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房护士眼中的那些人和事儿

她们,是普通的一群人,身为医院的护士,每天从事琐碎的护理工作;她们,又是特殊的一群,因为她们护理的是艾滋病人。

尽管艾滋病房的护士认为自己的工作和别的护士一样琐碎平常,医院也没有因为她们护理艾滋病人而给予特殊的津贴照顾,反而因为艾滋病科是个不盈利的部门,护士们拿到的工资奖金比别的科室要少很多。但在普通人的眼里,她们每天和艾滋病人频繁接触,绝对是一个不寻常的群体。

护士金薇薇的早晨

3月,北京的早春,夜里一场北风吹来,仿佛又回到了寒冷的冬季。早上7点半,护士金薇薇已经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这是她工作的地方。穿过主楼直走,进入一个近百米长的走廊。这个走廊实在太长、太安静了,鞋跟儿敲打地面的声音就在她身后回荡。走廊在尽头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弯儿,门上没有明显的标识,这里就是艾滋病人住院部。

金薇薇进了更衣室,想象中艾滋病房的医护人员会像SARS病房那般的严密防护。可金薇薇出来时却是普通的白大褂、护士帽装束。

今天金薇薇负责临床病人的护理。和夜班护士交接时,金薇薇专门询问了12床病人昨晚的情况。

12床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年终体检的时候发现异常,进一步检查出HIV阳性。她的女友起初并没有离开他,还在医院陪护了一段时间。但是当12床病情加重、脸上出现了带状性疱疹时,他的女友还是选择了分手,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失恋中的12床情绪非常不稳定,有时候狂躁地摔东西、骂人,有时候只是静静地发呆。

起初,金薇薇给他打针,他表情冷漠,在母亲的哀求下,消极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渐渐地能够接受金薇薇,甚至还能和她聊上几句。

今天的12床,见到金薇薇端着托盘进来,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显然精神不错。在金薇薇准备给他注射更昔洛韦时,他建议换一只手注射。

金薇薇同意了,拿起他的手拍打,找到静脉,扎止血带,消毒注射处,将针头插入当金薇薇熟练地操作时,12床的母亲向金薇薇报告,她儿子早饭吃了一个豆沙包和一碗粥!对于这位憔悴的母亲来说,儿子多吃一点,就意味着多了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12床自从得病之后,除了母亲,再没人敢碰他,包括继父和离他而去的女友。金护士像对待常人一样直接和自己有肢体接触,让12床对金薇薇产生了极大的信任。

12床的妈妈对金薇薇充满了感激,甚至多次找到护士长要求表扬她,这让金薇薇有点儿不好意思,“换了谁都会这样做的。”金薇薇轻描淡写地说。

职业暴露,潜在的致命危险

其实并不是每个护士都能够接受护理艾滋病人。

金薇薇的同事小安就是一例。尽管小安之前所在的甲肝病房是高传染性的病房,甲肝病人的汗液、呕吐物等都夹带着甲肝病毒,感染甲肝病毒的概率远比护理艾滋病人时高得多。

但小安对护理艾滋病人充满了恐惧,每天穿着隔离服戴着口罩、手套护理病人,每进病房一次,都要反复洗手。即使这样也不能消除她的恐惧,她不敢给病人注射,因为针头是直接污染源,也是护理过程中比较容易发生职业暴露的诱因。

医务人员的职业暴露,是指他们在从事诊疗、护理活动过程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或传染病病原体,有可能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尽管每个医院都会通过各种防护措施来减少这种高危事件的发生,但仅能降低发生的概率而已。北京地坛医院1996年到2006年10年间,就发生了17起职业暴露。护士之间也会流传各个版本的职业暴露故事。

这些护士里也包括小安,她收集了许多艾滋病职业暴露的案例。小安曾经给金薇薇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大夫给艾滋病人做脑脊液穿刺,拔针的那一瞬间,脑脊液溅到她的眼睛里,她因此感染了艾滋病。这个年轻的大夫刚刚结婚,发生了这事儿之后,公婆再也不许她进家门。患上了严重抑郁症的她曾多次试图自杀,最后被父母接回了老家。

小安说完之后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因为一次意外毁掉一生,她觉得这个工作的风险太大了。一个月之后小安就调走了,同时也带走了她那些充满了恐怖色彩的职业暴露故事。

后来一个病人对金薇薇说,自己每次看到全副武装的小安护士就觉得很紧张,仿佛自己是一个毒源,谁和自己接触谁就会死。

“来自我们的歧视,可能对病人的伤害更大!”金薇薇深深地叹了口气。

艾滋病,到底有多可怕

如今,金薇薇偶尔也能遇到调回甲肝病房的小安。离开了艾滋病房,她是舒展且自在的。看到她,总是能让金薇薇想起另外一个同事。

两年前,金薇薇还在湖南的艾滋病患者关爱中心工作。那是中国首家专门给予艾滋病人临终关怀的非政府组织,接收的艾滋病人一般情况都比较糟糕,有许多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几乎每个月都有人痛苦万状地离开。

华新蕾就是她那个时候认识的同事,一个有点儿内向的西北姑娘。30岁了,谈了很多次恋爱,对方一听说她是看护艾滋病人的,就都没了下文。其中有一个她非常中意的交往对象甚至对她说:“我尊重你,但请你离我远一点儿!”

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华新蕾。她辞了职,后来转行到药店做了营业员。

和小安一样,她对艾滋病本身非常了解;与小安不同的是,华新蕾的选择是被动的,现实使她不得不放弃自己从事了9年的职业。尽管她知道艾滋病可防可控,只要行为规范,就不会被感染。但在多数人眼中,艾滋病不仅仅是一种疾病,还是一个肮脏的代名词。在这三个字的背后隐藏的是种种不堪的社交历史,比如吸毒、滥交、同性恋。对于艾滋病人的偏见和歧视,同样蔓延到了每天和艾滋病病人打交道的医护人员身上。每次想起华新蕾,金薇薇都会暗自庆幸自己找了一个能支持她工作的男朋友,以及同样理解她工作特殊性的准公婆。

也许,无论医疗技术如何进步,依旧无法超越因无知而恐惧的人性。就算体积比细菌还小一千倍的艾滋病毒,可以通过血液迅速扩散为人类难以防御的世纪灾难,却始终无法穿越人类构筑的歧视藩篱。

有时候,这些带着道德判断的歧视给艾滋病患者内心带来的伤痛,远比病毒本身来得强烈。而如果这种歧视来自骨肉至亲,那么对艾滋病人更是致命打击。

见女儿一面有多难

金薇薇在湖南艾滋病关爱中心的时候,护理过一个来自湖南怀化的中年女人。持续的低烧、腹泻让她在短时间内身体迅速消瘦,来到关爱中心的时候情况已经很糟糕了。金薇薇至今还记得她乌青的眼眶,那是被她男友打的。他是个瘾君子,毒瘾发作她没钱给他,于是就折磨她。她的病,也是被他传染的。

这个女人来到关爱中心后,一句话都不肯说,每天就是睁着眼睛默默流泪。起初对于照顾她的金薇薇,她也是很戒备的,随着治疗情况的好转,女人也慢慢不那么抗拒金薇薇。

有一天,她又开始流眼泪,金薇薇问她为什么天天都哭,她说她想见见女儿。原来她和前夫离婚后,女儿由前夫抚养,正在读高中。她得病之后,想见见孩子,前夫总是说女儿课程很忙,没空来看她。她想女儿,又见不到,就天天哭。

当时正好临近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湖南本地一家电视台得知了她的故事,就想帮她达成心愿,见女儿一面。

在电视台的协调下,女人的前夫终于接了她的电话,她苦苦哀求,求前夫让她见女儿一面,就一面,看完了她就是立刻死也没什么遗憾了。

说这话的时候,女人已经泣不成声,电话那头却是长久的沉默。前夫说:“你要是为女儿着想,就不该招惹记者,如果报道播出了,女儿的同学们知道了她妈妈得了艾滋病,会怎么看待她?你缺钱,我可以给你钱,但是你不能害了孩子”

女人在电话这头马上连声说:“不见了,我不见了”

电话那头的男人沉默了一会儿,挂了电话。

女人没见成女儿,但是收到前夫寄来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笑得很甜,女人看了后又是笑又是哭的。

转年的6月,女人的女儿高考结束来看她。女人很激动,甚至想起女儿最讨厌医院的消毒液味道,还和金薇薇要了香水洒在自己身上。但女孩儿的神情漠然,自始至终都没有主动和妈妈说话。临走时,女人想上前拉她的手,她甩了一下胳膊,挣脱了。

女人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女儿厌恶她,怀揣着再次见到女儿的梦想和HIV抗争着。金薇薇也不知道这女人近况,但是她遭到女儿拒绝时眼里闪过的那种绝望一直烙在她心头。

艾滋病毒之外的不可承受之痛

“在世界历史上,对于文明的真正考验,是看人们怎样对待社会上最弱势和无助的群体。”这是金薇薇QQ的个性签名。她在一篇报道上看到了这句话,觉得说得真好。

对于金薇薇而言,艾滋病人在她的眼中和普通感冒患者没什么不同,都是病毒侵袭了他们,只是艾滋病毒更加厉害一些。

尽管金薇薇相信“可怕的是病毒,并非这些被病毒感染的人”,但在她从业之初还是受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生活在内蒙古草原的双亲,听说艾滋病人是近乎妖魔的怪物,他们的血液只要沾到健康人身上,就会死人的。金薇薇就一点一点地解释,淳朴的父母也一点一点地接受、理解了女儿。

金薇薇父母对艾滋病人最初的看法,是偏远地区人们对艾滋病人的典型认识。

虽然随着近些年媒体的宣传和呼吁,大多数人对艾滋病都有了大致的了解,但是真正面对艾滋病人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避而远之。有多少人能够坦然地和他们正常交往、做同事、做朋友?

“他们和正常人真的没什么不一样的!”金薇薇在采访中强调数次。也正是基于此,她在生活中也有不少艾滋病朋友。

有一个高级编程员,一年前住进佑安医院的艾滋病病房,金薇薇在护理他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大男孩儿说话风趣、幽默,和他很聊得来。他出院后两人也保持联系,现在经常一起吃饭、逛街。

“就像你认识了一个趣味相投的人,然后就自然而然地做了朋友一样。比如他发现一家好吃的饭馆,会叫上我一起去尝尝,我们经常联系。”金薇薇说。

当然偶尔也会讨论一些关于病情方面的事情,但是不多。去年的感恩节,他在QQ上送了金薇薇一束花,说:“你是我唯一不需要撒谎、戴面具去面对的朋友,谢谢你!”

朋友对艾滋病人而言是一种奢侈,患上了艾滋病就意味着余生只有孤独相伴。患病者往往不得不隐瞒自己是HIV病毒携带者的身份,比起亲人、朋友,他们更愿意相信陌生人。有时候借助网络寻找到一群和自己命运相同的病友,倾诉自己的际遇、交流治疗经验。当然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如果暴露了,貌似正常人的生活极可能将被颠覆,无以为继。

但偶尔也有例外发生。

金薇薇接触过一对恋人,女方查出是HIV病毒携带者,她男友却没有被感染。经过短期的治疗,女孩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出院后,两人就办了婚礼。回医院复查的时候,他们还给护士们带了喜糖。

可能是见惯了抛弃、分离、歧视,每次想起这对恋人,金薇薇的舌尖总会回忆起那块喜糖的味道―甜蜜而幸福,让她觉得心里暖洋洋的。金薇薇相信,总有那么一天,除了她和她的同事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像对待一个正常人一样对待艾滋病人,理解他们,进而关爱他们。

但愿,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

【记者手记】

如果非要找出艾滋病病房和其他科室有什么两样,或许这里太过于安静了,病房里的病人多数默默承受病痛。从门上的窗子望进去,房里整齐地摆放着两张病床,病人在小睡,家属互相聊着家常,表情很平静。

在病房的门口,我遇到了金护士,我的采访对象。这是第二次见她,一身洁白的护士服配上脸上的微笑,完全没了初次见面时的距离感。

“如果我的经历和故事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艾滋病人,我愿意配合。他们太难了!”她再一次强调她的初衷,这也是我采访的初衷。

告别金护士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暮色笼罩着京城大地,行色匆匆的人们奔向各自的归途―家。

那些孤独、彷徨的艾滋病人是不是也有一个能理解、包容他们的温暖所在?我不知道。或许当人们面对艾滋病人能够伸出双手、坦然接纳他们,就是对他们最深切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