中的“她”娴熟老练，精明强干，追求人格的独立，却处处失败，最终还在汽车失控冲进长江的瞬间救了自己男人的生命。

P于大院文化书写与审美意义生成的关联，我曾在《地域经验与历史叙事――方方〈乌泥湖年谱〉与王安忆〈长恨歌〉对读》B22一文中做过专题研究，此处重点研究方方小说的市井书写与审美意义生成的关联。方方的中篇小说代表作《风景》开头引用波特莱尔的一段话：“……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这固然与小说的叙述者、已经夭亡的小八子的视角恰相贴合，却又“文艺范”十足，与小说即将展示的世俗生存搏斗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是方方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书写底层市民生活的下意识的表现。李俊国认为《风景》的意义，在于它率先“发现”了市民生活：方方，改变了知识者（作家）与城市市民以往那种擦肩而过的匆忙历史。我们注意到，紧随其后，池莉、刘恒、刘震云、叶兆言、苏童等作家，纷纷聚集于城市底层居民生存状态的描写和市民人性的展露，由此形成1990年代前后蔚然成风的“新写实小说”潮流。B23这种题材选择和书写对象的共性，并不能遮蔽作家们文化立场的迥异。

《风景》描写生活在武汉城市贫民区“河南棚子”中的一家11口人的自然生存状态，从死去的“小八子”的视角，观看一家人恶劣卑微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将人性之恶充分地曝露在太阳底下，龌龊、恶鄙、病态、粗俗、贫困、窘迫、凶狠、怨毒等显露无遗。全家人挤在一间13平米的破旧板壁房子里，大家都没有好心情。“父亲”是个码头搬运工，精力旺盛，最大的爱好是在外面打架斗殴，在家里喝酒打老婆。“母亲”长得美丽“自然无比”，随时流露出一股劲，甚至当着已经20岁的儿子“大哥”的面跟邻居白礼泉调情。用“大哥”的话说，那是“见男人就化了，巴不得上钩”。“猪狗一样”的生活宿命般地重复着。“七哥”从小“从事拾破烂的事业”，长年睡在床底下，当下乡知青时因为梦游，被当地老百姓视为“天神派来的鬼”，驱赶似地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后来，他通过与水果湖的“丧失了生育能力”的“省政府官员的大龄姑娘”结婚，进了“省团委”宽广的仕途。从“河南棚子”里床底下的“狗”，到水果湖气宇轩昂的“官”，“七哥”实现了人生的飞跃。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并不陌生，文学史上还有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巴尔扎克笔下的吕西安，莫泊桑笔下的杜洛瓦，等等，不一而足。只有恶劣的地域文化氛围，才能造就出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七哥”。

同样是从“”的逼窄写起的家庭冲突，还有《落日》《黑洞》等篇什。汉口里份人家的辛酸，各种争执冲突，往往都是从“蜗居”开始的。同时，方方小说的“生成性”也值得我们注意。如中篇小说《走向远方》中的史阳平，从社会底层拼命往上爬。为了能够避免分配到边疆、顶替沈天天分配到北京的报社，费尽心力，最终取得了令人不齿的成功。这个人物是《风景》中七哥的人物性格“前身”，但《风景》凭借扎实的地域文化“风景”描写取得了艺术上的巨大成功。短篇小说《七户人的小巷》书写汉江边某县城“七户人家的小巷”中的七个人物，彼此之间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的粗砺的人性搏斗和厮杀，是《风景》地域书写的背景性“前身”。《风景》兼具《走向远方》和《七户人的小巷》的优长，能够成功绝非偶然。

四、地域文化书写的美学意义：市民精神、风俗风景、方言地标

王国维曾经对“诗人”进行过分类，认为“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B24此处的“诗人”当指一切文艺创作家。照此分类法，毫无疑问，方方当属“客观之诗人”。

武汉地域文化是方方小说的重要书写对象，其独特的市民精神、风俗风景、方言地标等的展示和表现，构建了当代小说史上崭新的美学空间。诚如柯提斯・卡特所说：“城市是自然的一个特定空间。城市提供了一个代表了人类价值和兴趣的建构了的环境……城市中的建筑、商业、政府、制造工业、交通和文化生活都为审美参与提供了可能性。”B25

武汉市民精神的特征就是火爆热烈的生存。他们泼辣精明，脾气急躁，直来直去，骂骂咧咧，幽默搞笑，拿得起放得下不记仇。《黑洞》中的陆建桥，烦恼时“想站在江汉路的立交桥上顶天立地地骂一通娘”，作为商场服务员，“哪个没同顾客吵过架？全武汉能找出一个这样的不？……他若对顾客热情得如一盆火，顾客不把他当神经病才怪。顾客早就被吼惯了，怠慢惯了”，但同时他又和女同事们打情骂俏，“说说笑笑”；《落日》中的丁如虎，刚才还在“拍腿跌脚地骂老娘”，一倒头就打起了震天响的呼噜，丁家成员之间成天争吵，以此方式消解人生的种种忧愁，“成成性情豁达开朗，不管祖母跟汉琴吵到什么地步，都影响不了他的情绪。成成觉得女人在一起天生就是吵架的命，就跟好斗的公鸡关在一起一样。成成想女人若不吵架肯定会浑身筋骨酸痛，所以一旦吵开来，成成便只当她们在医疗自身的筋骨。既如此，有什么可烦恼的？成成很善于为别人想”。《出门寻死》中的何汉晴寻死不成，反而明白了一件事：自己的命，其实“归蛮多人所有”，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后来她反过来劝说想要寻死的文三花：“三花，你死不得，你的伢才四岁，他太小，离不得娘呀。你千不看，万不看，得看细伢的面子。为你屋里细伢，你天大的委屈都得忍。这世上，随便哪个没得你，都能过。可是细伢要是没得你，他这辈子吃的苦受的罪，会让你死了一百年都不安神呀！你未必能指望他的后娘对他好？他的爹忙女人都忙不过来，你未必指望他会照看细伢？”这就是市民的日常人生态度，说是达观智慧也好，说是消极无奈也罢，要不然又能如何呢？平头百姓也是一大家子人总要想法活下去。

尽管夏天酷热冬天酷寒，尽管水灾频繁生存艰难，《水在时间之下》中的女人们却舍不得离开汉口。这并非她们对这座城市有多么热爱，实在只是因为舍不得眼前的小小富贵和生存机会。玫瑰红选择嫁给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肖锦福，果断舍弃了相恋十数年的万江亭，最终成为离不开大烟的行尸走肉；水上灯的生母李翠，狠心将水上灯遗弃，后来又与汉奸陈一大苟且，只是舍不得锦衣玉食的生活――“为了这份富贵和安宁，她什么都肯忍。不管受到怎样的欺负和怎样的羞辱，她都忍得下。因为她需要有好饭好菜吃，有好绸好纱穿。她想，人要有所得，就得付出。”B26水上灯的养母王慧如背着丈夫杨二堂与乐园的琴师吉宝，也只是幻想和贪恋那短暂的纸醉金迷生活；水上灯宁愿嫁给没有真爱的张副官做妾，也舍不得离开那座洋楼。她们都被曾经的饥饿吓坏了，就要紧紧抓住眼前的富贵安逸不松手。

方方以细致逼真的笔触，揭示了武汉底层市民艰难而坚韧的生存真相。中篇小说《出门寻死》中的中年妇人何汉晴，突然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不如死了的好，“何汉晴向来做事有决断。她从不喜欢拖泥带水。一旦认定自己活不如死，心里反倒变得踏实。她想，好，你们都嫌我。好，你们都瞧不起我。好，你们都嘲笑我。好，你刘建桥（引者注：何汉晴的丈夫）还这样打我。那我就去死！我死了，看哪个给你们做饭，看哪个给你们洗衣，看哪个给你们拖地抹桌子，看哪个楼上楼下陪你们看病，看哪个为你们满街买药，看哪个给你们换煤气，看哪个坐汽车帮你们抢座位，看哪个替你们打米买菜，看哪个换季的时候给你们晒被子刷棉袄，看哪个帮你们倒洗澡水，看哪个帮你们剃头修发，看哪个替你们剪脚指甲，看哪个吃你们的剩菜，看哪个招呼你们的亲戚，看哪个引你们去江滩看焰火，看哪个陪你们秋天去公园看，看哪个在你们被人欺的时候替你们出恶气，看哪个下雪天为你们扫门口的雪，看哪个起早床给你们买早点。还有，这个顶重要，水壶叫了，看你们再等哪个来关火，看哪个会憋着大手不解，先来给你们灌水瓶”B27。一连4个“好”，21个“看哪个”的武汉方言排比句，说得真是“刷拉”得很，“溜刷”得很，平常这些事情无疑都是何汉晴做的。武汉女人就是这样辛苦、执著、热烈地活着。《万箭穿心》中的店铺老板劝李宝莉说：“讲这多废话，有什么用？宝莉，跟你讲，有些人到这个世上，生来就是还债的。蛮简单，上辈子欠别人的，这辈子得还。想清了自己是个还债命，心里就有了底。外人也好，里人也好，又有什么关系？把债还完，走你的人！你要是怄气，想不开，那只会欠得更多。宝莉，这辈子你的债如果还不完，接替你转世的人还得替你还。”B28――这大概是武汉底层市民最本真、最朴实的人生哲学，支撑着他们日复一日地顽强地活下去。李宝莉忍着，扛着沉重的担子。

方方小说总会不失时机地穿插关于武汉地域文化的相关“知识”，在长篇小说写作中尤其如此，这是一种将读者从虚拟带入真实的艺术手法。《水在时间之下》介绍堤街：“堤街是汉口的一条老街。以前是堤，现在是街”，“很久以前，长江、汉水和后湖三大水域曾经将汉口环抱在怀。水灾对于汉口人来说，恍若招手即来。汉口人便在星罗棋布的土墩上修垸筑圩，以保家园。明朝崇祯八年，汉阳一个叫袁昌的人主持修筑了h口的第一道堤防。这道大堤，半月形模样，长达十里。修成之后，汉口的水患顿时大减，于是人们纷纷涌来汉口定居。汉口也因此堤而壮大”。再后来，又修建了更长更高的防洪大堤，此堤的防水功能也就消失，自然地形成了一条街道，“这便是堤街”，“当年汉口的繁华几乎一半集中在堤街”B29。类似的地域知识性介绍，如大智门车站，明德饭店，入科学艺的契约章程，戏班“十条十款”的班规班法，道士做法师的场景，武汉街头四季轮转的风景，传统汉剧曲目的基本情节，武汉抗战的时代喧嚣，戏班行走江湖的种种风险和玄机，包括小说篇末的19个注释，分别解释汉口方言、地名、器物、人物称呼等，这些名词无疑具有鲜明的武汉地域特色，外地读者不太能够明白，因此有加注的必要；中篇小说《万箭穿心》的“附注”中也列举9条方言词语，诸如男将（男人）、裹筋（难得缠）、好死（饶了）、扁担（替人挑货的人）、残薄（残酷）、过细（仔细）、小河（汉江）、苕货（蠢人）、嫁嫁（外婆）等，都可视为将“虚拟的小说”坐实为“拟想的真实”的知识性手段。方方追求小说写作的细节的真实性，因此对武汉地域及其文化下过极深的研究和体察功夫。她说过：“我写的《武昌城》中所有的细节如钱数、店铺、战争状况都是真实的，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在我眼前呈现出一个真实的画卷。我无非是把自己虚构的人物放到这个画卷上，让他‘游走’在中间，但不会破坏整个画卷，小说最重要是细节，细节不能瞎编。”B30

小说的细节不能瞎编，讲求真实性，而细节的选择最容易见出作家的功力。这是方方小说写作的不传之秘。《水在时间之下》中有几处水上灯学戏的精彩细节，足见方方下了非常扎实的研究功夫。徐江莲传授汉剧的眼法，“媚眼的眼珠梭动，目光斜挑；醉眼的双眼微闭，眼神无力；惊眼的眉心上挑，双目睁起；静眼的眼帘微垂，双目平视；颤眼的眼眶放大，眼皮不眨；昏眼的无精打采，眼睑下塌；贼眼的眼珠斜视，灵活转动；呆眼的目光下沉，眼凝不动；偷眼的微扬双目，半睁眼珠；奸眼的竖眼皱鼻，眉毛倒八；对眼的凝视鼻尖，眼珠靠拢；杀眼的眼珠突出，鼻梁上耸；瞎眼的眼珠上翻，藏珠露白；死眼的眼皮下垂，眼望鼻梁；还有单对眼，一只眼靠鼻中心，一只眼在中间活动；雌雄眼，一眼半闭，一眼却睁大挪动眼珠；留情眼，回眸凝睇，眉眼含情；三角眼，眉角向上紧扯，眼角眯成缝；回思眼，上下转动，回忆往事”B31；还有“花猫捕蝶”身法，共有一百零八套身段谱，轻俏非常，也是如数家珍；杨彩云传授汉剧旦角的手法，“十指纤纤，软中带韧，甩袖而出，煞是好看”，“指法光是软，一定要有内力才是真好看，指物时，断不能随意，眼睛须得跟着指尖走。旦角上台，眼娇手媚，戏便有了看头”B32。此种不厌其烦精雕细刻美轮美奂花团锦簇的文字，非有对武汉本土戏剧艺术的深情和热爱不能写出。与此种柔美到极致的文字相对照的是，方方笔下还有汉剧大师余天啸在抗日舞台上演唱《兴汉图》，唱死在戏台上的热血雄浑回肠荡气的文字。春花的绚烂与盛夏的雷霆，相互交织，相映成趣。于此可见方方的写作艺术已达炉火纯青的巅峰状态。

对武汉本土方言的选择性地、娴熟地应用，也为方方小说增色不少。在小说写作中，方言看上去只是表达的工具，其实直接贯通于书写对象的整体感觉。正如辛格所说：“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可以说是经历一种危机。我当时觉得我的语言是丢失了。我的一些形象不再存在……我丧失了我的语言，也丧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感觉。”B33《出门寻死》中的中年妇女何汉晴一时想不开，决定“出门寻死”。天色已晚，她准备在武昌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躺一晚上，却看到了两个小流氓想要非礼女大学生，想都没想，便冲上去制止，有一个小流氓拿出了刀子：

何汉晴鄙视道，就这点小刀？拿大一点的不更痛快？实话跟你两个小杂种讲，老子一个人不带行李不拿包地出门，就是出来寻死的。老子早就不想活了，正在想用个么法子去死。你们两个来杀我，老子死也死成了，还当回烈士，又登报纸又上电视。现在的警察极高明！捉你两个分分钟！老子死了棺材底下还有你两个垫底，这还不说，你两个屋里还得赔我钱。老子这样个死法真是有得赚！姑娘你赶紧躲开些，让他们来杀我。

何汉晴说完，迎着那瘦子手上的刀贴过去。何汉晴说，来来来，来杀我！B34

好一个胆大泼辣的“女汉子”形象，如果不使用武汉本土方言，怎么表现也不如这样精彩。在武汉方言的使用上，方方从创作初始就具有深刻而清醒的“自觉”。如《“大篷车”上》青工们自嘲自讽：“‘嗨，伙计们，你们发现没有，电影里面最好看的姑娘爱的都是些什么哪？’电喇叭首先发难，他的声音尖锐而刺耳，难听得要死！‘什么人，有学问的人嘛，知识分子吃香。’我明白他的用意，抢着接过话题，帮他敲起了边鼓。‘就是！好像咱们工人大老粗不值得漂亮人喜欢似的。唉，也难怪电影，咱们这号人本来就不讨人喜欢。’‘唉，怪只怪咱们姓“工”姓坏了，瞧那“工”字，上出不了头，下入不了地，两根杠子一夹，窝窝囊囊，当然给人瞧不起。’大概车前跑因为不知道李白而吹了女朋友，心里颇有些不平，不禁借题发泄起不满来。”

这种方言使用的“自觉”，就是自觉选择、创造出最精彩最有冲击力最有表现力的活的武汉方言，而过滤掉太偏僻的缺乏美感和表现力的死的武汉方言。如果将方方的散文《武汉人说话》《方言武汉》，与方方小说所使用的方言作一个比照，我们就会发现方方在武汉方言的选择、取舍之间，颇具知识分子的尚雅、崇美趣味。她自觉舍弃了流行于武汉市井中的诸多“带把子”“带渣滓”的方言词语，表现出高明的艺术智慧。

方方笔下的小说主人公，想要自杀时往往首选投江。如《暗示》中的叶桑，《出门寻死》中的何汉晴，《万箭穿心》中的马学武，《风景》中杨朦父母，等等。长江既滋养了武汉人，又往往成为他们的归宿。贯注生死，惟此长河。

通过市民精神、L俗风景、方言地标的选择性的精准书写，方方成功地构建了歌哭与共精彩无限的“纸上武汉”。武汉地域文化成就了作家如日中天的艺术声名；作家的创作也丰富了武汉地域文化内涵，扩张了地域内外的人们关于武汉城市的想象空间。在方方的小说世界里，城与人总是相互依赖，交织着人世间所有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

注释

①B26B29B31B32方方：《水在时间之下》，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11、14、126、164页。

②③④⑤⑦方方：《武汉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2―293、293―294、186、188、297页。

⑥方方：《春天来到昙花林》，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

⑧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

⑨B20B23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方方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0―271、4、72页。

⑩B30周豫：《方方称文字能解决很多心理问题是最耐心的听众》，《南方日报》2012年4月17日。

B11徐鲁：《方方：追问到底，便坠入虚无》，《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13日。

B12钟瑜婷：《方方：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新周刊》2015年6月5日。

B13B28方方：《万箭穿心》，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190、105页。

B14方方：《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扛住》，《万箭穿心》，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2页。

B15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

B16方方：《白梦・自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页。

B17方方：《行云流水》，《小说界》1991年第6期。

B18方方：《定数》，《山花》1996年第3期。

B19方方：《春天来到昙华林》，《小说月报》（原创版）2006年第2期。

B21方方：《啊，朋友》，《长江文艺》1982年第7期。

B22刘保昌：《地域经验与历史叙事――方方〈乌泥湖年谱〉与王安忆〈长恨歌〉对读》，《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8辑，巴蜀书社，2016年。

B24王国维：《人间词话》，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

B25[美]柯提斯・卡特：《作为符号的花园：自然/城市》，《外国美学》第21辑，杨一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B27B34方方：《出门寻死》，《人民文学》2004年第12期。

B33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工人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