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五”人格与应对方式对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

摘要：目的：探讨民营企业员工“大五”人格、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寻找成功的应对模型。方法：对长沙市6家民营企业456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描述统计和多层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除员工性别、教育程度和心理健康水平相关不显著外，其他控制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相关，各模型中的各预测变量与因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且变量的每一次进入都能够有效导致模型整体解释力的提高，宜人性×积极应对，宜人性×消极应对，智力×消极应对的交互效应都显著地影响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结论：宜人性×积极应对方式是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的最佳应对模式。

关键词：大五人格；应对方式；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2-0110-05

“大五”(BIG-FIVE)人格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采用相同的词表还是不同的词表，诺曼(Noman，W.T.)等研究者都发现了人格的五因素结构。虽然对于五因素的命名略有差异，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将五因素定义为神经质(Neuroti，cism)、外倾性(Extrauersicn)、经验开放性(Openness)、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近30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华人的人格特征也可以采用人格的五因素理论来加以解释，只是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对五因素的重视程度稍有差异。

应对(coping)，是指个体处于应激环境或遭受应激事件时，为了解决因应激事件或应激环境带来的行为问题，或为了平衡因应激事件或环境带来的情绪问题，而采取种种对付办法和策略的活动。应对方式，就是指在应对过程中继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对活动。Andrews(1978)的研究表明，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如果缺乏社会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达43.3％，为普通人群危险度的两倍以上。因此，只有对事件的正确认知评价，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才有利于身心健康。Billings和Moss(1981)发现问题指向的应对(如主动认识和主动行动)会缓解生活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减少身心症状和疾病；Folkman等(1986)发现问题指向应对策略和心理健康具有正相关；Aldwin等(1987)发现情感指向的应对策略与心理健康与否相关；Carver等人(1989)使用应对的多维度测验进行研究后发现，直接行动克制忍耐、乐观性解释与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而情绪专注与疏泄、否认、行为解脱和心理解脱则与焦虑存在极为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有些应对策略能促进心理健康，而有些策略则对身心产生不良影响。在实际应对过程中，各种应对方式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koeske等研究发现，“消极回避应对方式”只在单独使用时对心理健康才是有害的，当它与“积极控制应对方式”结合使用时甚至可能是有益的。

心理健康是个体谋求发展的前提条件，历来受到健康心理学、心理咨询学、行为医学、精神病学等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引发心理问题的原因方面，多年来已积累了众多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多将眼光聚集于强烈的应激性事件，认为过于强烈的、突然的或持久的应激性事件增多是引发负性情绪体验和生理反应的根本原因。还有人认为它与个体人格特点尤其是易感性人格有关。近年来，心理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个体对外界刺激的知觉和反应是因人而异的，同一刺激对某些人来讲是不良刺激，而对另一些人则不一定会造成不良后果。基于此，个体对应激性生活事件的知觉和行为努力――应对，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综上所述，大五人格特质对于工作情景中的个体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大五人格特质中的某些因素、个体人格特点对心理健康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我国采用大五人格理论框架和研究工具对企业人员人格特质与心理健康关系进行研究，特别是将应对方式作为其调节变量进行深入研究的报告尚不多见。所以本文拟对长沙市民营企业这一特殊群体员工的心理健康与“大五”人格、应对方式的关系作一简单研究，以期验证前人的研究结果，更期盼找到相应的规律服务于民营企业员工心理健康水平的改善及企业员工的管理和心理素质的培训教育。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湖南省长沙市6个民营企业的正式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样本456份，回收有效率为76％。其中男生243人，女生213人；年龄在18～24岁的占12.1％，年龄在25～34岁的占51.5％，年龄在35～44岁的占27％，年龄在45～54岁的占8.1％，年龄在55岁以上的占1.3％。

2　研究工具

(1)大五人格的测量采用Mccrae和Costa等编制的大五人格问卷(NEO-P1-R)中文版。该问卷包括50个项目，分别测量内外倾向性、宜人性、责任心、情绪稳定性、智力等五种人格属性，其形式为五点李克特量表，主要询问相应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准确描述了个体的实际状况，“1”代表“非常不准确”，“5”代表“非常准确”，其中正向题26个、负向题24个。本研究中各子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内外倾向性0.82，宜人性0.70，责任心0.82，情绪稳定性0.83，智力0.77。

(2)应对方式的测量采用解亚宁等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该问卷包括20个项目，分别测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种应对方式，其形式为四点李克特量表，主要询问当个体在生活中经受挫折打击或遇到困难时可能采取的态度和做法，“1”代表“不采取”，“4”代表“经常采取”。本研究中两子量表的α系数：积极应对0.78，消极应对0.72。

(3)心理健康状况的测量采用Chan(1985)翻译的GHQ-12问卷。该问卷包括12个项目，采用四点量纲形式，主要询问最近一段时间内个体出现某些心理状态的频次，“1”代表“一点也不”，“4”代表“比平时多得多”。其中正向题、负向题各6道，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本研究中d系数为：0.75。

(4)人口统计变量的测量采用自编人口统计量表测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龄等。

3　数据统计

结果采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统计结果

各人口统计学变量、预测变量(包括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因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相关矩阵如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均和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性相关。具体来说，除员工的性别、教育程度和心理健康水平相关不显著外，年龄大小、工龄长短、内外倾向、宜人性、责任心、情绪稳定、智力、积极应对均与其存在显著正相关，而结婚与否、消极应对则和心理健康存在显著

负相关。这些情况表明，进一步用回归方式来探讨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　心理健康水平的多层回归分析结果

表2是各变量多层回归分析的结果。各变量分四步进入回归模型，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第一步进入，各自变量主效应第二步进入，调节变量的主效应第三步进入，第四步则进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各交互效应项。在这里，各交互效应项(Interaction Terms)采用Aiken和West(1991)所建议的将有关变量相乘的方法得到。

从表中可以发现：除模型1外，其他各回归模型在整体上都是显著的，同时每一步的AR2也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各模型中的各预测变量与因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并且变量的每一次进入都能够有效导致模型整体解释力的提高，人口统计学变量并不能显著预测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表2，模型1)。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责任心、情绪稳定和智力(表2，模型2)均对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大五人格因素的影响后，积极应对、消极应对(表2，模型3)均对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影响：积极应对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好；消极应对得分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宜人性和积极应对、宜人性和消极应对、智力和消极应对的交互效应均显著(或边缘显著)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表2，模型4)。

三、讨论

从表1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中，除性别和教育程度外，其他各预测变量均对心理健康存在显著性影响，与其他研究比较来看，各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子维度标准有所不同，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显著性也表现出一定量与质的区别(有的研究是性别上的差异；有的研究是教育程度上的差异等)。从表2的研究结果看，企业员工采用不同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跟国内外研究以及不同群体研究结果均显示一致，除模型1外，其他模型在整体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均有显著作用。这表明预测变量“大五”人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要看它与不同应对方式或其他因素的合理交互才能彰显重要作用，但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显著影响是可以肯定的，一般说来，积极应对增加心理健康水平，消极应对降低心理健康水平。通过模型4我们可知道宜人性和积极应对、宜人性和消极应对、智力和消极应对的交互效应均显著(或边缘显著)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而以往研究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结论，这有待扩大样本研究或进一步的重复研究加以论证。

总体来说，研究结果大多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尤其是在积极、消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维度上更是如此。大五人格因素中神经质、开放性、责任感对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影响，但内外倾向性和宜人性对心理健康没有显示显著性影响，对心理健康正性影响因素中，在交互作用项上，只发现了智力×消极应对，宜人性×积极应对；负性影响因素中只有宜人性×消极应对，但这与其他相关研究有度的不同。是职业不同，制订的测量标准不尽统一造成的抑或是其他问题引起的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加以探讨。本研究的取样特异性也许正是造成上述同一与矛盾的原因所在，这也有待今后进一步去拓展取样范围和在统计上作其他差异检验。

企业员工心理健康水平与我们所设计的预测变量均有显著性相关。“大五”人格特征在责任心、情绪稳定和智力上对心理健康有显著效应，说明在情绪维度上，开怀而不是焦虑、热情大方而不是冷漠敌对、自信向上而不是灰心沮丧、大方而不是羞涩、稳重而不是冲动、坚强而不是脆弱对心理健康更有意义。在责任心维度上，自信、条理、可依赖、追求成就、自律、深思熟虑对心理健康同样起重要作用。在智力维度上，丰富的想象力、正确的审美观、丰富的情感体验、创新思辩都对心理健康起着重要作用。根据模型4，交互作用效应说明：宜人性×积极应对方式、宜人性×消积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显著的，且宜人性×积极应对达到正性非常显著水平，这说明在应对应激性生活事件中保持信任、坦诚、直率、利他、温顺、谦虚、慈悲是保持心理健康的最佳选择。宜人性×消积应对方式呈负性显著性，智力×消极应对显示正性显著性以及其他消极应对的交互作用项并未显示负性显著影响，正好验证了Koeske和孟慧等的研究发现：“消极应对”只在单独使用时对心理健康是有害的。当它与“积极控制应对方式”结合使用时甚至可能是有益的。这就更好地说明了人格特点和人格魅力在应对方式的缓冲调节下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支配作用。

我们知道，对企业员工开展适当的培训和教育是提高员工心理健康水平，也是提高员工素质，甚至是创造更高企业效益的重要举措。现结合本研究对如何提高企业员工心理健康水平给予以下建议：

应加强员工应对方式的培训。让员工学会主动积极地去应对内外刺激和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它是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调节法码。总体来说，积极应对能促进心理健康水平提高，消极应对则应辩证合理使用。

合理疏泄员工消极情绪，积极引导员工培养正性情感。在工作和生活中学会自主调控情绪是每一个人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秘决。接受专业培训、掌握调控的方法才能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发展。

培训企业员工文化素质。终生学习、不断学习既是信息时代的呼唤，也是企业员工提高智力水平、不断主动适应环境的重要条件，更是企业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受教育程度越高，员工会表现出更多经验开放性，对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也是不可低估的。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永远离不开良好的学习心态。与时俱进需要不断更新知识观念、更新大脑。

应对企业员工人格素质进行综合培训。对五因素人格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中国文化中大五人格因素中的五个人格因素的确是存在的。然而我国目前针对企业员工的研究确实不多，前面已经提到人格魅力在心理健康当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可以实证说明深入探讨大五人格特征和企业员工心理健康培训模式是大有文章可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