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总拿“国际惯例”忽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情”和“国际惯例”是我国政府、新闻媒体、学者以及普通百姓在官方文告、学术研究和日常用语中使用率较高的两个词汇。但这些年来，国情派的声音越来越小，而国际惯例派却逐渐占了上风。老教授刘国光就当前我国经济学教育讲了几句要照顾中国国情，不能唯洋，不要搞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的话，就立马引来了无数人的攻击。好象中国国情都已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非要破除。谁拥护“中国国情”，谁就是反改革的，就要被打倒；而哪个支持照搬西方的做法，遵行“国际惯例”，哪个就是改革者，就要受追捧。

如今，在许多事情上，是否有“国际惯例”都已经成为中国人做事是否正当合法的标尺了。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国家金融机构、行政性垄断行业等出现了一股提价、涨价的热潮，闹得老百姓意见很大，而他们纷纷拿出的挡箭牌，就是“国际惯例”。像国家商业银行对小额用户的存款加收服务费用，对异地存取款加收手续费的做法等，利用的就是“国际惯例”。

现在是全球开放时代，中国人不能封闭。确实，在国际市场上，因不遵守“国际惯例”，吃亏不少，因为在较真的外国人眼里只认识“游戏规则与合同条文”。小一点的方面说，如果你的产品中出现农药含量超标、技术含量不达标、营养成分不足等问题，外国人不仅要禁止你的产品销售，还认为这是商业欺诈，把你列入“不诚信”的黑名单中实行终身性封杀。大一点说，如果中国的海外公司不按萨班斯法案的有关条款进行认真整改，那就很难在国际市场混得下去，被驱逐出境的可能也是会有的。

然而，“国际惯例”并非就不变了，并非就是绝对的真理，它也是人为的。过去，由于我们与国际交往太少，以致于由西方人炮制的“国际惯例”更多的是从维护他们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国情丝毫也没有考虑到。但是如今，中国已成长为世界大国了，中国人的声音也已在世界各国回响。对于“国际惯例”的制定，我们中国人要参与，并且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既要适应全球市场化的趋势，同时也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例如，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应当将借鉴国际会计惯例与立足中国国情相结合。从国际通行做法看，会计国际化并不硬性要求各国直接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而是在充分尊重各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背景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实际，采取与国际会计准则价值基本标准基本一致的会计准则体系。其宗旨是使企业对外提供的会计报表在实质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协调。正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国际会计准则公告前言》所指出的那样，成员国企业“所公布的会计报表在所有重要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相一致”。这一宗旨反映了各国会计标准国际化的真正含义，我国2006年的会计准则改革与这一宗旨也是一致的。

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应该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除了人类的一些普遍目标外（比如维护公共安全），不应把一种单一的目标强加给社会成员。追求单一目标的结果往往是非自由主义的或反自由主义的。法国18世纪的大知识分子贡当斯就认为，社会应该是多元的，他明确反对“全体一致”，认为“惟有多样化才能构成有机体；全体一致仅仅是一种机械。多样化则生，全体一致则死。” “全体一致”意指不考虑具体情况之间的差异而把统一的生活模式或制度强加给社会，比如同一种法典、同一种度量衡、同一种行为准则、同一种语言甚至同一种思维等。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人们往往出于对地方习俗的热爱进而上升到对地区的热爱，最后上升到对国家的热爱。如果强行在一个国家推行同一种制度或同一种生活模式，各地方的习俗被摧毁之后，所谓对国家的热爱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过去，中国人关着大门自已搞自己的，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有自己的一套特殊办事规则。传统的习惯确确实实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爱国主义太极端了，就会变成民族主义，这也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于当真成了生产力发展障碍的东西，我们便应该坚决破除之。我们绝对不能做“保皇派”和“极端爱国派”。但是，对于如何遵守“国际惯例”，中国人要显得有自信，要实事求是。有一次，笔者到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搞调研，在施工工地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系领带的民工正在劳作，就问陪同的中方经理，“在工地上劳作的工人，怎么还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呢？”经理说，“这是国际惯例。”笔者一脸茫然。

不要拿“国际惯例”忽悠。我们千万不能在“国际惯例”面前自愿当奴隶，走到另一个极端，而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取适合的部分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