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基于法益保护位阶的刑法实质解释

论文摘要 由于刑法对于国家的安全和人身的权利进行优先保护，因此罪行的构成解释要将实质解释作为根本，对保护位阶的划分进行分别对待，当出现区分困难时，要进行一种入罪解释的强化。

论文关键词 法益保护 位阶 刑法 实质解释

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也在进行着转型，但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较多的难办案件，在法的安全性之外，正义也成为了衡量价值的全新增设标准，这也就隐含了合理的刑法实质解释以及当中蕴含的制度空间。在对刑法实质解释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刑法实质解释和法益保护位阶实质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却经常被人们忽视，在进行刑法实质解释的选择时，其实是存在一定的选择方法及其基本限度的，并且对当前的刑事政策对于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若实质解释讨论的法益保护位阶仍旧是对保护的重要性这一本质性的问题，而并没有将讨论的内容延伸到保护的优先性这一保护位阶的层面上，就会与我国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根本相背离，而社会民众对于法律正义的诉求也日益提高，若不进行改变就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相反的角度分析，就是将保护位阶作为分析的范式，挖掘出实质解释的价值导向，使得刑法实质解释不仅能够表现其功能导向，也能够使其更富含正义性。

一、 理论诠释

位阶的意思就是一种阶梯按照某种次序形成，从刑法的角度进行分析，法益保护的位阶就是不同的法益依据某次序而形成的保护阶梯。法律的客观世界现象就是法益保护的位阶，将法益间存在的主次关系和轻重关系在刑法规范的层面上进行了反映。法益保护的位阶法则在对保护选择的规则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将制约意义赋予了刑法解释。法益论在当前的社会和学术界当中备受人们的关注，主要是由于法益论将个体的自由作为其理论的根本，给予了足够的保护和尊重，有效防止了国家公有权利的非法扩展。我国的刑法具有谦抑的原则，法益保护的补充就是刑法，也就是说国家干预的严厉刑罚要满足刑法的要求，在能够使用更轻的手段进行法益保护的时候，就要避免不必要的刑法投入。换而言之，就是当行政规范和较轻的民法以及其他措施无法有效地对社会冲突进行解决时，刑罚才会被准许使用给予威胁。刑法的社会任务就是其干预权的界限，刑法只能对具体的法益进行保护，而道德信仰和政治等并不应当得到刑法的保护。

在理论层面，法益论既有两种机能：一是构成要件，具有指导方针和对原理进行解释的作用，也就是内部机能；二是当不存在值得进行保护的法益时的批判机能，也就是非犯罪化。从机能方面进行分析，刑法采取的机制是事后处理，也就是当发生重大的损害之后再进行介入并进行制裁，并且如果不存在法益侵害的话就不能进行刑法保护，侵害不清楚就无可罚性，这样的机制为入罪和出罪以及非犯罪化和犯罪化制定了一个标准：第一，在立法的层面上，法益侵害在进行判断时是给予是否存在侵害法益的现象，对于无被害人的犯罪以及自身就是被害人的行为实行非犯罪化，比如吸毒、堕胎等行为；第二，在司法角度上，法益侵害的判断依据是刑法对重要法益的保护，在对处于罪与非罪的交汇处的案件进行判断时，要根据其实质的违法性进行，以判定其犯罪的事实是否成立。在确定这个标准的过程中，法益侵害的主张大多是无价值论，也就是判定违法性存在与否时的标准是其行为本身对法益是否产生的威胁或侵害，若不存在法益侵害或者威胁，内心的险恶程度和行为违背伦理的程度都不影响其不具备违法性的判定。在法益侵害的角度进行分析，当人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恶性但是并没有对法益产生侵害和威胁，那么在进行刑事立法上对其定位时就不能定义为犯罪，在进行审判实践时也不能作为犯罪进行处理，对处罚的范围进行了良好的控制。

法益保护的位阶存在着三个层面：第一，当处于附属法益的情况时，在确定罪名时要基于对法益位阶进行区分的基础之上，例如当一个行为不仅侵犯了财产权同时也侵犯了生命权的时候，在定罪时应当如何进行？在当前的学术界已经就此问题达成一致，也就是刑法解释认定犯罪时必须将证成优位法益作为根本依据，将刑法规定进行体系化，第一标准设定为最优位的法益，对从属的法益进行补充考虑。第二，当侵害行为和自救行为中的法益存在冲突时，如何对自救者的犯罪构成根据保护位阶进行认定，其中包含了防卫过当和正当防卫间的临界点，在进行区分时要依据法益保护的轻重关系和主次关系，全面结合立法进行衡量，例如：民众不能因为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而对侵害者进行生命威胁，这就同时涉及了生命权和财产权之间的权衡。第三，法益保护位阶作为客观的存在，对其进行反应时司法和立法应当有所不同，立法应当主要重点保护被刑法维护的特别重要法益，体现的形式就是严厉的刑度和严密的法网，而司法就是将刑法维护的重点法益作为根本支撑点，当司法在进行实践的过程中若出现了模糊不清的案件，应当按照保护法益的位阶对其进行划分，对其限度、解释方法等进行强化，将保护的妥当性充分体现出来。

二、 教义更新

（一）对于侵犯权利的入罪强化

现阶段，法律的主旋律就是对人权进行保障和尊重，为了保障国家刑罚的行使不对人民产生侵害，对罪刑进行法定以及成为各国在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则。当前的社会价值观密切关注了人们的尊严，无罪人的尊严涵盖了其自由、生命和财产等权利受到保护而不被侵犯，在某种层面上进行理解，人权就是大多人数对道德所形成的共识，相反，人权之所以合理就是因为其能够在当前的思想体系中被辩护，多数人对其有效性和合法性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人权的意义和其具体的实现条件之间有着紧张的、独特的关系。在当前的人权保障体系和国家的秩序下，法学家要在构建自我理论的同时将时代中保障人权的使命融入其中，并建立起防护的城墙，对宪法给予我国公民的自由和尊严最大程度地维护起来，这不仅能够对构建刑法学理论的品质产生影响，也能够对其自身所具有的解释力进行影响。

从刑法的本身进行分析，能够看出当代的刑法在法益保护目的进行的设定。第一，当代的刑法的原则是责任主义，对未成年人进行判断时依据刑事政策，因此认定其不具备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法益在进行责任认定时，规定其责任人也可以由受限制的能力人构成，比如当十四周岁以上而在十六周岁以下的人若是故意杀人、贩毒、投毒等，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对人身权利存在着严重侵犯情况的犯罪，公民拥有更大的自身防卫自由，刑法中也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行凶和抢劫等对人身安全产生严重危害的暴力犯罪行为，进行没有造成侵害人伤亡的防卫行为并在防卫过当的范畴之内，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防卫权充分体现了人身权利受刑法的保护。第三，一些犯罪对公民的人身权利产生了侵害，刑法中对这类犯罪设置了重的刑罚，对此类犯罪进行严厉地打击并进行预防，故意伤害致死、故意杀人、蓄意谋杀等罪行都可以进行死刑的判处，一些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罪行比如抢劫、投放危险物等，情节严重时也可以判处死刑。

其实，从严体现的一个层面就是对罪犯进行重判，对犯罪的构成进行从严解释就是另他维度。当今时代对死刑无效和轻缓刑罚进行强调，死刑无效也许更具有现实意义。刑法在对侵犯人身权利的罪行强化解释主要涉及了三个命题：第一，当罪与非罪之间存在争议时应当强化入罪解释，出现这种情况时，人身权利是被刑法保护的权益中最重要的，涉及到每个公民的自身利益，所以应该对入罪的标准进行强化解释。在当前的社会当中，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在激烈的争吵或是轻微的肢体冲突中极有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亡，当案件发生后，法官在进行判定时难以对案件的性质进行判定，无法断定是过失致死还是意外事故，通常情况下会在社会效果的角度进行判定，按照过失致死罪进行处罚，这其中所包含的解释机理就是将危害人身的生命权作为重点，而生命权是法益保护的重点对象，对不利于被告的刑法解释进行强化，这不仅能够对刑法的导向进行有力的发挥，也能够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进行有机地统一。第二，不能对一种限制解释进行强化，要对内在的以刑制罪的规律加以重视，并重视其对解释的制约，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理论贡献。随着社会从农业向着工业转化，刑法所保护的中心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对秩序的维护要弱于保障人权，其他的权利都在人权之下，刑法对绑架罪进行严厉的定刑是因为其对人身的权利产生严重的侵害，刑法的重点是保护人身的财产权和生命权，所以会对此类罪行加重刑罚。第三，在两种罪行间难以界定时要对其中一种的重罪解释进行强化，刑法解释一对价值的选择和利益的衡量，即使有时会出现制度力量进行迫使，但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遵循。

（二） 对于侵犯价值冲突的入罪扩大

在对犯罪进行分类时，学界通常是根据受侵害的客体进行区分，从刑法意义上将其分为十大类犯罪罪行，除此之外，一些学者也提倡对域外的经验进行借鉴，在进行区分时依据设置的法定刑，将罪行分为轻罪和重罪。基于对犯罪治理的考虑，将犯罪分为价值性的冲突和物质性的，社会冲突种属就是犯罪，社会冲突有物质性和价值性的区别。通常情况下有两大类的因素能够致使人们产生冲突，一种就是物质原因，也就是在进行物质利益的争取时所产生的冲突，还有一种就是价值性的，也就是由于价值观、等存在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对国家安全形成危害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的行为、行为等都是价值性冲突的罪行，其特点是对当前的社会制度存在价值观念上的背离，实施犯罪的方式和手段都较为残忍且极可能反复实施，还有就是这种罪行在治理时较为困难，所以通常国家都会对其进行严厉的打击，当对其罪否和罪行确定时若遇到困难，可以将国家处理此类罪行的难度考虑在内，对其入罪的标准进行扩大和强化。

综上所述，应当对侵害人身权益以及价值性的冲突犯罪强化入罪解释和进行一种扩大解释，而对于其他的在判定出现困难时，可以对其入罪的标准进行一种限制解释。当今的社会更加提倡刑法的实质解释，因此我们应当对法益的保护位阶产生的影响加以重视，保证刑法处罚具有合理性和妥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