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史前陶器精品鉴赏

我国古代的先民至少在距今1万年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制作陶器的技术，而陶器的出现，也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由于陶器的原料易得、制作简便，但使用寿命较短，所以陶器的更新换代较快。学术界在研究没有文字记录的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时多以陶器作为分期断代、复原人类生活面貌的主要参照。

目前山东地区确认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距今大约8500-7500年的后李文化，这一阶段的陶器制作工艺比较原始，多以泥条盘筑而成，烧成温度较低，陶器质地均匀但较疏松，陶胎中均包含一定数量的细砂，有效地防止了烧裂。陶釜是后李文化最具特色的陶器，占到总数的70%-80%，器形较大，多为圜底器。到距今7500-6100年前后的北辛文化时期，虽然夹砂陶器仍占多数，但是出现了硬度更高的泥质陶，陶器的器形也越来越精巧。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陶器是陶鼎，鼎底部有三足，可以立在地上，更加方便使用。距今6300-4600年的大汶口文化进入了绚丽多姿的彩陶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技术更加进步，器形多样，还在陶器的表面绘制各种图案，继之而起的龙山文化则以薄胎黑陶著称于世。下面就让我们领略几件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富有特色的陶器的绝世风采。

八角星纹彩陶豆

1978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用经过筛洗的细泥红陶制作而成，口径26厘米，足径14.5厘米，通高28.4厘米，是一件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器（图一）。上部的豆盘为圆唇斜口、深腹，底部为喇叭形高圈足；腹部和圈足部位涂抹了一层深红色陶衣，斜口沿面上以白色为地，其上用褐、红等彩色绘出半月形与若干竖线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之上绘五个方心八角星状纹样，各八角星之间同样用两列白彩竖线间隔；圈足部位绘两圈褐色彩带，彩带之上用白彩绘贝形纹样。

在山东地区，彩陶最早见于北辛文化，最初只是在陶钵的口沿处绘红色或黑色的彩带，至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开始增多，中期成熟。大汶口文化彩陶的纹样以自然界中植物的花叶和各式几何图形为主，施彩技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塑制好的陶坯上直接施彩作画，叫作原地绘画，一般只绘红或黑单色，纹样比较简单；另外一种是先在陶器需要作画的部位涂一层加了彩色的泥浆，叫作施陶衣，然后再行绘画，陶衣之上多绘白、褐、黄、黑等多种彩色，图案也比较复杂，讲究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和层次效果。这件彩陶豆先施陶衣再作绘画，在纹样构图和施彩作画方面集中体现了大汶口文化彩陶艺术的较高水平。

八角星纹样在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器中较为多见。关于这种纹样的含意，有研究者认为是表现光芒四射的太阳；也有学者认为四射的八角寓意无际的天空，中间的方形象征着大地，有天圆地方之寓意。从出土情况看，彩陶豆多来自墓葬，豆盘内往往盛装着猪蹄、颚骨、猪头等供品。这件八角星纹彩陶豆，制作技术和彩绘工艺都相当精湛，星纹线条流畅，白彩竖纹具有肥厚丰腴的韵致，图案结构新颖，纹样别致，色彩对比强烈，给人以新鲜优美的感受，堪称我国彩陶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如此精美的彩陶，在5000年前物质生活很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可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具，应该是先民最畏惧、最崇敬、最重视的祭祀活动中的礼仪用品。

在新石器时代，我国的彩陶艺术主要有三大传统，分别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彩陶和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大汶口文化彩陶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大汶口文化彩陶绘制图案纹样多用多色彩，或称复彩，一幅图案往往红、白、褐、黑各色并用，所以图案色彩鲜明，绚丽灿烂，而其他文化的彩陶多用单色彩，或红或黑，色彩比较单一；二是彩绘纹样题材别具一格，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代表纹样是鱼、鹿等渔猎动物的变形图案和人形纹样，而大汶口文化彩陶的纹样以自然界中植物的花叶和各式几何图形为主，创造出八角星纹、花瓣纹、禾束纹、连贝纹、连栅纹等纹饰。

白陶

白陶是用高岭土经高温烧制而成的陶器，制作过程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烧成的陶器温润细腻，有瓷质感，加上巧而美的造型，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由于白陶的原料极难获得，人们会在红陶器的外表涂施一层白色陶衣来获得与白陶器同样的效果。陶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便已经出现，这时的陶多为球形腹，底有三个实足，后有一，猛一看，好像是一只刚出蛋壳的雏鸡。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陶的主体部分是三个肥硕的高袋足，颈部变短，流向前伸长变尖，从侧面看，就像一只呵护着小鸡的母鸡。到大汶口文化末期和龙山文化早期时，陶的样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颈部开始伸长，尖流开始抬高，袋足也不像之前那么夸张，渐渐显出了公鸡的雄姿。在此之后，陶的颈部变得越来越细长，看起来非常的柔弱，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在颈部与腹部之间增加的数量来加固摇摇欲坠的细颈。

出土于兖州西吴寺遗址的这件龙山文化时期的白陶，袋足呈尖锥状，裆较高，长斜流，流口间有一对铆钉饰，筒形颈，颈部装饰两周凹弦纹，并有三个等距离的铆钉饰，袋足上部饰两周半凸弦纹，腹部一侧与袋足间以一段绳索状的把手相连（图二）。这件陶整体造型威武雄壮，颇似一只引颈昂首、伫立将鸣的雄鸡。

陶在海岱地区东夷族人的精神世界当中是一种寄托了特殊情感的陶器类型。在《礼记・明堂位》中记载：“灌尊，夏后氏以鸡夷……”郑玄注曰：“夷读为彝。”“灌”，是古代一种祭祀土地的礼仪，而夏代灌祭所使用的礼器“鸡彝”，据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考证，即是始见于大汶口文化中期而盛行于龙山时代的陶。从陶这种器物的造型来看确实与鸡的形象比较相似，而“彝”字在金文中的写法就像将鸡翅膀用绳索捆缚，左边滴下血滴，表示宰后用双手捧送供神之状，因此彝常常也被称为鸡彝。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发现大量精美的陶特别是用白陶这种稀缺的材质制作陶来看，东夷族人对陶的崇拜是有悠久历史的，而且从先秦时期开始直到今天山东地区都盛行用雄鸡来祭祀，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这件质地坚硬、造型威武、色泽纯正的白陶很可能作为祭祀用的礼器充当了当时人们渴望与祖先神灵进行沟通的媒介。

蛋壳黑陶高柄杯

薄胎黑陶是山东龙山文化特有的标志性陶器，因其胎壁极薄，一般只有0.2-0.3毫米，所以也被称作“蛋壳陶”。蛋壳陶的制作工艺极为考究，首先要对陶泥反复淘洗，不能含有任何杂质，然后用快轮拉坯成型，再放在还原气氛中的高温陶窑中烧制，在烧制的过程中不断往窑内掺水，使窑内产生大量浓烟，烟中的碳粒附着在陶器表面，渗透到坯体的空隙中，从而形成内外漆黑的黑陶。这样制作出来的蛋壳黑陶“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声如磬”，堪称史前制陶工艺的巅峰之作。

这件蛋壳黑陶高柄杯1975年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峪龙山文化遗址，高22.6厘米，口径9厘米；为泥质黑陶，器表乌黑光亮；宽斜口沿，深腹杯身，细管形高柄，圈足底座；杯腹中部装饰六道凹弦纹；细柄中部鼓出部位中空并装饰细密的镂孔，貌似笼状，其内放置一粒陶珠，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珠碰撞笼壁会发出轻脆的响声，杯子站立时，陶珠落定能够起到稳定重心的作用，设计十分巧妙（图三）。这件高柄杯的造型体态轻盈，挺拔秀丽，制作技艺美妙绝伦，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古代艺术珍品。

目前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多数出自规模较大的高等级墓葬，在墓中也往往是单独摆放在显要位置，不与其他的随葬物品混杂。蛋壳黑陶高柄杯的造型一般头重脚轻，一触即倒，器壁也极薄易碎，显然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据研究，在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当中存在一套相对固定的礼器组合，它们以蛋壳黑陶高柄杯为中心，另有鼎、、、罐、盆、壶和等，而且这些陶器大多以单数的形式有序摆放在墓葬中，这已经具有了商周时期用不同数量的青铜鼎和青铜簋来随葬以显示其身份和地位的礼仪制度的雏形。以蛋壳黑陶高柄杯为代表的陶礼器的存在也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已经处于文明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黑陶是龙山文化发现之初人们对其最直观的印象，虽然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龙山文化的面貌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看似不起眼的黑陶却成了增强中国人民自信心、对抗西方文化殖民的有力武器。1930和1931年，我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对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角、蚌器，其中以油光黑陶最引人注目。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前，关于中国文化的来源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国外的学者多认为中国文化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即所谓的“西来说”；而中国本土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的，但是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反驳“西来说”。龙山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东部存在着一个不同于西方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增强了当时备受列强侵略、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具有相似文化性质的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起初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即“龙山文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们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域差别，尽管如此，人们在对这些文化进行重新命名时，仍然挥不去心中根深蒂固的“龙山”情结，于是出现了“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这样的名称，山东的龙山文化也被称作“山东龙山文化”或“典型龙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