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养老金分配中的性别差异研究

【摘要】养老金改革关注的焦点是严重的老龄化和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造成的危害。文章通过分析oecd国家对养老金分配中的性别差异问题，阐述了性别差异中的养老金收入的鸿沟，以及OECD国家的现有做法，最后提出了私人养老金不应取代公有养老金，应重视女性的养老金捐助等建议。

【关键词】养老金 性别差异 社会保障制度

精算公平下的性别不公平

养老金改革关注的焦点是严重的老龄化和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造成的危害。此外还包括公共养老金方案中转移支付对未来一代施加的不公正负担。因此，大多数体系将控制公立和私立养老金成本作为主要任务。当然，具体措施千差万别，一般情形都是将待遇和缴费相联系，这样做强化了“精算公平”，但对于男女的影响是不同的。

从性别视角考虑，以牺牲社会公平达到精算公平的目标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性别不只是表现为男性和女性，还表现为在生命过程中就业和未就业的不同组成形态。发达国家成熟的就业形式是一种连续的自由的全职工作形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从事家庭抚养活动的原因，女性普遍中断或弱化了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不同社会中，男女地位的巨大差异主要缘于男性是养家糊口的人（即占主导地位）还是男女对于家庭收支具有同等地位。当然，并非所有家庭中男女地位都是相同的，因此，全职连续工作的模式在女性中不太普遍。

养老金收入的性别鸿沟。纵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国家，高龄女性承担着与之不匹配的贫困。她们的养老金比同年龄的男性少导致总收入低于男性。然而，女性和男性的养老金差异（体现为养老金比例）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差悬殊。意大利为66%，英国为60%，法国为56%，德国为42%。这种差异既与女性的就业率有关，也与养老金的设计有关。

将性别间养老金收入鸿沟量化并比较是有问题的。个人婚后的收入数据很少有人研究，通常的数据是配偶的总收入。由于已婚男女间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为严重，所以这种假设掩盖了男女间的养老金差异，也使得性别不平等程度的比较和国家间的对比更为困难。那么，可以考虑从未婚老年人的养老金数据中获得某些启示。

Mrakinen（2002）使用了Luxembourg Income Study Data 分析了10个国家的私营和公立养老金。在70岁以上未婚人群中，女性养老金与男性的比例最低的是英国，为69%，美国、德国、法国、芬兰、瑞典为73～78%，丹麦为100%。英国和美国的私人养老金比重更大，女性的公共养老金是男性的92%。但在私营部门中性别鸿沟更大。英国70岁以上人群，女性得到的养老金数量为同等条件下男性的40%。德国和瑞典的公立养老金也存在类似问题，体现出收入关联型社会保障体的某些问题。丹麦的主要问题在于老年收入的公平性，这主要是由于丹麦的基于公民居住地的养老金再分配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因为女性的全部养老金中只有4%来自私营部门。

女性身份对于女性的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在绝大多数国家，相当比例的女性承担母亲的角色或照顾衰弱的老人，这些都决定她们在就业、收入以及养老金参保等方面受到很多限制。英国的24～44岁的女性中，没有生育的女性就业率为76%，而生育过的女性就业率仅为24%。所谓的“家庭鸿沟”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母亲比没有孩子的母亲具有更低的就业率和更少的就业时间。但是，在北欧国家，由于平等主义观念的普及和针对老人、儿童的完善服务制度，家庭鸿沟微小，同时女性就业率比欧盟其他国家高。

由于女性兼职工资比较低，加之对家庭成员的照顾行为，更加剧了家庭鸿沟。例如，在英国有两个孩子的女性的工资比没有孩子的女性的工资低24%。在英国有两个孩子的中等熟练程度的女性的收入只是相同熟练程度但无子女的女性的一半。在英国女性身份令人惊异的减少了女性全职就业的机会，由此减少了她们的收入，同时导致她们在私人养老金计划中的缴费减少，这一现象与教育程度无关。对于单身母亲而言，母亲身份使她们在就业和支付儿童抚养费上受到的影响更重于已婚女性。相比无子女的女性，有子女的女性受到的收入损失的过程持续到整个就业年限中，这是由于就业歧视和临时工作降低了她们的工作地位。

现有再分配形式的分析

对于养老金中的性别平等方面，欧盟也制定大量相关政策。其中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向承担照顾家庭责任的群体提供福利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遗属养老金。过去，女性一般是按照其丈夫的缴费记录获取公立和私营的遗属养老金。但是，这种社会保障措施显得越来越“僵化和陈腐”，这缘于家庭模式的转变，尤其是结婚和生育之间的联系减弱。

结婚和生育关系的解体使得遗属养老金不仅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且产生了不公平性。这是由于交叉补贴的原因。遗属养老金与领取人因照顾幼儿和其他家庭成员而受到影响并无关系。因此，已婚未育女性就处于被其他女性如未婚女性和低收入女性补贴的地位。这种现象存在于公立养老金系统中，也存在于私人DB型（待遇确定型）养老金系统中。在20世纪的社会变革背景下，这种特别的再分配形式的公平性受到怀疑。取代这种形式的应是一种更加简便和公平的个人养老金形式，即采用对生育女性的养老金特别保护措施。

降低缴费标准。按照居住地划分的公民养老金将割裂缴费和领取养老金的联系。在丹麦和荷兰，公民养老金只给付所有满足居住地要求的67岁（丹麦）或65岁（荷兰）以上的公民。在英国和爱尔兰，养老金领取时统一费率但保留了缴费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收入中的性别鸿沟，因此有向低收入者包括临时工作者再分配的味道。

欧盟几乎一半国家采用的是收入关联型养老金，这里的收入是以整个工作年限的平均收入计量的，其中没有收入或收入很少的年段是不会拉低养老金的。其他国家采用退休时或退休前一段时间的平均收入或最高收入时间段中的平均工资。由于女性工资一般不会在退休前形成最高点，因此最佳时间段的计算方法比最终时间的计算方法更有利。

面向护理人员的特别保护。大部分欧盟国家的公立养老金以养老金的形式承认家庭护理工作，当然对幼儿的照顾比对老人的照顾更普遍。英国和爱尔兰等实行统一费率的国家从1970年开始以减少能够获得金额的基本养老金的年限来补偿照料幼儿的行为。在收入关联方案中，护理记录是一种能够普遍提高女性参与公立养老金能力的方法。护理记录的值取决于护理期间的名义缴费率。但如果基本养老金的值被扣除到平均值以下，这种方法在补偿护理损失方面就是无效的。但是女性在私立养老金方面的损失使得其在公立养老金的损失相形见绌。

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私人养老金不应取代公有养老金。在过去的20年，以削减公有养老金为代价发展私人养老金的观点被广泛提及。支持者认为，公有养老金会产生赤字，并对雇员产生难以承受的负担。显然，公共养老金计划受到老龄化的挑战，同时它要求更高额的缴费和更长的工作期限。即使这样，在转向私人养老金过程中，认为它将面临收支危机的说法依然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预测结果是不确定的，因为是出生率下降而不是长寿风险增加成为人口老龄化的首要原因。当国家采取帮助幼儿护理或其他更受家庭欢迎的措施时，出生率能保持稳定甚至增加。其次，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婴儿潮极大冲击国内人口结构，预测的未来赡养比略低于历史值。再次，由于人口就业、税收和缴费比人口结构更可能影响养老金计划的可持续性。

重视女性的养老金捐助。对女性来说，残酷的现实是，除非在设计养老金制度时考虑再分配因素，否则她们无法既养育孩子又能够在晚年领取足够的养老金。男性则无此问题。

通常，女性承担了家庭中绝大部分日常工作，以及教育幼儿的工作和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工作，除了这些（无偿劳动）她们通常还从事一些有偿劳动，而她们的付出保证了男人可以去追逐他们的目标。女性的无偿劳动是她们对于福利系统的双重贡献：一方面她们帮助男人去外面挣钱，另一方面，她们承担了照顾儿童、老人和病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由于女性是生育的保证人，她们就必须承担社会再生产的责任。

一个没有孩子的社会是经济理性的，但不是社会理性的。女性选择要么不要孩子，要么晚结婚，少生孩子。这种现象既与工作理念中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有关，又与女性对（抚养）幼儿须花费的收入和养老金成本的考虑有关。如果女性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通过全职工作获得最大收益，那么她们照顾孩子、丈夫、老人的可能性会减少，生育率会下降。低生育率是造成就业人口总量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它也表明那些由于家庭规模减少而导致成本减少的家庭应该能够更多参与养老金计划。然而，正如schokka指出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社会赋予的责任。由非照顾人员补贴每个母亲（或照顾人员），并让补贴以养老金待遇记录值的形式存在，这似乎满足要求。

任何一种养老金方案的可持续性提高的条件都是扩大女性的就业率，尤其是全职就业率。而维持高生育率至少使其等于替代率的条件则相反，于是矛盾产生了。尽管一位“精英”母亲可以拥有高薪工作并能够负担全部的儿童照顾费用，只要有全职工作就“足矣”。但大部分母亲如果想继续从事全职工作就需要政府和家庭的支持。当然这个最佳方案也是需要经济代价的。

【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