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化 闽学之旅

朱熹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福建有史以来最具国际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因朱熹长期在福建讲学，且其弟子多为福建人，所以由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闽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亦称“新儒学”或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卓著贡献，使福建具有“滨海邹鲁”和“道南理窟”之誉。

“闽学”创始人

朱熹字元晦，又字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小名沈郎，小字季延。父朱松，宋政和八年（1118年）进士，外任福建政和县尉。朱熹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9月15日在尤溪出生。14岁丧父，随母祝氏定居福建崇安五里夫。

绍兴十七年（1147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先后被授予左迪功郎、武学博士、朝奉郎、朝散郎，历任泉州同安主簿、秘书省秘书郎、知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直秘阁、薄提刑、江东提刑、秘阁修撰、江东转运使、漳州知府、湖南转运副使、潭州知府、湖南安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

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时，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唐仲友，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十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朱熹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策。

朝廷识其才，多次委以重任，朱熹力辞不受，致志于理学。先后主管台州崇道观、武夷山冲佑观、华州云台观、西京崇福宫、西太一宫、南京鸿庆宫，讲学庐山白鹿洞书院，著书立说。一生著作甚多，收入《四库全书》的有四十部。其哲学思想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关于理学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

庆元三年（1197年），韩佗胄擅权，排斥赵汝愚，禁道学，朱熹受牵连被斥“十罪”，革职回家，于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去世，终年71岁。朱熹死后，宋嘉定二年（1209年）诏谥“文公”，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年）封“徽国公”，咸淳五年（1269年）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元至正元年（1341年）诏立“徽国文公之庙”。崇祯十五年（1642年）诏称“先儒朱子”（后改称“先贤”），列为于汉唐诸儒之上。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升“先贤朱子于十哲之次”，定文庙春秋祭祀。

闽学是南宋时期传统儒学的新发展，它根源于福建，以朱熹的集大成思想为主要代表，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为之后儒学其他思想流派所难以企及。

由“吾道南矣”到“道东之传”

“闽学是指以朱子学为中心、朱熹及其业师和恩人的学说和理论。”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闽学研究十年录》主编黎昕说，朱熹及闽学研究一直为福建学术界所关注。

闽学最早形成于福建北部山区，这里的奇山秀水和良好的问学环境使其自宋代以来成为儒生汇聚讲论学问之处。

从起源上说，闽学上承北宋程颢、程颐之理学思想。作为宋明理学的创始者，程颢、程颐在中国哲学史上被认为是把孟子以后中断了1400年的儒学道统承续起来的思想家，代表了两宋理学的主流。

二程门下，有弟子杨时、游定夫，皆为福建人。由程颢、程颐到杨时、罗从彦、李侗，再到朱熹，这是宋代儒学中程朱理学一系在福建发展的基本脉络，闽学也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被定位。

由此，当年杨时学成返闽时，才有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之慨叹。尤其是闽学中的朱熹思想在宋明两代合计600年的儒学发展历程中，逐渐成为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儒学发展乃至中国哲学史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我们知道，一种思想文化的存在与承续不仅体现在其著作、讲学或学生数量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内容，同时更是其思想学说影响性在地域空间上的活跃与拓延。就此而言，闽学乃是河洛之学自北向南传承和发展的结果，同时闽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亦开始了广泛的思想流传，仅在福建区域内便经历了一个由福建北部山区向东南沿海转进的过程。

朱熹晚年任漳州知府，首先将闽学思想从闽北山区系统地延至福建南部沿海，之后又通过游历与讲学使自己的学生遍布于福建中部和东部，尤其福州更是成为了闽学的沿海中心。这就为闽学后来向台湾的传播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化传衍的一个基本趋向是由成熟、进步区域向发展程度较低区域自然流淌的过程，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前提。

闽学向东跨海传入台湾，除了福建与台湾两地仅一条海峡之隔的地缘优势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自宋代以来，每一次战乱都会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士君子和由他们所带动的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徙，逐渐形成了儒家文化之社会分布密度，也因此从北高南低转为南高北低的状况。在这一过程中，福建开始突显出明显的区域文化优势，并成为承接中国文化中心的地区。

我们可以从宋代福建儒生在不长的时间里由科举入仕的数量快速增长，并居于全国领先位置的现象，看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区域文化高度发展之端倪。据《闽大记》的记载统计，福建人进士及第者唐代有58人，到北宋增至2503人，到南宋又增为3482人。

以莆田为例，地方史志称：“莆邑地虽僻小，而文物之盛甲于闽中。其科第自唐贞元七年林藻擢进士第始，历十五代仅十三人而已。至宋时大盛，遂有‘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之语。”“宋代三百年间，莆邑之人，举进士者八百二十余人，预诸科特奏者九百八人。”

当时的福建民间读书著书之风气十分浓厚，据陈衍《福建通志・艺文志》中不完全记载的统计，福建人的著作量，在唐五代只有74部、363卷，到宋代猛增至2268部、21385卷。这与理学南传和闽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研究空间巨大

相比起朱熹及闽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贡献，对朱熹及闽学的研究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比如，朱熹哲学中蕴含什么样的生命意识？长期研究朱子文化的厦门大学教授朱人求提出，人的生命存在及人的生命意识始终是朱熹哲学致思的焦点。在朱熹精心构筑的本体世界、现实世界和历史文化世界中，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的生命内涵与本质、人的生命实践等问题是其关注的核心，这一切构成了朱熹哲学的人学特质。

那么，朱熹何以强调立足文本？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研究发现，朱熹认为读经重在了解圣人在经文中阐发的义理。他痛感当时学者竞立新说，却不重视读书，也不重视传统的思想资源，不但无助于传统思想的光大，反而歪曲古人以资己说，这样既谈不上继承，也谈不上创新。

如何看待朱熹视域中的佛教伦理，也让不少学者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厦门大学教授高令印认为，朱熹基于“儒释之分，只争虚实”的原则评判和吸取佛教，形成其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模式。但在南京大学教授李承贵看来，朱熹对佛教伦理进行较系统的理解和评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误解，以至于影响了他对佛教伦理的积极消化和吸收。

“朱熹和闽学思想既是理解福建文化与中华文化内在紧密联系的纽带，也为当下福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驱动。”黎昕建议，我们应将朱熹和闽学的文化资源与学术研究纳入福建文化品牌的整体架构中，借助朱熹的名人效应与历史影响，推动福建文化在国际学术界、文化思想界的传播。同时，积极探索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文化发展的内涵与品质，重树福建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中的自信与活力。

闽学活在当下

朱熹如何伟大？朱熹第二十七代裔、厦大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朱人求在讲座中提到，宋明理学可以比作中华文化的青藏高原，而朱熹就是珠穆朗玛峰。孔子之后一千多年，出生于福建尤溪的朱熹开创了闽学。朱熹称赞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朱熹也被称为继孔子之后的“圣人”，朱子文化成为“近世东亚文化所依凭的重要精神资源”。

朱熹小时候就会问父亲朱松“天之上为何物”，他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让人高山仰止。朱熹重视书院对树立社会正能量的作用。南宋初全国有167家书院，福建占33所，而所有书院中有67所与朱熹相关。朱熹在福建修有寒泉精舍、裕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局书院等书院，而他重修的白鹿书院和岳麓书院至今在学界仍然如雷贯耳。

朱熹不仅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和孔子一样喜欢在春天的时候出去享受大自然的真性情的汉子，还具有科学精神，只是经常受人误解。网络上，不少人在误传所谓的“野史”诽谤朱熹，这让朱子学的专业研究者深感痛心。不久前，“武夷书院讲坛”首场讲坛在武夷山启动，同是朱子后裔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部教授朱人杰谈到朱熹在国门之外很受推崇，而国内总有那么一拨不明真相的人在传类似“朱子儿媳妇”这类谣言，甚至有朱姓后人也相信别人对朱熹的诽谤。朱人求告诉记者，如今的“朱熹热”是好事也有隐忧，福建真正对朱熹研究透彻的专家不多，大学生不能“为学而学”，应该把对朱子文化的学习融会贯通到生命中，真正了解朱熹，从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朱熹一生穷研孔孟之道，糅合佛道及诸子之说，把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融入其思想体系，集宋学之大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的“理先气后”“心统性情”等一系列思想理论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使整个民族完成了一次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

不仅如此，自元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指定科举教材以来，朱子学成为元明清三代的正统思想；后世思想家尽管对朱子学有批评、有修正，但在体系创新上都没有超出朱熹理学体系的范畴。朱学不仅受到中国统治者的推崇，且远播海外，成为东亚、东南亚等很多国家的重要思想学说，甚至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即便在近现代中西文化掀起冲突和碰撞的背景之下，朱学思想仍受到海内外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的持续关注，仍是当代国际学术界、文化思想界的重要议题。

朱熹许多思想对现代社会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朱熹所说的“理一分殊”要求正视宇宙万物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这对解决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有一定的启发。“理一分殊”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不能搞一刀切，应求同存异，正视差异性。“居敬存养”的工夫论对解决由个人空虚、怨愤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居敬存养”要求“主一无适”，做事情专一，还要求心存敬畏。心中有“敬”，精神就会充实，避免因空虚无聊导致危害社会的行为。

紫阳高照 家训流芳

朱熹不仅是一代大儒、理学宗师，治家同样严谨有方，他把儒学精华和自身的教育思想融入到家规家训之中，也为我们修身处世、治家教子提供了重要借鉴。

《朱子家训》是朱熹晚年留给后世子孙的一篇著名家训。全文短短300余字，讲述了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精辟阐明了修身立德治家之道。家训以简朴的语言，勾勒出富含哲学思辨的道德伦理思想，是朱熹关于治家方面的一篇重要著作。通篇家训文句工整对仗，言辞清晰流畅，富有感召力和深厚的人生智慧。《朱子家训》是治家理论的总纲，后世多有所发挥与阐述，如明末清初朱氏后裔朱柏庐便在《朱子家训》的基础上，写出了《朱柏庐治家格言》。

朱熹送长子朱熟去婺州金华（今浙江省金华市）求学时，还曾写过一封家书《训子从学帖》（又名《与长子受之》），在家书中语重心长教育朱熟勤学习、交益友，一片殷殷之情，爱子之意跃然纸上，成为家书名篇。

此外，朱熹为训导子弟还曾编订一本《童蒙须知》（又名《训学斋规》），从穿衣饮食、说话走路、读书写字等方面教育子弟从小就要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养成良好习惯。此书后来成为重要的蒙学课本之一，深受后人推崇，里面的一些名言名句如“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等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