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性情和本色

钱学森有一种可贵的治学精神。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空气动力学博士学位，师从世界级大师冯·卡门。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老教授对钱学森的论文提出了不同意见，钱学森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事后才知老教授是大名鼎鼎的力学权威冯·米塞斯。有一次，在一个学术问题上，钱学森和冯·卡门见解不同，争论得不可开交，冯·卡门大发脾气，把东西摔到了地上，钱学森仍不妥协，默默离开了。次日冯·卡门充满歉意地对钱学森说：“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1940年，钱学森致力于研究全金属飞机的薄壳结构问题，前后写了五份演算稿。每次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自己，推倒重来，一直到第五次，他才觉得满意。草稿一共有七百多页，发表文章时却只有几十页。他把七百多页手稿存放到纸袋里，并在纸袋外面写下了“最终的成果”字样。但他马上想到，认识是无止境的，真理是相对的，又写下了“终极的认识是不存在的”。

钱学森有一个宽广的胸怀。1950年春天，在美国，他的住所被监视电话。被监听的钱学森曾过着屈辱而又艰辛的日子，这也为他的人生增添了跌宕起伏的色彩。

归国后的钱学森先担任了国防部五院院长，然后改任副院长。为什么？原来，钱学森不想把精力耗费在琐事上，他主动打报告，辞去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抓业务了。他不仅有“千里马”的才能，更有“伯乐”的眼光，一生爱才、识才、惜才，培养了孙家栋、王永志等一大批科技领军人才，推动了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迅猛发展。钱学森晚年与不同领域的后辈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发表文章时，他坚持把年轻人的名字署在前面。钱学森的一生，如同一部中国“两弹一星”发展史。钱学森再三强调说：“‘两弹一星’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钱学森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为一批攻读硕士学位的军官上课。

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说：“第二面黑板上的第三个方程式，我看不懂。”钱学森不予理睬。另一个学生忍不住发问：“怎么样，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硬邦邦地说：“他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不是提出问题。”又有一次，一个学生问钱学森：“你刚才提出的方法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只有笨蛋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钱学森教学，没有小考、大考，也不布置家庭作业。期末考试，钱学森出的题目极难，学生找上级教授告状，钱学森对此回答：“我又不是教幼儿园！这是研究所！”钱学森有着十分粗犷而任性的硬汉形象。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为航空系研究生开课时，学生们觉得他冷漠高傲，认为他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独行客。在某些学生眼里，他是最难以亲近的教授，大多数学生不了解他，甚至怕他。

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学生，是被他整得流着眼泪离校的。除了上课，学生只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跟他擦肩而过。他总是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学生跑去请教问题，他说“看来没问题嘛。”就让他们自己去研究。有时他专注于研究，不论谁去敲门，哪怕是事先约好的，他也会大吼一声：“滚开！”钱学森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充满个性的他更加令人尊敬。

摘自《清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