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中华阴阳观念的萌生

摘要：阴阳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哲学观念，这一观念在史前就产生了，它集中体现在距今五千年前的史前凌家滩文化的玉版中的符号系统中，这符号系统透露出类似《易经》八卦的信息和诸多的关于阴阳的观念。史前的阴阳观念在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上的纹饰上有也有突出的体现。史前阴阳观念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基于农业需要对于天象、气象运动的的观察和对于人分男女的认识。阴阳观念实际上最早酝酿在中国的家庭文化中。由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响，中华民族的阴阳观念在史前就体现崇阳恋阴的意味。

关键词：阴阳；史前；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4-0005-010

阴阳观念是中华民族哲学精神的核心，这一观念的起源，人们一般只是追溯到《周易》，《周易》成型于商末周初，而据《周易·系辞下传》说，《易》是远古圣王包牺氏即伏羲氏创造的。 [1]150包牺氏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人物，具体不可考。又《周礼》云“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2]。这话的意思是《周易》之前还有两种《易》——《连山》和《归藏》。《连山》《归藏》在什么时代，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连山》在夏代，《归藏》在商代，然而另一种说法则是《连山》包牺所创，《归藏》黄帝所创。[3]所有这些说法，均将阴阳观念的产生追溯到史前，由于史前没有文字，这些说法均只是传说，许多学者认为不可靠。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不是非得要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那么，现在出土的史前文物已足以证明史前早已存在阴阳观念。

一、 从凌家滩文化的玉版看阴阳观念

寻找史前有没有阴阳观念，当然最好的途径是寻找史前有没有类似《周易》八卦这样的符号。虽然目前的史前考古，八卦这样的符号还没有发现，然而，某些史前文物中的图案，是明确地传达出阴阳的意味来的，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凌家滩文化玉版。

此玉版出土于安徽凌家滩含山遗址，标本编号为87M4：30，长11，宽8.2，厚0.2～0.4厘米，颜色牙黄。玉版主要由两个元素构成：方形与圆形。这方与圆可以理解成宇宙创立最初的分，也可以理解为阴阳之分。中国古代神话有天圆地方之说。（1） 如果此玉版具有观测天地之功能，或具有占筮之功能，也未尝不可以将这玉版的方形理解为地，而将圆形理解为天。（2）至于这样理解是否存在天在地中的困惑，那倒是不必担心的。《周易》中的大畜卦，它的卦象下为乾为天，上为艮为山，整个卦象就是天在山中。方圆设置只是为了明理，并不是写实。

方框形的玉版内有两层圆，里层的圆中有八星状物，八星中有一个方形。图案所显现的方圆关系具有多层次性：1.就最外层的方与最外层的圆的关系来看，是方中有圆；2.就最里层的圆与最里层的方来说，是圆中有方。这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的图案结构，与阴阳观念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正相切合。玉版正中部位的方虽然面积很小，但居于核心地位，其作用、意义不可小看，它是影响全局的因素。

外部方框与大圆之间的四角各有一圭状物，头部是尖的，后面则是倒梯形，倒梯形边线延伸必然相交，出现尖状。由于倒梯形的边线止于圆的边线，故没有出现尖，但是，这尖是可以在人们的心理中完成的，相比于直接呈现于视界的尖——实有的尖，这只是浮现在人们心理中尖是虚的尖。圭壮物所体现的阴阳意味又是很多的：1.尖形与梯形的关系：阴阳相成。2.实尖与虚尖的关系：阴阳相反。

圭状物不只出现在方框与大圆之间，还出现在两圆圈之间，形状完全一样，只是数目不同，外圈圭状物为四支，内外圈之间圭状物为八支。

玉版向外凸起，其上部、左右部自然形成一条直线，这直结与框边构成一个空间，上边空间有八个孔（可以看出九个点，然而右角两个点相叠，疑是钻错地方补正造成的，故正确的点数应为八），下部的边钻有四个孔，左右边各钻五个孔。

这里体现出来的数字关系是耐人寻味的。上八下四，让人联想到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上下数字的关系，体现的是分的观念，是动，是发展；左右边孔均为五，它们的数字关系体现出来的是合的观念，是静，是稳定。所以，这上下左右的数字关系，总体上体现出来的是平衡中发展，和谐中前进，稳定中前进。这正切合阴阳观念。

八这个数在此玉版用了三处：八个孔、八个尖头圭状物、八只尖角。中华民族对于八这个数情有独钟。联系文明时代出现的《周易》，我们合理地推测，八的最重要含义就是《周易·系辞上传》中所说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1]147。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中凡是制作比较精美的均有八角星的装饰，其八星的造形与凌家滩文化玉版中八星造形完全一致，星的中部也是四方形，这当然很可能是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相互影响所致，但它说明，史前虽然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政权还没有出现，或者只是有准国家的政权，但它并不妨碍有全民族的思想观念存在，像八角星纹肯定具有特定的含义，而且这一含义为全民族首肯。

玉版四角各有一个圭状物，这四支圭状物连着玉版外圈的大圆圈，大圆圈与其内的小圆圈之间有八支圭状物，说明圈外的四支圭状物是统领圈内的八支圭状物的。也可以理解为圈内的八支圭状物是圈外的四支圭状物发展出来的。这切合“四象生八卦”的意思。四，在《周易》的阴阳观念中意义重大。虽然世界万物是八卦生出来的，但四是生八的关键。无四就无八。

五这个数在玉版中出现了两处，除了上面说的它表示均衡、对称、稳定、和谐之外，联系《周易》它还有别的意义。《周易·系辞上传》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1]142。如果这样，这玉版的左右两边的五各代表天与地了。如果是这样，这玉版其实不应平放的，它应竖着放，上边五孔，下边五孔。左边八孔，右边四孔。上下各五孔用来标志天地，左右一八孔，一四孔，用来表示天地变化之规律。

二这个数虽然没有明确显示，但实际上是显示了它就是圆与方。二具有最大的概括性，在《周易》中它名为阴阳。宇宙万物中，只要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不管它是什么，均可以将它们联系起来，用阴阳来表示。

凌家滩含山遗址出土的玉版上数字关系，让我们联想到《河图》[1]10。《周易·系辞上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147。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凌家滩的玉版在数字关系上有些像河图，特别是五这个数字。玉版左右边各有五个孔，河图上下边也各有五个孔。如上所言，玉版不应平放而应竖放，那么，这种数字关系就完全同于河图了。《周易·系辞上传》说的“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就体现在玉版

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猜测：凌家滩的玉版就是远古的《河图》呢？

凌家滩含山遗址还出土有玉龟甲二片，标本为87M4：35为背甲，长9.4，宽4.6，高7.5，厚0.6～0.7厘米；87M4：29为腹甲，长7.9，宽7.6，厚0.5～0.6厘米。龟甲上有孔，背甲的上方四个孔，左右两边各两孔，一共八孔；腹甲上方一个孔，左右两边各两孔，共五孔。这八、五两个数目正与玉版上的主要数目相应。出土时玉版置于两龟甲之间。这说明玉版与龟甲是配合着用的。在中国古代，龟甲均是用来占卜的，因此，玉版与龟甲最大可能是占筮的用具。既然玉版最大的可能是筮具，那么，我们可以猜测，玉版上的尖头圭状物，很可能是占筮要用到的蓍草。（3）

无独有偶，凌家滩含山遗址还出土一件玉鹰，标本为98M26：6，通高3.6，宽6.35，厚0.5厘米，玉色灰白，体扁平，鹰作展翅状，鹰喙如钩，两翼为猪首状，腹中有一圆圈，圈内有八角星。与玉版不同的是，此八角星中不是由纵横直线构成，因此，它的中心没有构成一个四方形，八角星的中部特意画了一圆圈，圆圈中心有一圆孔。此八角星与玉版上的八角星的含义应是一样的，但因为此八角星的中部不是方形，而是圆形，整个图案的含义就应有所不同。虽然此八角星的中部不是方形，而是圆形，但三角与圆的关系仍属于阴阳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这图案仍然含有阴阳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鹰首与猪头的组合。鹰是飞禽，猪是走兽，已豢养为家畜。这一禽一兽的组合，就其具体的意义来说，它可能寓有渔猎与养殖两种生产方式的统一，反映了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但如就其抽象意义来说，它仍然含有阴阳的观念。鹰与猪分别为阴阳象征物。

玉鹰与玉版不出土于同一墓，说明它们是分开用的。玉鹰是不是占筮的用具就难说了，它作为佩饰的可能性更大。即使它不作为筮具用，它的图案中所包含的阴阳信息仍然具有沟通天地神灵的功能。

含山遗址出土有玉巫师多尊，结合此遗址所出土的玉版、玉龟、玉鹰等物，可以想象此地的筮风是炽烈的，占筮成为部落中的重要事务，也许除了例行的日常生活外，其余的事情均要以占筮来决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促使占筮的理论的产生，《易》原本是占筮理论。既然凌家滩出土了成套的筮具，说明在这个时候就应有占筮理论的产生了。从筮具玉版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它的占筮理论与后代的《周易》是相通的，理论基础是阴阳观念。

阴阳观念要义：一是相分而相合，因分而合，因合而分，分与合可以都是实在的或只是意义上的，也可以一是实在的，另只是意义上的。玉版图案充分体现出这分合之道。二是相反而相成。“反”为道之动，“成”为道之功。这点在玉版上也体现出来了，玉版上的对立事物，它们力的方向是相反的，但其合力却创造了新的事物（意义）。尖头圭状物所体现的力外向拓展；圆所体现的力内在收敛，而其合力则体现在圆中的方形上。这种构图与古阴阳鱼太极图有异曲同工之妙。阴阳鱼太极图的奥秘在两只鱼眼，它们分别为阴中之阳，阳中之阴。它们均是阴阳合力的产物，作为新质，它们是发展，是创造；作为关键，它们又是推动事物向着更高层次发展的核心动力。

凌家滩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据《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载：“中国文物研究所对墓地的两件标本进行了14C测年。其中红烧土层下木炭标本，14C测定为距今4960+-18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5560+-195年。墓地探方地层出土木炭标本，14C测定结果为距今4725+-16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52900+-165年。依据以上两个碳样测试数据，凌家滩遗址年代约为距今5600～5300年左右。凌家滩遗址年代与红山文化年代相当，而早于良渚文化年代。”[4]

从凌家滩的玉版、玉龟、玉鹰，我们有根据说，五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有了阴阳观念，有了初步的阴阳哲学。当然，那时还没有阴阳这两个名词。

二、 从史前陶器的诸多构图看阴阳观念的产生

众所周知，最准确地概括并表达阴阳观念的是名之曰阴阳鱼太极图图案，中国各地的道教寺院均有这样的图案，通常有东西太极图（阴阳鱼左右对峙）和南北太极图（阴阳鱼分居上下）两种模式。虽然模式不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下面两幅太极图均来自周至县楼观台老子说经台十二石刻图，分别为混元太极图和九宫八卦时空螺旋图。前为东西模式，后为南北模式。太极图的关键处有四：阴阳二鱼相对而相抱，是谓“负阴抱阳”；阴鱼的眼为白，阳鱼的眼为黑，是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鱼头起于阳鱼尾，阳鱼头起于阴鱼尾，是谓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鱼与阳鱼相对抱拥中形成一条S形曲线，是谓阴阳消长，无平不陂，无往不来。

中国史前文化诸多图案具有这样的太极图的意味。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一种陶盆，陶盆内除了有一对的人面鱼纹外，还有一对鱼纹。此相对的两条鱼，方向不同，可以试着在它们之间画一条S形的曲线，那么，它就是一幅阴阳鱼太极图。

史前陶器的纹饰中，有一种鸟啄鱼的图案，此图案的意义通常理解为以鸟为图腾的部落与以鱼为图腾的部落的交战，这种理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深层次去领会，它似也包含有阴阴的观念。鸟与鱼，一为禽类，一为水族，它们之间的关系隐隐地指向阴与阳的冲突。北首岭遗址出土一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蒜头壶，壶身就有这样的图案，从壶的上面俯看此图案，能看出阴阳鱼太极图的意味（见下图）。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崇拜为龙崇拜与凤崇拜。龙凤均为想象的动物，龙基本上为水族，而凤则为禽类，龙与凤的关系就是阳与阴的关系。因此，北首岭出土的这件鸟啄鱼图案，堪为龙凤崇拜的原型。

如果说，半坡的陶盆北首岭的陶瓶，其图案只是能看出阴阳鱼的意味的话，那么，在马家窑文化中许多陶器纹饰则能看出阴阳鱼太极图的形式。

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有一件陶盆。图案的核心是两组曲线，每组曲线均是三条线，这三条线束成一组，头尾部展开，而在中部则束成一团，成为一条线了。仔细观赏会发现，这图案很像是两只背飞的鸟。从它的抽象意味来说，与阴阳鱼太极图极为相似。两只鸟眼分别是阴阳鱼的眼。从阴阳观念来看，两鸟相背具有阴阳反向运动的意味。这反，在阴阳观念中十分重要，似是反，实是合，或者说正是因为反，它才能合。《周易》坤卦六二爻辞“不习无不利”[1]31，“不习”是“习”之反，就因为有这个反，才能“无不利”。《老子》举出若干这样的例子，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5]227。宇宙就是靠这种反向的力推动才得以运行的。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5]223。马家窑人既然能做出具有“反者道之动”意味的图案，就说明他们对于“反者道之动”的哲理有所把握。

再看马家窑一组关于鸟造型的陶器纹饰：

这些图案构图的元素均为鸟，但都抽象化了，抽象的程度不一样，有些仅为一条曲线，有的则还能看出鸟的头部和尾翎。这些图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均为二（或二组）鸟构图，在二鸟关系的处理上，隐约见出阴阳观念。这里，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阴阳相反。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第一型是这样的，它的构图为双C相背，所体现的阴阳意义是“反”。（二）阴阳相交。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第二、第三型、第四型都是这样的。其中二、三型基本上一致，只是第二型相交部位有一个记号，这记号也可以看作是鸟头。阴阳相交在阴阳哲学中非常重要。泰卦与否卦的区别就在于泰卦的上三爻与下三爻是相交的，而否卦的上三爻与下三爻是不交的，阴阳相交者则吉。（三）阴阳相应。上图右系列四幅图均属于此类。这阴阳相应，即《周易》中说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1]129。在阴阳哲学，阴阳是否相应十分重要。阴阳相应，生命才有可能，吉利才有可能。《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5]459。“负阴”，背对着阴；“抱阳”，正对着阳。这“负”与“抱”，生动地说明了阴阳之间的相对、相反、相应、相交的关系，阴阳的这些关系产生的最高效果是“冲气以为和”。“和”是阴阳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表现出阴阳意味的不止是鱼纹、鸟纹和鱼鸟组合纹，还有旋涡纹。马家窑文化陶器是以旋涡纹为其代表性纹饰的。旋涡纹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气象万千。尽管细节有诸多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构图格式——横S形。横S形一方面是水波的准确抽象，另一方面它又是阴阳观念的符号式的表述。横S可以看作两个反向运动的力。虽然相反，却又相连相通。因相反而产生张力，从而实现相成。这就让人联想到阴阳的互化：阴可以成阳，阳可以成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

马家窑文化陶器上的旋涡纹还有这样一种形式：有一个中心，为圆点或圆圈，由这中心旋转发出两条或四条抛物线状的的水流。这种纹也强调有一个力的中心点。阴阳两力的运动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力的中心点呢？应该是存在的，《周易·系辞上传》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1]147，这太极就是力的中心点。作为中心，它也是源，源是“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5]232。“一”是动之源，它本身却是静的。动由静生，因静而生动。中国哲学不论是儒家哲学还是道家哲学都贵静，贵的就是这作为动之源的“一”。清代画家石涛提出“一画”论，说“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6]，这“一画”也就是《老子》说的道，周易说的“太极”。

马家窑纹饰中还有一种“卍”字形。这“卍”字形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说法很多，有人说它为太阳的符号，有人说它为飞翔的鸟，笔者却认为，它是一种具有阴阳观念的符号，符号体现相反相成、多样统一的意义。

三、 史前阴阳观念的产生

从理论上来说，阴阳观念的产生应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这只是一个推论，不能找到文字的依据，因为史前还没有完整的文字系统。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借助地下考古的器物，结合有关远古的神话，分析出阴阳观念与农耕文明的内在关系。

第一，天体与气象的循环运行让初民产生相反相成、循环往复的概念。农业生产非常看重天体、气象的变化。天体中，日月星辰无时无刻不在运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日月的运行。白天是太阳的天下，夜晚是月亮或星星的天下。这日月迢递昼夜交替，对于初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除此之外，还有春夏秋冬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初民们有以下重要的感悟：（一）事物均是两两相对的，日与月，昼与夜、春与秋、夏与冬……（二）两两相对的事物是缺一不可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丰富，概而言之则是相反相成。（三）事物的运行是循环往复的。《周易》中的剥卦与复卦恰到好处地表述了一年阴阳变化的过程，如朱熹所说：“剥尽则为纯坤，十月之卦，而阳气已生于下矣。积之逾月，然后一阳之体始成而来复，故十有一月，其卦为复。”[1]69

这样一种思想在史前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这里有必要借助一下神话。《山海经·大荒东经》云：“大荒之中……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7]这是说，遥远的蛮荒之中，有一个叫汤谷的地方有扶木，一个太阳刚回到树上，另一个太阳就从扶木上出发了。它们都是乘着乌飞行的。这“一日方至一日方出”，体现出循环的意思。类似的神话见之于《玄中记》：“蓬莱之东，岱舆之山，上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巅常有天鸡，为巢于上。每夜至子时，则天鸡鸣，而日中阳乌应之；阳乌鸣，则天下之鸡皆鸣。”这里说到的“阳中乌”在史前陶器的纹饰中有所体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这样的纹饰很多。

上面两图，前图乌在太阳中，可谓“阳中乌”；后图太阳在乌的背上，这正好说明《山海经·大荒东经》上的 “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第二，男女交合而生子女让初民产生最初的阴阳相交方可生物的概念。人是怎么来的，史前初民开始只知道人是女人生的。据《吕氏春秋·卷第二十·恃君览第八》：“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8]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奉行的是女性崇拜，具体到什么时候人知道须男女交合才能生子，现在还不能确知。不过，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纹，让人们感觉到此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双”概念。石兴邦先生在考察河姆渡文化遗址后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鸟纹都是双双对对出现，且为同一形象，共同守护或围绕同一事物。究竟意味着什么，值得深思，也许是同一胞族中两个女儿氏族在共同信念和共同生活条件下的写照。”[9]石先生这段话的前一半是没有问题的，后一半结论性的话可能不对。因为这“双”更大的可能是当时人们对于男女的觉醒。鸟是分雌雄的，正如人分男女。之所以鸟纹要成双成对地出现，是因为只有成双成对的鸟才能生育。因此，此纹的寓意不是太阳崇拜，而是生殖，双鸟所护的圆形物，不是太阳，而是鸟卵。

氏族社会的演化经过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个阶段。母系氏族社会是女性掌权的社会，外族的男子可以与此氏族的女子同居，但是生下的儿女却属于女子的氏族。父系氏族社会则反过来，氏族的大权由男子掌领，此氏族的男子与外族的女子同居，生下的儿女应属于男方的氏族。不过，这种子女所有权的问题与知道男女交然后有子女并不是一回事。所以，不能判定母系氏族社会的人们不知道男女的事。重视男女交欢最有力的表现莫过于史前岩画，史前岩画有好些男女交媾的直接描绘。

另外，有关民族始祖或圣人诞生的神话，不少涉及到男女关系。比如，伏羲与女娲的传说，《独异志》、《风俗通》等古籍均说他们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帝尧的产生，“说是其母“感赤龙孕十四月而生” [10]，这“感赤龙”就是与赤龙交媾。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中有一件纹饰特别与众不同。此纹饰主体由三组两两相对的鱼状物组成，图案中部上下各有一张人面，人面有眼睛和嘴。这幅图案被专家们看成是男女双体图，而在笔者看来，应是男女同体图。图案主体下部的两条鱼形物，可以看作是两条人腿。上下结合部的三个点可以看成是男女交媾的符号。主体图案外有许多剪刀式的交叉符号，喻示着男女交媾。

男女关系是阴阳观念的重要来源。《周易·系辞上传》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1]136。众所周知，乾是纯阳之卦，坤是纯阴之卦，它们是阳与阴的代表，而且作为《周易》的开头两卦，实际上是整个周易六十四卦系统的总纲，也是周易所表述的阴阳哲学的总纲。

关于阴阳观念的产生，《周易·系辞下传》有个说法：“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150按照《系辞下传》的这个说法，阴阳观念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天地自然变化，即所谓“远取诸物”，二是人自己的生活，即所谓“近取诸身”。人自己的生活其中主要是夫妻生活。这两个方面，在笔者看来也许后一方面更为重要。按《周易》阴阳哲学，阴阳各有其位，须得位才吉。家庭以夫妻为本，夫妻分属阳与阴，他们应该各在其位，家人卦就很强调家庭人员的正位问题。家人卦的《彖辞》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庭正，正家而天下定矣。”[1]90除家人卦外，咸卦、恒卦也是专说男女关系问题的卦，咸卦说的是少男少女的关系，恒卦说的是长男长女的关系。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家庭。事实上，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就立基在家庭关系的正确处理上。对家庭文化的重视，应该不是从孔子所处的东周时代开始的，它可以追溯到史前。兴隆洼文化处于新石器早期，距今七千年，考古发现，那个时候的房屋遗址有家庭生活的痕迹。根据对房址的测量，房间面积为13平方米左右。[11]居住在内的人员应该不会超过4～5人，相当于一个家庭的住所。“距今7300～61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遗址中，发现房屋面积比较小，一般只有4～6平方米，超过10平方米的极少”[12]171，这样的房间只给一人住不太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一对男女住。大汶口文化晚期、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建筑遗址，供一个家庭住的房间很普遍。“从埋葬习俗来看，这一时期，单人葬开始大量流行，并逐渐取代以往普遍流行的多人合葬与同性合葬，另有一些成年男女的合葬墓出现，据推测应该是夫妇合葬。这表明，以个体核心家庭为主的家庭经济，已经日益巩固。”[12]173

从总体倾向来看，周易的阴阳哲学更多地来自处理以男女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经验和智慧，这一经验与智慧应该源自史前。

四、 中华民族崇阳恋阴文化的源头

“关于新石器时代社会组织的性质，学界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12]169直到新石器的晚期，才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如此长的母系氏族社会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史前的考古发现，人们所奉行的神灵崇拜以女神为多。最著名的当然是距今7000年前红山文化所出土的女神雕像了。 除红山文化女神雕塑以外，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孕妇像六件，其中有四件保存完好。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出土仰韶文化晚期孕妇像残体，仅存躯干，饱满，腹部隆起，腰部微曲。另外，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一座半地穴式房子中出土有一石雕半身像，孕妇造型。女神像的出现也是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崇高地位的反映。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有女孩厚葬的例子。M152墓葬的主人是一年约三四岁的女孩，她的葬具为木棺，而男孩死去葬具为瓮棺。至于成人，死去什么葬具也没有，为土坑。这女孩的木棺葬具内，随葬品非常丰富，有陶罐、尖底瓶、陶钵、石珠、石球、玉耳坠等，总数多达79件，而成人的陪葬物平均只有2.6件，由此可见女孩在部落中的地位之高。姜寨M7也是一座厚葬墓，墓主人是年约十六七岁的少女。她的随葬品也相当丰富，有陶罐、尖底瓶、玉坠饰、石球等物22件，还在胸、腰部随葬骨珠8577颗。

女性崇拜在史前是以多种方式进行的，上面所说的直接表现女人形象只是其中之一，也许更多的是以隐喻的方式进行的，像贝叶纹，许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就认为很可能是女阴崇拜的一种隐喻方式。大地湾文化就有这样的贝叶纹的陶器，而且制作相当精美。

葫芦造形在史前有诸多的发现，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均发现精美的葫芦瓶，这种造型也许直接来自葫芦的启示，干葫芦有储水的功能，自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利用。因此，史前初民用葫芦造形应该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但是，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总是将葫芦看成是多子的象征，不能排除史前的葫芦造形含有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的可能。

尽管母系氏族社会在全人类均曾经有过文化现象，但在中国它有着独特的影响，一是它持续的时间很长，更重要的是，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母系氏族社会的许多重要传统并没有完全退出，比如女性崇拜，虽然它渐渐地淡出了初民们的生活，但女性中的母亲在生活中的地位仍然很突出，甚至很神秘。

商周民族仍然相信着他们的始祖是其老祖母与某种神灵交接的宁馨儿。《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13]又《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14]在《拾遗记》、《列女传》等书中更是绘声绘色，将它演绎成一个美好的故事：简狄有女戎 氏长女，一日与姐妹们在玄丘的一面湖中洗澡。忽然天空飞来一只黑色的鸟，那鸟衔着一枚卵，在经过简狄的头顶时，鸟卵坠落下来，刚好为简狄所得，那枚鸟卵上有五彩花纹，简狄十分喜爱，怕姐妹们来要这枚卵，就将它含在口中，不想将它吞下去了，后来怀孕了，生下了契。这契就是商人的祖先。显然，这鸟卵不是一般的鸟卵，它是神特意送来的，富有神性。无独有偶，周人的祖先也是其老祖母姜嫄与神灵交接的而产生的。传说是姜嫄在野外踩到一个巨大的足印，回来后就怀上了孩子，这孩子就是周人的祖先弃。

虽然契、弃的诞生均是神灵赐予的灵气，但是，它毕竟是在母亲的腹中孕育的。简狄、姜嫄的重要性不能低估。这让我们联想到女娲，女娲抟黄土制作了最初的人，它是人类的创造者，是人类的母亲，而简狄、姜嫄感神迹孕育了商人和周人的祖先，商与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最重要的两个朝代。这个神话无异于表白：女人才是文明的创造者。

事实上，中华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主要为男性执掌国家政权，是真正的男权社会，但也不是没有女人掌权的朝代。更重要的是哲学观念。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以阴阳为基本概念。这阴阳二字，是将“阴”放在前面的。实际上，在《周易》的制作者们看来，阴才是世界的本原，潜台词即是：女人才是人类之母。

这种思想也影响了《老子》，老子以“道”为世界本原。《老子》第四章说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5]75“象”是什么，“帝”是什么，王安石有一个理解，他说： “‘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系辞》曰：‘见乃谓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5]76作为“天地之先”的道，它又是什么呢？《老子》第一章的说法，既是“无”，又是“有”。无与有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5]53。“无”与“有”“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5]53。这“玄之又玄”的门，又是什么呢？

《老子》第六章中有明确的说明：“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5]85说来说去，原来，这为产生天地万物的门为“玄牝之门”——巨大而又深遂的女阴。玄牝是天地之根，是万物之本，生命之母。老子在论述道的性质与品德的时候，事实上将女性的性质与品德概括进去了，他撰写的这部亦名为《老子》的哲学著作实质为阴柔哲学，阴柔的典型形象，在人为女性，在物为水。从文学角度认识《老子》这是一部女性之歌，水之歌。

《老子》的崇阴哲学显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尽管老子活在父权制的社会且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老子的崇阴哲学一直受到中华民族的尊崇，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变化，女性崇拜事实上也让位于男性崇拜了。始于史前的崇阴哲学也就逐渐地发生一些变化。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易传》之中，《易传》的产生远较《易经》为晚，它的思想比较复杂，有道家的思想，也有儒家的思想，观点不很统一。其中关于天地、乾坤尊卑问题，《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位。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135。由“天尊地卑”得出乾尊坤卑，由乾尊坤卑又必然得出阳尊阴卑，男尊女卑。这一思想就与《易经》本义相差很远了，也与《老子》的思想格格不入。

这就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混乱与困惑，到底是阴阳还是阳阴，是阴尊阳卑还是阳尊阴卑？这一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得到透彻的论述。

虽然哲学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似乎并没有感到存在有什么困惑。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尊阳还是尊阴的问题取宽容灵和的态度。一是将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既区分又统一起来。一般来说尊阳，但并不排斥在某种特殊情况特别是必要的情况下尊阴。人们一般不会主张女人干政，但武则天做皇帝，反对的人并不很多。二是将理性与情感既区分又统一起来。理性上人们尊阳，情感上人们爱阴。理性与情感虽存在一定的区分，但不将这种区分发展到对立的地步，而在总体思想上将它们统一起来：阴阳和谐、刚柔相济。

中国人对待阴阳的这样一种灵和态度几乎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体现出来：治国，皇上主政，太后听政；治家，男主外，女主内。审美表现更为丰富。艺术创作既崇志又尚情，既主气又恋韵，既用刚又兼柔。欣赏山水，孔子有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15]。水柔也，为阴；山刚也，为阳。所有这些对待阳与阴的思想，概括起来，可用“崇阳恋阴”来概括。崇阳基于阳代表着发展的意志、进取的力量，这就是《周易》中乾卦的《象传》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26；恋阴则基于阴代表着和美的理想、友爱的情感，这就是坤卦的《象传》所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31。

相当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给予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影响，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它的阴阳观念，中华民族崇阳恋阴的人生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史前的阴阳观念。

注释：

（1）《淮南子·兵略训》云：“天圆而无端，故不可得而观。”

（2）玉版出土地为新石器时代一处较大的墓葬地，墓葬中心有祭坛。祭坛长方形，面积达600平方米，有积石圈和祭祀坑。玉版出土于墓葬中，出土时，被夹在玉龟的背甲、腹甲之间。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这足以证明玉版是祭祀的工具，应具有某种神秘的通天地鬼神的意义。

（3）有学者认为这圭状物是“太阳闪光的图案，是东夷人太阳崇拜的反映”，见李修松《试论凌家滩玉龙、玉鹰、玉龟、玉版的文化内涵》，《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1）》，台北，2001年，第24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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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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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14.

[1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