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进京务工人员共建和谐北京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走进城市。作为首都的北京，更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人口，离开家乡，走入京城。这些进京务工人员，刚到北京之时，仅靠亲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其在城市的最初社会网络，所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非常有限。但是，这些人群是北京城市建设一支不可或缺的队伍，使得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合理有效的途径，完善在京务工人员的社会网络，使他们可以与北京市民进行沟通互动，并建立起其对城市的认同和融入城市的意愿。

【关键词】进京务工人员；参与式治理；志愿活动

据统计，目前北京市的农村外来务工人员（以下简称务工人员）已经超过200万。他们多从事技术含量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因此工资待遇普遍较低，就业过程中面临各种困难。同时，因为新的城市社会网络的不完整，这些在京务工人员缺乏与北京市民互动的机会和平台，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信任和接纳。因此，这些在京的务工人员往往是游走于城市边缘，很难主动实现民利、维护自身利益，属弱势群体。

一、进京务工人员面临的困难

1.就业困难

获得经济收益是这些进京务工者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根本原因，获得在城市的工作机会是让“挣钱”的梦想成为现实的唯一合法途径。当这些在京务工人员作为一名职业谋求者进入北京时，他们需要进入城市之前的，已经形成的亲戚和朋友提供工作的机会，以提供在北京维持生活的机会。但当这些进京务工人员希望以第一份工作为基础，有更进一步的职业流动，从而谋求获得更多经济收益时，原来的社会网络就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必须对其做出扩张。进京务工人员如果希望获得更多、更好的经济收益，必须做出指向不同的或者更好的与自己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资源拥有者的理。他们必须冲破最初的社会网络，主动寻求异质群体的交往，寻找异质群体内的社会关系对自己的社会网络做出弥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走出工作的困境。因此他们迫切的需要与异质群体——城市居民形成互动。

2.标签带来的歧视

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而引发的城乡二元割据的现象已经由来已久，与之相关的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等都将众多的来北京务工的农村外来人口排斥在城市的无形大门之外，从而被贴上了“非北京人”的标签，不具有北京市民的身份。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愿望与城市体系对这一群体客观的排斥，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样的“标签”表示这群特殊群体因为在出生背景的异他性，从而必须要遭受个人品质的怀疑。他们不是以个体被排斥的，而是作为一个群体无法得到北京市民的认同。

不可否认，少数在北京的务工人员因刚到城市种种的不适应确实曾做出一些危害城市安全的事情，但城市居民将这种个体行为和想象不合理的扩张到了整个群体之中，从而导致了对整个外来群体存在的偏见，并把它们视为城市的异类和危险群体。这样就阻碍了进京务工人员和北京市民之间的深入沟通和了解，降低了双方对彼此的认同感，无法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因为缺乏新友缘和业缘关系的补充，进京务工人员的社会网络将会始终处于不完整状态。他们不但得不到来自城市机构和市民的支持和帮助，反而还会遭遇各种歧视与刁难。

正是因为进京务工人员与北京市民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彼此之间缺乏传递信息的桥梁，无法实现深入的沟通和了解，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我们需要搭建一个平台，使双方可以进行有效的沟通，补充进京务工人员的所缺失的社会网络关系，消除他们因既有标签带来的歧视。

3.陌生城市中的情感缺失

刚到北京的务工人员的个体社会支持网络中提供社会支持的关系人，城市人口数量极少。进入城市后，他们通过工作和生活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网络中，主要仍是乡土关系和亲属关系，其交往对象和范围也都极其有限，限于同质人群之间。因此，这些在京务工人员很难得到城市居民的支持，从而缺少了外部的社会亲和来源，生活在城市但没有与市民的交流。在京的进京务工人员在新环境下沟通渠道不畅，无法得到他人的关心和支持，心里不免产生孤独感和无助感。

在刚到北京之初，他们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力量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因素，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裂，使他们处于一种网络的游离状态，游离于各种支持和帮助之外，因此在生活和工作中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因为自身文化水平和能力素质的限制，这些在京的进京务工人员，很少能有机会与北京市居民进行经常性的有效的互动，他们需要一个平台能与城市居民建立尽可能多的接触和沟通机会。

出于亲和目的、主动为社区及居民服务的志愿行动在此时客观上成为了这种互动的平台，增加并扩大了这些“外来者”与“北京人”的接触机会，双方除了简单的行为互动之外还有情感的交流，并逐渐建立了一套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系，使这些在北京的务工人员有了可以利用“志愿者”的身份与自己的异质群体建立联系，从而逐渐建立起了可以利用的弱关系，获得北京社区居民提供的社会支持，获得城市提供的各种资源。

二、以志愿服务为载体重构社会网络

1.进京务工人员的志愿服务

在京务工人员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社会网络关系确实没有合理的群体归属，缺乏从群体角度对于自我的定义，因此很难以组织的形式或组织中成员的身份向社会提供志愿服务。他们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中，为北京市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从助人的本能出发，以个体的身份帮助北京社区居民，开展日常志愿服务。他们通过这样独特的方式，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城市居民互动接触的平台。利用这样成本较低，对个人能力要求不高的自主行为，为社会网络的重构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随着这样自发的志愿行为的深入，这些进京务工人员逐渐被社区及社区居民所接纳，并通过社区居委会的帮助，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形成了与部分北京社区居民的沟通与互动，补充了一定的社会资源。

2.以志愿服务为基础搭建互动平台

当以个人的好人好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志愿服务上升到社区志愿服务，这些在京务工人员就可以通过社区居委会的合理组织和安排，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社区的城市居民，从而形成了二者的良性互动平台。主要的表现形式有在日常生活中为居民提供服务和利用自身技术为居民提供服务。

（1）在日常生活中为北京居民服务

由于这些外来务工者自身素质的限制，他们所能提供的志愿服务内容大部分都是以出卖体力为基础，以日常生活为内容的志愿服务。

大多数北京的外来务工志愿者都是基于自己的亲社会行为开始自己第一次志愿行为的，而他们以个人的名义，提供以日常帮助为内容的志愿行为。虽然他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内容及技术含量较低，但是确实解决了不少北京市民的生活难题。

通过提供这样的日常服务，增进了“外来者”与“北京人”之间的了解，不但如此，外来志愿者还收获北京市居民的一定的信任与尊重，逐渐消除城市居民对进京务工人员的固有认识，形成了人际交流网络，建立了良好的友缘关系。

（2）利用自身技术为北京市民服务

在北京，这些进京务工人员的一技之长，不仅仅是他们谋生的根本，同时也是他们与这些城市居民沟通的一种工具。以技术服务为载体，形成了社区居民认识外来者的渠道。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使得外来者可以为更多的社区居民所熟悉，扩大了外来者的人际交往范围。

由于社区居委会的保证，以其志愿者的身份为基础，他们的人品得到了居民们的普遍认同，而不再简单地将他们视为“就是挣钱”的人，而是依靠个人技能和服务，为社会居民提供服务的志愿者，个人身份得到改观。进京务工人员志愿者，通过自己的技能技术，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与居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技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扩充了原有的业缘关系。

（3）重构社会网络

进京务工人员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在城市社区中重构了自己的人际网络与职业网络，两个网络交互作用，构成了其在城市生存的新的社会网络支持，积累了社会资本，实现了从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向友缘和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转变，建立了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为在城市中的长期生活开辟了获取信息、机会和资源的渠道。在与城市居民交往互动过程中，进京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和价值观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对城市的认同和亲近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建立起人际网络和职业网络。

三、参与式治理

1.志愿活动与参与式治理

“参与式治理”是“城市治理”的一个新型方式，核心是“参与”，广义上来讲包括关于公民的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参与；既包括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也包括社会公共管理中的参与。我们发现进京务工人员随着参与志愿活动的深化，他们已经不单单的满足于帮助他人、服务他人的简单内容，而更倾向于以城市主人的身份进行城市的管理，进行“参与式治理”。

志愿活动为这些北京的进京务工人员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北京市民互动，以此建立新的友缘和业缘社会关系，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基于新的社会网络，在京务工人员建立起了对于北京的归属感，从而不单单的满足于服务“北京人”，而希望的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北京。因此，“参与式治理”可以视为是“志愿活动”的一种升华，一种由服务到管理的升华，而这样的升华是基于这些在京务工者新的社会网络的完善和个人归属感建立的基础上的。

2.参与式治理与人文北京建设

（1）对社区管理的作用

基于这些进京务工人员主动自愿的参与式治理行为，社区居委会可以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利用。进京务工人员进行“参与式治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和群体影响过程。在进行“参与式治理”治理的过程中，他们立足于社区，依附在整个社会的管理工作之下，通过社区居委会的教育和培训，构建了新的文明道德观念、遵从北京市民的普遍规范，同时以志愿活动为基础形成管理平台，将这种有效的品质得以发扬光大，完成进京务工者市民化的过程。通过这样的管理和教育模式，使这些进京务工者可以主动的完成参与并完成这一过程，而非被动，行为举止、个人心态都会有转变。他们会更遵从社会的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条例，更积极的配合社会的建设和管理。通过参与式治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一特殊群体已经逐渐从城市社区的一个不稳定因素，转变为社区建设和安定的一个核心力量，更加有利于社区管理作用的展开。

（2）与北京市民的互动

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无论是北京市民还是进京务工人员，都已经逐渐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所要求的支持网络也从单位转变到了社区。因此，社区已经成为北京市民和这些外来务工者之间的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由于进京务工者的社区志愿服务，二者对社区的依赖逐渐演变成了对彼此的依赖，有效的突破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下形成了城乡二元割据的天然屏障，为创建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进京务工志愿者“参与式治理”的展开，他们与北京的社区居民之间已经有原来的次级群体逐渐转变为一个初级群体。他们是一个规模较小的非专业群体，而且彼此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和直率的沟通。当该群体中的成员，无论是进京务工人员还是北京市民陷入困境的时候，这一群体会是他们最重要的认同来源和安全来源，并给予必要的情感支持。

（3）对政府的保障作用的呼唤

就目前进京务工人员参与式治理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政府在其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些进京务工人员却为政府解决了许多燃眉之急。应该指出的是，在进京务工人员开展各项工作的工程中，政府可以提供法律、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保障他们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社会中，享受与北京市民同等的待遇和权力。同时，已经参与到城市治理的进京务工人员可以通过其与那些未加入到城市治理的进京务工人员之间的亲缘、地缘、友缘等多方面的关系，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推进政府管理事业的进程。

四、促进进京务工人员“参与式治理”的对策

1.转变意识

在市民中明确进京务工人员的市民主体地位，肯定他们为城市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摈弃原来对于他们是“过客”，“外来者”甚至是“入侵者”的错误认识。我们发现，所有参与到城市志愿活动的进京务工人员周围的北京市民对他们的态度都是进行着一个从排斥到接纳的过程。

同时，社区的管理者的态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们要认可外来务工者对于城市建设、小区建设的价值。同时还要充当好他们与小区居民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

2.提高社区自治水平

社区居委会作为最基层的群众组织，应该成为进京务工人员和广大市民交流的有效媒介，由社区搭建平台，往往是最容易被接受和认可的。“参与式治理”的特点就在于立足于社区，强调社区对于整个社会管理的作用，以社区作为管理基础，通过个人或群体的活动形成管理平台，并且将重点放在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突出他们的作用。

3.进程务工人员组织化

进京务工人员个人力量相对单薄，以组织的形式完成“参与式治理”更为有效。一方面更便于社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另一方面，组织内部会形成由众多强关系组成的社会初级群体。大家在一起工作即便很辛苦、很危险，因为有彼此的鼓励也不会有任何的抱怨。这就是组织的力量，进京务工人员是先建立起对组织的认同感，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市民意识，进而完成“参与式治理”的过程。

4.政府保障作用

政府的保障作用在整个进京务工人员“参与式治理”进程中的作用都十分关键。无论是之前的初次来京的无工作的安顿工作，还是外来志愿者的组织工作，亦或是外来务工者市民化完成后的城市治理工作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从法律、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保障他们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社会中，并行使他们的民主参与权利。从细节处着手，帮助这些进京务工人员真正的完成心理的接纳和认同过程，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建构其北京市民的身份。

总之，进京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网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外来务工人员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上，不断拓展和重建具有工具理性色彩的次级社会关系，尽管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是，基于社区志愿活动的展开，他们还是建立了与北京市民的互动，形成了与他们的友缘和业缘关系，形成了新初级群体，完成了自身社会网络的重建。基于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进京务工人员完成了他们自身的市民化过程，由一个“过客”的身份变成了北京的“主人”，进而发展了“参与式治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的城市“治理”过程，社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寻找到了一个对外来者的一个新的管理平台，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立。然而，一个现代社会，社会网络资本这种非正式的资本只应该用来为制度性资本作候补，而不是替代。所以，政府应该在最大程度上承担制度性资本的建设，做好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的工作，才能真正消除或疏导外来务工人员流动带来的种种问题，切实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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