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诗歌翻译的文化特点

摘 要：戴望舒作为一个具有诗人和诗歌翻译者双重身份的人，把多年写诗的心得纳入他的译诗，从而取得了非常的结果，戴望舒的诗歌翻译，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又在戴望舒的诗歌翻译中得到很好体现，他不仅在增强汉语的表现力等方面进行一些大胆的尝试，而且希望在诗歌的语言特色、意象等方面保留有象征派的特点，对文化主体身份重新进行了解构与建构。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拓了我国新诗创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诗歌；翻译；文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228-02

戴望舒既是我国有影响的现代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成就颇丰的诗歌翻译家，实际上，从整体上看，戴望舒在诗歌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一点也不比诗歌创作方面小，从数量上看，其翻译的诗歌数量要远超过他创作的数量。他的诗歌翻译不象同时代的很多诗歌翻译者，忠于原作，戴望舒依托诗人迥异的想象空间和浓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在诗歌翻译中把西方浪漫色彩与中国古典传统结合起来，表现出明显的文化特点。

一、中西方文化对戴望舒的影响

戴望舒最喜欢西班牙和法国诗人的作品，这是和作家的性格特点相符的，戴望舒是一个追求浪漫，不愿受过多约束的诗人，特别喜欢温柔的想象，喜欢在一些日常琐事中发现自我，追求自我，这时代西班牙、法国等诗人的作品中有很多就属于类似的风格，在这种情况下，戴望舒选择他们的作品进行翻译就不足为奇了。戴望舒的诗歌翻译从前期看主要是法国象征派诗人，到了后期以后，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以及对生活理解的变化，开始重点关注法国和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耶麦、波德莱尔、冬尔迦、沙里纳思等人的诗作是戴望舒非常喜欢的。

但是我们知道，戴望舒自幼在中国传统熏陶中长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典诗人对戴望舒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其文风，还是其思维特点，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征，早期戴望舒在诗歌创作中，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所以其诗歌特点明显的具有中国古典诗人的味道，非常追求恬谈自然、与世无争，无论其对人性的描写，还是对心理活动的刻画，更多的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争与无意。

和其他诗人一样，戴望舒的创作也受到了其翻译的深深影响，从他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得到验证。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学习法语以后，戴望舒开始接受开放化的启迪，并且由于诗人浪漫的天性使然，使戴望舒很快就喜欢上了自由、浪漫的西方，到写作《我底记忆》的时候，戴望舒已经完全渲染在象征派的诗歌氛围中，从这时开始，如果对比其一些代表性的作品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从内容到形式这种深刻的变化，这时的戴望舒诗歌已经没有了《雨巷》那种淡雅的缠绵、凄凉的委婉。他自己认为法国诗人耶麦抛弃了虚夸、浮华、溺娇，其实也正是代表他自己文风、诗风的转变，他在这时，已经认为诗的美在于其内在的实质，而不是象《雨巷》那种复杂的节奏和婉约韵律。

从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浪漫文化，都对戴望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使戴望舒在两种文化的交织中产生了更复杂的情感，很多诗歌既有西方文化中典型的对感情的浪漫的追求，也有东方文化中那种婉转和精致。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印象》中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既有“象征森林里”幽远的“印象”，又有非常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的古典诗人的情绪和感伤，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怀。从本质上来看，戴望舒和中国其它同时代的诗人一样，一方面迫切的希望从西方文化中的“借火”，点燃中国人们对诗歌的激情，而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留恋，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戴望舒无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一个普通人，其表里、风骨都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戴望舒的诗歌受到了法国象征派等西方诗人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无法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召，这里有诗人性格的原因，同时也有时代的原因。

二、戴望舒诗歌翻译的文化特色

从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又不可以避免的在戴望舒的诗歌翻译中得到体现，一方面戴望舒希望把象征派的诗歌移植到中文来，另一方面，又希望在诗歌的语言特色、意象等方面保留有象征派的特点，在这一方面，应该说戴望舒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在增强汉语的表现力等方面进行一些大胆的尝试，对文化主体身份重新进行了解构与建构。

戴望舒在翻译中，非常重视利用西方浪漫主义笔触来增强汉语的精确性，希望能够利用西方诗歌的语言优势解决我国诗歌发展之初无法表现深刻感受的问题，同时改造新诗发展初期粗糙性问题。戴望舒认为新诗一旦切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就失云了资源的困境，要解决这一困境，必须借助诗歌翻译，寻找欧化的或者现代化的语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经历了翻译初期的彷徨以后，戴望舒中后期翻译的诗歌在语言风格方面是非常类似于法国印象派诗人的，在戴望舒看来，新文学运仅仅解放了我国诗歌创作中的文字，在语言方面还存在很多表达的障碍，由于在语言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就造成了很多诗人在创作中无法表现出深刻的意境。我国早期的新诗诗作也不可避免的以平铺直叙为主，这与当时世界范围内追求的“现代性”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戴望舒的诗歌翻译在早期，是非常注意语言方面的欧化的。诗人北岛就认为，就诗歌创作而言，戴望舒并不能说给中国新诗带来了多大的惊喜，对后代的诗人影响也非常有限，但是其诗歌翻译却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语言风格方面对后人影响颇深。

随着对诗歌翻译的不断深入，戴望舒也开始从关注诗歌的语言风格转向意象空间，尤其是在其对彼德勒的诗作进行翻译之后，他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把印象派诗歌的语言风格移植到中文翻译中来，的确能增强诗歌的表现力，但仅有这些是明显不够的，要使我国诗歌获得足够的营养，仅仅借鉴国外诗歌的形式是不够的，要对文化主体身份进行建构，就需要从诗的质地入手，不能仅仅关注浪漫的语言特色，所以中后期的戴望舒的诗歌翻译开始更多的关注日常生活，这是戴望舒给诗歌翻译的一个重大转变，反映在具体的创作上，就是他开始逐渐重视表达方式的输入，诗人王佐良对此给出了非常中肯的评价：“戴望舒的译文并不是一味顺溜、平滑的，而是常有一点苦涩味，一点曲折和复杂，而这又是波德莱尔的精神品质的特点。”

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的关系，戴望舒在诗歌翻译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诗人兼评论家余光中就认为，虽然戴的诗译在中后期开始逐渐重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但是更多的体现在语言的欧化上，其意境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也是戴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很多诗译都是浅白的陈述，法国浪漫派诗歌中所蕴含的哲理反思，机智深度都没有在其译作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应该说余光中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我们应该看到诗人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民族文化衰败，诗歌传统没落之时，这时，如果过多的追求复杂的意象，可能只会失云更多诗歌关注者，这对诗歌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光等诗人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很多戴望舒的诗译平淡自然、洗炼亲切，读戴的译作如饮一杯清菜，和好友促膝谈心，别有一番味道，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戴望舒对于原创作的深刻把握，并有效的同当时的民族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光特别指出：“在诗中加入语调，正是戴望舒的一大贡献，也许从他开始，汉语诗歌才真正重视起语调来”。

三、结语

戴望舒作为一个具有诗人和诗歌翻译者双重身份的人，“把多年写诗的心得纳入他的译诗，从而取得了非常的结果”，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拓了我国新诗创作的新局面，虽然可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一定程序上打开了民族传统文化朝外的门窗，为我们新诗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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