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什么都好,就是别谈

“食屎癖没使他们忧虑，没让他们退缩，甚至让他们兴奋――但是：拜托!什么都可以谈，就是别谈这个。”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一场“文化转向”，“转向”的结果就是诞生了“新文化史”。这股新潮声势颇为浩大，波及欧美诸国，不仅是传统的历史学家，包括一些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文化批评家也都参与其中。

与传统史学关注政治、军事、经济、人口这些“大历史”不同，“新文化史”更关注“小历史”。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就认为“新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史(如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身体史(包括性史、姿态史、情感史)、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研究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语言社会史(包括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等)、行为社会史(如旅行史等)。其中，“身体史，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米歇尔・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福柯之后，身体史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并呈多样化趋势，现在其研究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最近在国内出版的美国学者托马斯・拉科尔的《孤独的性：文化史》一书，便是这样一部精彩的身体史――性史著作。

福柯发现人类的“性”并非自然物，拉科尔也发现人类的“”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性学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问题，对“”的探讨纯粹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虽然在18世纪以前这种毫无疑问就已经存在了。

拉科尔认为，西方文化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18世纪初期，这种个体被理解为是展现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表现。它好比一个十字路口，成年男女或少男少女如果缺乏细心的照料和正确的引导，很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在那里，他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幻想以及自我投入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选择虽不至于罪恶深重，却会导致病态和堕落，因为它是一种不受宗教所控制的恣意妄为。之后，弗洛伊德的学说带来了一场革命，也使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再是一个会将人引入歧途的十字路口，而是一个人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经历的一个阶段。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挣扎，摆脱这种自体性游戏的影响，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自我。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文化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行为被认为是自恋、自爱的一种体验，也是自我满足的一种形式，它使每个人在与他人形成各种关系的同时，不会丧失自我。这种曾被哲学家认为是自我毁灭的行为，现在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成为实现自我的手段。从“被动的我”，到“我自己”，再到“主动的我”，文化经历了这样一个递进，这也是为什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为此书作评时，题目是“Me，Myself，and I”。

，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如果不是一种禁忌的话。格林布拉特曾谈到拉科尔在哈佛举办文化的讲座时，所激起的种种古怪反应。他感叹当今的西方社会，“食屎癖没使他们忧虑，没让他们退缩，甚至让他们兴奋――但是：拜托!什么都可以谈，就是别谈这个。”西方如此，中国也不例外。1926年，北大教授张竞生出版过一本《性史》，算是中国人最早的性学报告，其中就探讨了大学生青春期的冲动与问题。可惜在国人中引起轩然大波，让张竞生一生声名狼藉。

还有就是鲁迅日记中有关“濯足”的记载所引发的笔仗。有人认为，“濯足”系或其他的隐语，而鲁学专家赶紧出来辟谣，说“濯足”就是洗脚，“不应作其他的奇想和发挥”。虽则鲁迅先生讥讽过国人，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但现今一些道德家谈性色变，恐怕亦非正常吧。圣人即便又有何妨?在认识性、认识人类自身上，“奇想”和“想象”固然不对，但是舍弃求知的精神，凡事抱着“无知还无所谓”的态度，我们为此吃的苦头还少吗?至少，就我自己来说，18岁时，给我一本《孤独的性》的话，我的青春期会好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