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摘 要]本文在介绍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在考虑转移成本以后，准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这种提前形态与我国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有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会产生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从而促使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本文最后对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提出了若干见解。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 二元经济结构 外向型工业化 失衡效应 加速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7-0069-07

一、“刘易斯转折点”与“准刘易斯转折点”

自2003年底以来，从珠江三角洲开始，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所谓“民工荒”现象。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了常态，不仅技工短缺，普工同样短缺，而且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部门正好是该地区的主导产业――电子、服装等加工制造业。根据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公布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2007年第四季度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偏紧，求人倍率为1.46（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即三个岗位只有两个求职者。供需缺口较大的工种分别是电子元器件制造工（求人倍率为3.87）、裁剪缝纫工（求人倍率3.46）、机械冷加工（求人倍率3.42）、普通生产工（求人倍率3.34）和推销展销人员（求人倍率2.80）。（《广州日报》2008年2月14日A16）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二元经济的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为止。二元经济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的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在此转折点之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而转折发生之后，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高。

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被迫转变。中国学者蔡（2007a，2007b）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大幅度减少。目前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人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转移能力比较低。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亟待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

但也有经济学家（周祝平，2007）质疑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他们指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都还很低，农村还滞留着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加上城市存在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大学毕业生就业变得日益困难，非农产业到底有没有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断言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还有学者（唐茂华，2007）指出，根据刘易斯的论述，转折应当有两次。第一次转折是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但这种工资上升是由于传统部门变得更加富裕、使劳动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提高等外生变化所导致，而非源于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第一次转折因此可称为工资转折。刘易斯本人认为这次转折是无关紧要的。第二次转折是由劳动力供求由过剩转为短缺的内生变化所导致，可以称为供求转折，这次转折才是决定性的，按刘易斯（1989）的话来说，“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

反对转折论者认为，目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和民工工资上升现象并非意味着已经到达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顶多是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进入了一个制度工资开始上升，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劳动力短缺主要是结构性和周期性的。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到第二转折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大可不必为此而恐慌。还有学者（刘建进，2007）指出，关于我国目前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与亚洲已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不符合。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日本是1960年前后，当时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中国台湾地区是1970年前后，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为37%；韩国是1980年前后，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为34%，而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0%左右。将我国目前工资持续上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称为“准刘易斯转折点”更为妥当。

笔者认为，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出现视为与劳动力供求关系无关的外生因素（如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上升，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就业观念发生变化）所引起，无论是否出于刘易斯的本意，这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无论是出自政策因素还是技术因素，既然这些因素是外生的，就意味着它们是随机的，因而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由外生变化所引起的工资上升一定会出现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所引起的工资上升之前，亦即两个转折点在逻辑上不应有先后顺序之分，不宜以第一、第二相称。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应当将其视为单纯的外生因素。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带来技术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改变劳动力的结构和素质，并进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工资水平，其内生性十分明显。

最后，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刘易斯转折点，并非一定要等到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转移殆尽之后才出现。在经济增长率为常数的情况下，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时机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含隐性失业者）的数量；二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除了弃农务工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以外，其他转移成本是刘易斯的模型所没有考虑的。假设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不变（人口增长率为零），劳动力的转移成本越高，则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时机越早，这意味着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殆尽之前就可能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将始终余下部分难以转移的劳动力；反之，刘易斯转折点就会出现得越晚；若转移成本为零，则刘易斯转折点将会在农村全部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之后方才出现。

除了机会成本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主要来自四方面因素：（1）劳动力转移的物理距离和交通便捷程度；（2）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3）对家庭和故乡的依恋等社会文化因素；（4）个体转移能力（对新工作和城市环境的适应能力等）。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主张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学者也认为，该转折点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完全被淘干。由于转移成本的存在，即使现代部门的工资出现了上升，只要上升的幅度不足以补偿转移成本，就仍会有部分剩余劳动力（据各种估计，数量从几千万到1亿多）选择继续留在农村。而对于劳动力转移受阻的原因，一些学者（蔡、王美艳，2005）强调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其实，物理距离和社会文化也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从劳动力转移的物理距离和转移对象来看，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分为就地转移和跨地区流动两种途径。前者是通过发展乡镇工业而在家乡的小城镇就业和兼业，即所谓“离土不离乡”；后者是指跨地区外出打工。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种“洗脚上田”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的乡镇企业鼎盛时期流行一时。它既无离乡背井之苦，又可兼营农业和照顾家庭，转移成本十分低廉，可惜这种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式微而趋于萎缩。跨地区流动，即内地农民工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打工，这种候鸟式的远距离移动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成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流模式。但是，在该模式下务工者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土地抛荒，转移成本十分高昂。这种模式导致部分转移能力弱的劳动力在沿海城市发生“民工荒”的情况下依然不得不留在农村，促成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准刘易斯转折点视为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刘易斯转折点的一种时机提前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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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笔者认为，除了考虑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外，还必须认识到，在劳动力转移途径的背后，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和跨地区流动，其代表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因此，要解开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之谜，必须从剖析中国工业化模式的特征入手。

二、经济全球化与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建立在封闭经济的假设前提基础上的。① 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工业化模式，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两种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大量外资流入中国沿海地区，大量内地廉价劳动力也流入沿海；资本与劳动力在沿海结合，形成了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群，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有学者测算（孟建军、周绍杰，2004）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动我国经济增长0.24-0.3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就业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上升0.8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上升0.95个百分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外转移1个百分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上升0.2个百分点。可以说，流入中国沿海地区的外资与内地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成为牵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

笔者认为，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会产生两种效应：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

失衡效应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大量外资的流入并未迅速提高工人的人均工资，缩小东道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反而可能促使东道国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

按照新古典理论，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将会带来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这意味着资本流动将会使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对于受资国来说，由于外资的流入，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将会上升，资本的收益将会下降。新古典关于资本国际移动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麦克道格尔-肯普模型（Macdougall-Kemp Model）。该模型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发达国家（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外国）；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其中，资本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劳动力则不能流动。

如下图所示，横轴的OH往右表示本国所拥有的资本存量，OF往左表示外国的资本存量。纵轴表示两个国家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水平，本国为GH，外国为IE。

在发生资本流动前，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存量分别为OHK1和OFK1。此时本国与外国的资本收益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之间存在差异。由于外国的资本收益率MPKF要高于本国的资本收益率MPKH，为了使资本得到更有效的配置，本国的资本所有者将把资本转移到外国以获取额外收益，资本流动开始发生。这一流动改变了原来两国的资本存量的分界点K1，使之移到新的分界点K2。这时，两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收益率）达到相同的水平，资本流动在均衡点E停止。资本流动后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存量分别变为OHK2和OFK2，两国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因资本流动而消失。同时，由于资本流动带来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使全球的生产总量增加了三角形EFH的面积，全球的福利水平提高。

但是，资本流动对于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本国与外国之间却是非对称的。我们可以用生产者剩余的概念对此加以证明。先来看本国的收入分配。在资本流动以前，本国工人的总工资为GHAH的三角形；本国资本家的资本收益率为AHOH的距离。资本流动后，本国工人的工资变为GEFH，明显缩小；而本国资本家的资本收益率则提高为FHOH。即：发达国家的资本家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而获得了利益，但发达国家的工人却受到了损害。

再看外国的收入分配。资本流动前，外国工人的工资为IFAF，资本流动后增加为IEFF；但外国资本家的资本收益率却从资本流动前的OFAF下降为资本流动后的OFFF。即：资本流动损害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家的利益，但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益。

然而，新古典的要素流动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劳动力有限供给，从而存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图中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曲线都是向下倾斜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同理）；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假设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在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耗竭之前，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工资水平依然保持不变。显然，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新古典模型与二元经济模型是不能兼容的。笔者认为，对于劳动力十分富裕的发展中大国，二元经济模型无疑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

除劳动力的有限供给外，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要素国际流动的理论还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卢卡斯（Lucas，1990）所指出的，它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质量差异；二是笔者的见解，它没有考虑不同要素的可转移性和配比问题。这些缺陷进一步影响到新古典理论对要素流动的分配效应的现实解释力。

生产要素包括可流动要素（资本、劳动等）和不可流动要素（如土地）。一国的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个适宜的配比问题。要素的国际流动会改变原有的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之间的配比，这种变化不仅会引起流动要素、也会引起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变化并影响到收入分配。

例如，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按新古典模型，该国的资本所有者应当受损，劳动者应当受益。但在现实中，资本除了与劳动结合以外，两者还需要与土地结合。与资本和劳动相比，土地不可流动且总量固定。外资进入必然引起当地土地价格的上涨，给当地的地主带来收益。由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亚洲），地主大多已经转化为资本家，外资进入在减少当地资本家的资本收益的同时，却可能为其带来级差地租的收益。因此，外资进入对当地资本家的净福利影响，将取决于资本收益的减少与地租收益的增加两者之间的比较。

同时，地价上升会引起房价和房租的上升，房价上升会增加工薪阶层收入中住房支出的比重。因此，外资流入对工人福利的影响也需视工人名义工资的增加与因住房等支出上升而带来的实际收入的下降两者之间的比较而定。如果在某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要素非常富裕，土地却相对稀缺，即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之间的配比不均衡，那么外资进入对当地工人工资的拉动作用小，对当地土地价格的拉动作用大，外资进入对当地工人的净福利将会产生负的影响，对当地资本家的净福利则可能产生正的影响。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外资进入所带来的失衡效应扩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首先，外商对华投资非均衡的地区分布造成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占国土面积70%的西部地区仅吸收了不到5%的外资。外资主要集聚于沿海地区，其产生的吸附效应对内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形成了内地与沿海在资本存量和收入上差距不断扩大的“马太效应”。

其次，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稀缺，外资大量进入引起土地价格节节攀升。地价上升所产生的级差地租对收入分配会产生重大影响。级差地租的主要受益者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外资企业、国有企业、郊区农民和拥有私人房地产的居民；受损者则是中小企业、农民工、城市低收入者和房改后进入的新移民等。

内地的农民工不断涌入沿海，压抑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但内地的土地不可能搬来沿海，这使得沿海城市对于外来民工更加“居不易”，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无形中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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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外资进入对内资可能产生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挤入效应是指外资带来的技术外溢、制度改进和产业波及效应。挤出效应是指外资进入挤占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投资机会和稀缺资源，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这两种效应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挤入效应是积极的，挤出效应则是消极的，可能减少就业和扩大收入差距。

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究竟主要产生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至今仍有争论。笔者认为，外资对沿海地区的企业更可能产生挤入效应，而被外资挤出的更可能是内地的企业，因为与沿海的企业相比，内地企业更难享受到外资的溢出效应和波及效应，竞争力更弱，市场更容易被蚕食。这也是外资引起我国地区差异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挤出效应下，被挤出的主要是竞争力较弱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中小企业的就业效应高于大企业，其被挤出将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

但也要看到，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扩大二元经济结构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种加速效应，加快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加速效应是指外资大量进入和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吸纳了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缩短了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的过程，从而促使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

首先，外资进入和外向型产业群的建立使中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扩大了全社会的就业面，使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加迅速地从农村转移出来，虽然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在过去20多年间并未得到太大的提高，但作为劳动者群体的整体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可以设想，如果中国走的是内源型的工业化道路，主要依靠乡村工业化来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虽然由于劳动力转移成本低，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可能更加彻底，但却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机必将大大延后。

其次，外商投资非均衡的地理分布影响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跨地区大挪移的劳动力转移方式无疑加大了转移成本，使得部分难于背井离乡的农民只能选择继续留在农村，这也成为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的原因之一。

再次，由于外资的技术含量往往高于内资，外资的大量进入会抬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术门槛，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而我国初级劳动力的素质无法完全适应这种变化，这就可能引起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导致准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

三、珠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结构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制度、政策、资源和技术等因素的互动和协调，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调整存量，即如何调整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调整必然伴随着阵痛。广东省现有7万多家加工贸易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事电子、服装、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的港澳台资企业，很多企业依靠低工资来实现产品的低成本，利润空间十分狭小，承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能力有限。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一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将被淘汰。① 但应当注意的是，广东的加工贸易企业吸收的就业人员超过1300万人（刘德学，2006），如果这些企业大面积倒闭，将会引发失业浪潮，不仅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而且大量的失业民工将再度抑制工人工资的上升，使处于萌芽状态的刘易斯转折点因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逆转而夭折。因此，政府在制定结构调整的政策时要小心谨慎，政策力度不可过猛，而应当循序渐进，给企业留足调适的时间和空间。

外向型的传统产业的调整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向中西部地区和低劳动成本的国家转移；就地升级转型，向创建自主品牌和高附加价值化的方向发展。

产业转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转移成本和物流成本是否低于企业转移到低劳动成本地区的收益，以及现存产业集群的粘连效应，单个厂商的转移可能失去产业链配套体系的支持。对于这些困难，转出地政府和转入地政府应当协调好利益关系，出台鼓励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设好产业转移园区，尽量设法降低厂商的转移成本，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重点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其阻力主要在于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不足、商业文化过分看重短期利益、模仿文化胜过创新文化以及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不完善，等等。鉴于此，广东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采取以下的战略措施：

（1）对于珠三角来说，结构转型的目标不是放弃原有的制造业优势，而是用现代服务业来提升和包装传统制造业，创建自有品牌，走“第三意大利”的道路，由“世界工厂”变身为“世界设计室”和“世界名牌原产地”，以高档品牌的文化价值空间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在这方面，融汇东西方文化、富含多元价值观的香港拥有天然优势。粤港澳需要在CEPA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促使三地的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向产业融合和制度融合的方向演进。

（2）具体来说，广东应充分利用香港作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服务业中心的优势，通过引进香港的生产业来为珠三角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服务。与发展制造业主要依靠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撑有所不同，发展现代服务业更加需要法律、信用、教育等软性基础设施（soft infrastructure）的支持。因此，从香港引进生产型服务业，重点是引进香港的法律制度、社会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人才，因为这些正是香港服务业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基础因素。

（3）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职业培训，尤其要发挥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创办更多的民办技校和职业高中，由政府出资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使之尽快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

（4）取消户籍制度等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大力发展工会、农协、商会等相关的民间社团组织，通过集体谈判和社会协商，构建成熟的工资形成机制和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化解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

（5）矫正过度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的工业化模式，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基础上，重新启动乡村工业化的进程，充分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和农村的消费潜力，使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向内需主导型和效率提高型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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