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诰》背景浅释

内容摘要：成王继位第五年，派周公、召公准备营建洛邑，《召诰》即是记周公对召公的诰命。而营洛时间始于成王五年成于七年，建成后周公还政，何尊铭文所记与《召诰》之事同。

关键词：《召诰》 作诰者 营洛时间 何尊

《尚书・召诰》成文于周初，记载周人准备营建东都洛邑一事。《书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史记・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作召诰、洛诰。”均云营洛为成王命召公负责，因而作《召诰》。召公，名]，曾辅佐成、康二王，在成王刚继位时地位仅次周公。

一.作诰者和诰命对象

《召诰》篇名实际上是诰召，召即召公。这种倒文在《尚书》其他篇目也可看到，如《康诰》即对康叔进行诰命。至于作诰的主体为谁，于省吾云：“按周公二字应有重文，后人误伞Sψ鳌乃复入，锡周=公=曰。’” 指出作诰者为周公，召公是被诰者。若作诰者为召公，文中“旅王若公”和“旦曰：‘其作大邑……’”前后对周公称呼有别；更何况召公直接称周公为“旦”也不合常理。《尚书校释译论》指出：“《周书》《金滕》《洛诰》《君]》《立政》及此篇‘旦’字凡七见，皆周公以自谓。”

《史记・鲁世家》载：“（成王）七年后，还政成王。”《周本纪》载周公还政在营洛前与《鲁世家》刚好相反。笔者认为周公还政于成王应在营洛以后，根据《洛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此处明确指出成王自洛邑退返成周就君位。以《鲁世家》记载为是。《逸周书・作雒》：“（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而为何《周本纪》记先还政后营洛，屈万里先生解释：“或前数语为追叙后事，或为史之驳文，未可知也。”既然周公尚在摄政，他是整个国家的实际管理者，那么也解释了为何周公当时可以对召公进行诰命。

二.营洛始末

在讨论洛邑营建时间，首先必须讨论有无成王改元问题。王国维《周开国年表》提出周灭商后依然沿用文王纪年，直到灭商后第九年（成王继位第七年）才改元年，开始成王的纪年体系。王占奎先生已对成王改元说法提出质疑，兹从其说。其中，笔者认为最为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对《洛诰》中“元祀”两字如何理解，若是解释为元年，那么便会与后文“惟七年”相重合，一篇诰命出现前后两个纪年体系，这在先秦记载中未曾有出现。因而，“元祀”只能解释为“大祀”，即盛大的祭祀。

既然成王未曾改元，则《洛诰》中“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即指洛邑建成时间为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以后第七年十二月。

至于《召诰》所载建洛一事为何时却众说纷纭，主要有成王七年和成王五年两种观点。营洛始在成王五年，《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而成王七年源于《史记》所载。若《召诰》中“惟二月既望”为成王七年二月事，那么三月王遣召公到洛相宅、卜宅……再到同年十二月建成洛邑，前后不足一年便将洛邑建成，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生产情况。《尚书孔传参正》引皮锡瑞说法：“（营洛）《大传》言其始，《史记》要其终，两说互证益明。”其说甚是。

三.何尊铭文“壅宅”解释

1963年宝鸡出土青铜器何尊，其铭文涉及西周初年营建成周（洛邑），首句释文“惟王初壅宅于成周”是解决建洛邑具体时间的关键。

“惟王初壅宅于成周”中“壅”字的隶定有众多不同意见，多数学者认为与“迁”通。李学勤先生指出“但据闻此字的右侧后来又剔出一些笔划，看来并不从“邑”，究竟应怎样隶定，尚难定论。”若是“迁”字，那么表达应是从旧都迁至新都这一过程，且旧都应失去原先政治首都的地位。然而从史实看，洛邑建成后，旧都宗周依然作为政治中心在运作，并无迁移之意。张政R先生以为铭文第四字可隶定为从吕声，与“省”音近通假，“省宅”即“相宅”。然而成王相宅洛邑是在《洛诰》所载七年时事，五年到洛邑是召公、周公二人相宅卜宅，因而在时间上难以相合。马承源先生认为该字应作“壅”字：从铭文上看，该字左半部分按《说文》解：“升高也。从舁、囟声。”右上角是从鸟形的吕声字，作声符；右下角似“燕”字，作意符，与《说文》古文邕作相似，巛为意符，吕为声符。兹从马说，壅宅的直接意思是壅土起宅，壅宅于成周即营建成周。

若将首句理解为营建洛邑之意，则铭文末段“惟王五祀”指的便是成王继位第五年，这与《尚书大传》所载“五年营成周”相符合。故何尊所记之事当与《召诰》相同，都为成王继位五年营建成周。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