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里的牙雕

中国的象牙雕刻历史悠久，传统丰厚，工艺水平亦达至极高境界。然其生产始终受制于原料之来源，规模较小，加之材质本属有机，容易损坏，故流传至今的作品数量也不多。降及清时，牙雕进入发展的黄金阶段，不仅宫廷中留下了为数可观的精品，在地方上也出现了以经营牙雕产品为特色的地区和城镇。贸易范围更远界欧美，令西人为之赞叹。

一、象牙的质地与特性

象牙雕刻的原料是象的上颚门齿，主要化学成分为“象牙质”，由磷酸盐和蛋白质等构成。象牙的颜色有白、黄、淡玫瑰等色调，硬度摩氏2～3，比重1.7～2.0g/cm。表面无珐琅质覆盖，质地细密，韧性极佳，有柔和的油脂或蜡状光泽。非洲象和亚洲象的牙齿性状略有区别，非洲象牙大都在1米以上，有的可达2米以上，有白、绿等色，光洁度较好，质地细腻，易生细小龟裂；亚洲象牙长度1米左右，色更白，质较疏松，易变黄。象牙根部中空，与头骨相连，又称牙管；中部露出口外，占总长1/3左右，为半空心；牙尖1/3实心，是用来雕刻的最佳部分。在实心部分的横截面可以看到独特的“勒兹纹”结构，又称“旋转引擎纹理线”，俗称“牙纹”。具体表现为由两组呈十字交叉状的纹理线，以大于115°或小于65°角相交的角度重复织成菱形网格。牙纹出现在靠边缘的位置，中央的小黑孔则是纵贯象牙的髓腔，称牙心。旧时往往通过牙心来判断牙材的优劣，只有中央一粒，称“太阳心”，最好；数粒，称“芝麻心”，次之；不规则点线纠缠状，称“糟心”，又下一等。象牙的性质柔韧致密，硬度适中，易于奏刀，可以进行细致的雕琢，因此不论在我国还是在欧洲等地，都成了制作工艺品的绝佳材料。

二、牙雕工艺历史简述

中国使用象牙制作工艺品的历史虽然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但其从骨雕手工业中分离出来，可能已晚至周。《周礼・天官・冢宰》载：“五日百工，饬化八材”，郑玄注：“八材，…象日磋，…”磋，即磨治也，《诗・小雅・淇奥》毛传说得更明白：“治骨曰切，象曰磋”，既冠以专名，则可见当时对治牙工艺特殊性认识之深，而牙雕亦应已独立成为一个工艺门类。

不过，关于早期象牙雕刻工艺的文献记载殊为零散，不足以帮助我们复原一个完整的历史图像，而近年来出土的相关考古发现，虽只是历经劫波后幸存的若干拼图，但毕竟是较为可信的窥豹之斑，有助于明了牙雕工艺的源流与背景，值得我们重视，故撮要于后。

在传世牙雕中，时代明确且可资为据的极少，比较重要的是两组唐代作品。一为甘肃敦煌榆林窟唐代普贤菩萨像，高80厘米，宽8.7厘米，可分开成两片，其内刻有54组佛传图，279个人物，12驾车马，极为精美；另一为著名的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藏拨镂牙尺、通天牙笏等，可补考古发现之缺，为珍贵的参考标本。

宋元时期史籍中虽有文思院、将作院、犀象牙局之类机构掌管包括牙雕活计在内的手工艺制作，还有文献提到曾见“或云宋内院”作之象牙“鬼功球”、元代象牙“图章”、“卧美人”等，并说“元时尚牙器”云云，但流传下来的实物其实寥若星凤。

到了明代，这种情况总算有所改观。今天所见明代前期的牙雕，据分析以宫廷御用监制作居多。主要是小型朝服人物像，较少染色；而明中叶以后在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及福州、漳州和广州等地，因为商业的需求，牙雕工艺逐渐繁荣。尤其是福建地区，因其海外贸易的便利，牙雕盛极一时。明人何乔远《闽书》中记载，崇祯间漳州“海澄有番舶之饶，…若犀、象、玳瑁、苏木、沉檀之属，（鹿）然而至；工作以犀为杯，以象为栉，…”。而崇祯元年《漳州府志》载，其地以泊来象牙雕刻仙人像，耳目肢体均生动逼真，海澄所造尤为精工，还生产筷、杯、带板及扇等制品，更为详尽。该地以生产象牙人物著称，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谓“闽中牙刻人物工致纤巧”，而沈德符在谈到“秘戏小像”时特别提到：“闽人以象牙雕成，红润如玉，几遍天下。”虽然当时江南知识阶层似乎对福建牙雕人物评价不高，但从其生产规模与销售渠道之畅通看来，早已远远超过前代。今天尚可见的明代传世牙雕作品中有文士、老翁、仕女、寿星、八仙、魁星、嫦娥、钟馗、弥勒、罗汉、观音及瑞兽、山子乃至佩饰、文具、笔筒、图章、盒等。其中有一类人像依象牙天然弯曲之势，略施雕刻，动态、衣纹、手持之物均不出材料轮廓，比例头重脚轻，容颜夸张简括，外壳红润，是目前所认为比较典型的福建制品。至于其他品类中亦不能排除有出于漳州牙匠之手者。

另一值得留意之处是牙雕工艺与相关工艺领域联系极为紧密，在江南一带工艺传统较为深厚的地区尤为明显，制作牙雕的工匠往往也同时擅长其他门类的雕刻工艺。如明高濂推崇的几位工匠：“鲍天成、朱小松、王百户、泉浒崖、袁友竹、朱龙川、方古林辈，皆能雕琢犀、象、香料、紫檀、图匣、香盒、扇坠、簪钮之类、种种奇巧，迥迈前人。”因此，牙雕工艺常常会于装饰趣味、雕刻技法、表现题材等方面取法竹、木雕等门类的经验。这种相互间的影响与借鉴一直延续，成为此类雕刻工艺的普遍现象之一，不独牙雕为然。难怪旧时以“竹、木、牙、角”合称，其间相通之理趣确乎不少。

三、清代宫廷与地方牙雕工艺的演变与特点

清代是牙雕的繁荣期，不同产地的不同面貌已日趋清晰。总体而言，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而其中比较重要的地域有：继承明代传统的江南地区牙雕，深受西方影响的广州牙雕，汇集南北风格带有宫廷气派的造办处牙雕，以及稍晚兴起的擅长人物的北京牙雕等，以下分别述之。

1.江南地区牙雕

江南地区的牙雕以苏州为代表，涵盖南京、扬州、杭州、嘉定等长江三角洲一带。这里自古就是商业与工艺美术行业发达的地区。其牙雕深受书画、竹雕等艺术形式的影响，文化底蕴厚重。嘉定竹刻家施天章、封岐等，都能从事牙雕制作，并曾作为牙匠在内廷造办处当值，称为“南匠”。正因为江南牙雕的文化气息，故而该地所创新样为各地上流社会所追逐，隐然成为领导牙雕发展的范本。当时广州工艺行有谚云：“苏州样，广州匠”。似可诠释为江南领导着市场的时尚，而岭南则生产规模大且工艺多元。

据《苏州府志》记载，当地常将“象牙、犀角之属，以制日用诸器，皆适于用”，可见其制品多为富裕阶层所能接受的实用器具。从传世作品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除笔筒、笔架、笔舔等小件文房用具外，不乏碗、瓶、盒等功能性或陈设性器物；装饰题材多人物、花鸟、山水、历史传说等，常以名家画稿为粉本，追求笔墨的韵味，某些山水作品有吴门画派之风，花鸟则宗清初画家恽寿平，清雅脱俗。为了适应画作的复杂笔法，江南牙雕长于阴刻和隐起浅浮雕，运刀简洁，磨工甚好，注重留白，不喜染色或漂白处理，注意营造意境，有较高的审美格调。

乾隆中期以后，由于广州牙雕的挤压，江南地区牙雕逐渐衰落，清晚期分裂出上海和南京牙雕，在承继江南牙雕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创新，成为令人瞩目的新流派。

2.广州牙雕

广州，古称番禺，其地牙雕的兴起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已是进出口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的重要港口。《史记・货殖列传》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矶、犀、玳瑁、果、布之凑。”象牙作为主要依靠进口的材料，也只有像广州这样的贸易港才能保证其来源。到了唐代，广州有“关口象牙堆”之称，“蕃坊”、“蕃市”林立，象牙交易兴旺。此后，“香珠犀象如山”的说法依然时有。明代在广州城内珠江岸边（今大德路与惠福路间）开始集中出现一些牙雕店铺，方便运送原料和成品的船只停泊，逐渐形成了象牙加工、买卖的市场，名为“象牙街”。还有了象牙一巷至象牙四巷、象牙北街等地名，留在《城坊志》中。

乾隆二十年（1757年）清廷关闭了福建、浙江、江苏三处海关，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的通商口岸。福建等地的牙雕产业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而广州专营象牙制品的店铺纷纷涌现，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大新路）一带。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一行抵穗，见到精美的象牙制品惊叹不已，后来随行秘书巴洛在见闻录中写到：“在中国人擅长的机巧艺术中，达到顶峰的就是象牙雕刻。”他还说英国工艺制造中心伯明翰试图利用机械仿制象牙镂雕扇及其他器物，却“达不到像中国制品那样高的成就”。根据巴洛的记载，当时他在广州见到的牙雕品种，有镂花扇，胸针、饰针、项链、梳子、鼻烟壶、烟嘴、粉盒、筹码、多米诺骨牌、国际象棋等，特别是象牙球，“在小于半英寸的洞中，雕有九到十五层的球，一个套一个，都可转动”，令西方人为之“困惑和着迷”。外销牙雕令广州闻名世界，英国汉学家波希尔就说：“广东为重要的象牙品之出源地”，“广东人亦以善刻象牙著称于世”，“今英国博物馆中所陈者，多来自广东。”

咸丰三年（1853年）民间牙雕艺人在广州成立我国第一个牙雕手工艺行会组织――象牙会馆，分为“慎玉堂”和“怀远堂”两个堂口。其中“慎玉堂”又分“贡行”和“洋行”，前者专做进贡宫廷的制品，集中了一批技艺较高的艺人；后者则制作出口货以供外销。1912年至1936年是广州牙雕业最为活跃的时期，外商订单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艺人从珠三角聚集到广州，牙雕作坊业汇聚到大新街、小新街、三府前和玉子巷一带，成为闻名中外的象牙街。店铺达到126间，从业人员2780人。其技术和经营都达到历史的高峰，居于全国的前列。据记载，“民国九年、十年间，洋行订单最多，输出最广，业务最为鼎盛，商人颇得获利，工匠入息亦佳，在当时各行业中以牙雕行业为最稳健者。”

充足的进口象牙原料，温暖湿润的气候，多元汇流的文化特色，促使广州牙雕探索出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首先是重视各种高难度的雕刻技巧，推崇技艺展示。最富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多层象牙镂雕技术，名品如象牙球；还有象牙丝编织工艺，代表如簟席、纨扇、宫灯等。广州艺人还很注意吸收新的技术，在作品上可以看到使用镟床加工构件的痕迹。他们常常综合使用多种工艺，将各部分分解制作，最后拼装成大型的画舫、龙舟、景观等，人物众多，景物复杂，绝非个人可以完成，反映出广州牙雕商业组织的严密和分工的成熟。

从总体上看，广州牙雕工艺重视刀工而忽视磨工，作品显得锋棱毕露，对于表现象牙的细腻质感不太有利。此外，广州牙雕为了保持象牙的洁白，喜爱应用漂白技术，并在白地子上再进行染色、镶嵌等附加手段。染色用茜草及多种矿物染料，镶嵌则多见紫檀、玳瑁、犀角、宝石、翠鸟羽毛等，装饰效果极强，风格浓烈。最后，广州牙雕为了迎合不同对象的需求，不仅器形多种多样，而且纹饰题材五花八门；有传统的神像、山水、花鸟、吉祥图案等，还有面向西方市场或针对国内猎奇人士的天主教题材，如圣母子、牧羊人、耶稣基督以及带有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良苕叶、西番莲、写实花卉等；布局不避满密，追求繁缛艳丽。有些西方题材处理得亦中亦西，波希尔称之为“奇制怪形”，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据《宫中进单》、《贡档》等史料记载，当时广东地区进贡的牙雕品种有牙扇、牙席、牙枕、牙褥、牙扇、牙牌掌扇、牙香囊、牙葵扇、鹤顶牙扇、牙花珐琅盆景、牙玻璃灯、雕牙香囊、雕花牙香盒、牙雕花搬指套、牙雕花盒、牙丝宫扇、牙茶碗、牙茶盘、牙槟榔盒、牙朝珠、牙丝香牌、牙丝搬指套、福寿象牙盒、牙炉瓶三事、雕镂牙花囊、雕镂牙花盒、牙丝花盒等，类型极为丰富。大约到乾隆时期，以前所盛传的“苏州样，广州匠”，慢慢转变为“广州样，广州匠”。广州牙雕工艺已经完全摆脱其他地域的笼罩，并且逐渐向全国范围辐射。我们从各地工匠在宫廷造办处当值人数的变迁，就能部分见出这种历史消长。目前已知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宫廷牙匠至少32人，除5人为北匠，其余皆属南匠。后者又可分做二个来源，其一来自江南，约14人，另外均出广东，有13人左右。十八世纪初期以前，以来自江南者为主，乾隆五年（1740年）前后广匠比例逐渐增多，乾隆十年（1745年）以后宫廷牙匠几乎全为广东籍。他们少则2名，多则6名，同时效力于造办处，实际上形成了一股集团力量，对宫廷牙雕风格的建构亦不无作用。在广东的地方志里自称：“香、犀、象、蜃、玳瑁、竹、木、藤、锡诸器，俱甲天下。”口气虽大，却决不是虚妄自夸之语。

3.宫廷牙雕

康熙十九年（1680年）宫中内务府下已设立造办处，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开始设置作坊，不过，限于资料，各作成做活计的情况要从雍正元年以后才能确定，牙作也不例外。而据嘉庆朝《大清会典》载，“如意馆”下属匠役中亦有“牙匠”。那么乾隆时期造办处与“如意馆”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推测，“如意馆”很可能名义上隶属造办处，实际上为平行关系。当皇帝驻跸圆明园时，这些工匠迁入该处如意馆，而皇帝返回紫禁城，他们也跟着移回启祥宫候命。“如意馆”不仅地理位置距皇帝居所更近，他们承接的活计可能也是皇帝更为重视的。检点传世工艺作品，只有乾隆早期的牙匠才有留下名款的殊荣，这是非常特别的情况。到了乾隆十年至二十年之间，随着玉料来源日渐充足，玉活计的重要性才逐渐超过象牙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