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藏思想的发展

摘要 儒藏思想是中国古代藏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理论成果。儒藏思想吸收了佛藏与道藏思想的精华，并推进了古代公藏思想的发展。文章系统回顾了我国古代儒藏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对丘溶之“藏书分三处”思想、陆世仪“藏书邹鲁”思想、曹学俭“儒藏”思想、周永年“儒藏说约”等代表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理论成就分别进行了总结、分析和评价，并对儒藏思想影响下，清代公藏实践及儒藏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儒藏 儒藏说 曹学俭 丘 陆世仪 周永年

儒藏思想源于佛藏和道藏思想，起于明代，至清代周永年创立系统的儒藏学说，刘音予以拓展，而盛极一时，上启《四库全书》编撰和四库七阁设立之思想先导，下开灵隐书藏和焦山书藏设立之思想基础，成为清代最有影响的藏书保存与利用思想。

1 儒藏思想的起源

1.1 丘的藏书分三处思想

1.1.1 储藏图籍之重要

明代丘溶（1421-1495）一生著述颇丰，其所著《大学衍义补》收录《论图籍之储》和《访求遗书疏》，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藏书思想。

丘溶在《访求遗书疏》中言：“人臣为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是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图籍保存传承了古今帝王朝廷之政治统治经验、臣民之道德规范、山川地理之变迁、风土人情之发展，对经世治政有着极高的价值，人臣为治之道中唯一的万年百世之事。因此，他认为治国应以整治图籍为先务：“是以自古帝王任万世世道之责者，莫不以是为先务。”

1.1.2 藏于民不如藏于官

丘溶认为储藏经籍事关重大：“惟天下之物，虽奇珍异宝，既失之皆可复得。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日无者。无之，则生人贸贸然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关系岂小小哉！”

对于究竟应如何储藏经籍的问题，丘溶认为：“民庶之家，迁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广储，虽储之亦不能久。所赖石渠延阁之中，积聚之多，收藏之秘，扃钥之固，类聚者有掌故之官，阙略者有缮写之吏，损坏者有修补之工，散失者有购访之令，然后不致于烂散失。”由此来看，邱溶认为图籍的储藏方式关系到图籍的存亡，藏书于民不如藏于官，私人藏书，无法保证图籍储藏的长久性，且因个人好尚不一，影响到图籍收藏的完整性。而惟由国家设立储藏图籍之所，才能保证藏书的持续发展。这一观点集中地显现了明代学者对官府藏书发展的认识高度。

鉴于“前代藏书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内阁所藏，不能什一。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有所考校，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丘溶担心内阁藏书如不及时整治，将日渐衰落，他一方面请求朝廷诏求天下遗书，“伏望体圣祖诏求遗书之心，任万世‘斯文在兹’之责，毋使后世志艺文者，以书籍散失之咎归焉。”另一方面则建议朝廷清点内阁藏书：

乞敕内阁大学士等计议量，委学士并讲读以下官数员，督同典籍等官，拨于吏典班匠人等，逐厨开盘，将书目一一比较，或有、或无、或全、或欠、或多、或少，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及杂书、类书二类。每类若干部，每部若干卷，各类总数共若干，要见实在的数，明白开具奏报，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立为案卷永远存照。

1.1.3 藏书之所非止一处

对于图籍的储藏地点，丘溶指出汉宋以来，“自古藏书之所，非止一处”而明代则“罢前代省、监、馆、阁掌书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永乐中，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如故，则是两京皆有储书也。”

然而，这种聚天下书于内府的作法，邱溶认为并不十分妥当，他指出：“夫天下书籍尽归内府，其人家所有者，盖亦无多。……万一有所疏失，则永绝矣，可不惜哉。”同时，鉴于两京国子监藏书形同虚设，仅是“累朝颁降之书及原贮书板，别无其它书籍”，丘溶提请朝廷清点内阁见存书籍中之副本分送两京国子监，而无副本之书则抄校数本，而后分送至两京国子监：“于内阁见存书籍内，查有副余之本，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仍敕南京内外守备大臣会同南京司礼监、礼部翰林院官，查监永乐中原留南京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疏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奏补。其止有一本无副余者，将本书发下国子监敕祭酒司业，行取监生抄录……”丘溶认为此法可使“一书而有数本，藏贮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

而对于朝廷的图籍建设，丘溶进一步提出抄校内府所有书籍，分颁复本至各省官府学校的建议。同时，府学、寺观、书坊、书铺所收藏之内阁书目未收之书抑或不全之书，须送交官府抄录副本，以补充内阁之书。

对于图籍的储藏地点，丘溶认为古代石室金匮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历代以来，“徒有金匮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无御灾备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测之事，出于常虑之外。”他建议在文渊阁附近重新修建一所藏书专用的楼，并特别强调藏书楼的建造材料用砖石，以防水火等意外灾害侵袭。“欲乞朝廷于文渊阁近便去处别建重楼一所，不用木植，专用砖石垒砌为之，如民间所为土库者，收贮紧要文书，以防意外之虞。”

1.1.4 藏书之所分为三处

鉴于宋朝官府藏书“每卷皆有副本，分贮各所”，丘溶提出了“藏书之所分为三处”的庋藏思想，即“藏书之所分为三处，二在京师，一在南京。则是一书而有三本，不幸一处有失，尚赖有二处之存”。同时，他还指出内府须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如书库钥匙分开掌管、不许监官擅自开柜、取书观阅并转于他人等，其意在保存典籍，并使之传之久远。具体为：

其在国子监者，如内阁例，盛以厨匮，置于典簿厅载道所中，责付典籍掌管。祭酒、监丞等官时常提调监护，然惟掌其外门之钥，及为水火盗贼之备而已。若夫厨匮锁钥，则收在内阁。每岁三伏日，如宋朝曝书给酒食费之类，先期奏请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员，偕僚属赴国子监晒晾书籍。因而查算毕事，封识扃钥，岁以为常。南监钥则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书给酒食，亦如北监之例，皆不许监官擅自开匮，取书观阅，并转与人。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违者治以违制之罪。

1.2 陆世仪的藏书邹鲁思想

陆世仪（1611-1672）系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主张格物致知、经世实用思想，倡导实学。他在其著作《思辨录辑要》卷五中专门阐述了有关藏书永久之法的思想。

与丘溶藏书思想不同的是，陆世仪认为藏于民和藏于官均不可靠。他鉴于历史上“乱世书籍，多毁于兵火”的规律，深刻地指出“藏书之法，庶民无力，断不能藏。即学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亦不足以垂久远。能博及而垂之久远者，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藏书之力亦穷矣”。

为此，陆世仪提出了一种新的藏书永久之法：“藉天子之力而不烦天子之守，其法可以传之百王而不能易，垂之千万世而无弊，则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有周以来，其间历汉、唐、五代、宋、辽、金、元，世界无虑百变。然一王兴，则一王尊信；一代立，则一代表章。即盗贼，未有不过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者。”在陆世仪看来，人事有变迁，世代有更迭，然儒家思想深受历朝尊崇，所以藏书于邹鲁，可免于兵燹、盗贼、朝代更迭等祸患，使书籍传之久远。陆世仪“藏书邹鲁”的具体设想为：

诚使王者于此，申藏书之法，于邹、鲁间择名山胜地，定为藏书之所，区别群书，分为数种，如经、史、子、集、志、考、图籍、艺术百家之类，类建一楼，楼置一司，择孔氏子孙之贤者为之。又择其最贤者为之长，使之任出纳收藏、晒暴补缉诸事，授之以禄。每岁则上其书之数于朝，三岁则遣行人视之，校其书之损益完敝，而行其赏罚。如是则书有日益，无日损。虽有水火、刀兵、盗贼、变革易代之事，于藏书总无与。

陆世仪认为藏书邹鲁，对促进书籍的世代流传，有很大裨益。如他所言：

自三代以来，凡经易代，则一代之典章文物，多致散亡，不可得而考究。文献不足，自孔子之时，已有不胜其慨者矣。此宇内无人以为斯文之主故也。今既有孔氏，便当世世奉之以为斯文之主也，文献何忧不足？故愚以为王者苟能藏书于孔氏，则凡一代典章制作，与夫累朝实录，史馆一成，即送入副本，后世断无亡失，以至求之民间，采之闾巷，而有挂漏传疑之事。

除了藏书于邹、鲁之间，陆世仪还进一步提出“凡天下郡邑名山，皆当仿此为藏书之法。相择胜地，广置书籍，聘礼先代圣贤之后，优其廪饩，使典其事，相戒虽有斗争讼狱兵火盗贼之害，不得入其处，久之则天下自然习以成风，诗书日盛，道义日尊矣。”在他看来，藏书邹鲁的方法具有推广性，可在天下郡邑名山建立藏书之所，广泛效仿此法，从而全面推进社会藏书发展。

“藏书邹鲁”的思想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但陆世仪仅从儒家思想的累世地位而作出的推断，在实践上颇有些脱离实际。但陆氏广置副本，藏之天下郡邑名山的思想，对其后“儒藏说”思想的发展不无启示。

1.3 曹学俭的儒藏藏书思想

曹学俭（1574-1646）是晚明颇具盛名的学者和藏书家，他率先倡议建立儒藏，是“儒藏”思想最早的提出者。

曹学俭一生在学术和实践上均具有外佛内儒的特点，清《湛然居士文集・后续二》曾评价他道：“观居士之所为，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正因为如此，曹学俭借佛藏道藏之鉴，首倡“儒藏”之议。

曹学俭认为“天下之物公则久，私则不能久”。他在《建阳斗峰寺清藏碑文》中云：

释道有藏，吾儒独无藏，释藏南北二京皆有版，道藏惟北京有版，以此见释教之传布者广，而奉释者为教之念公也。《隋唐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分为四库，宋《崇文总目》亦然，《文献通考》，郑夹祭《十二略》皆因之循名，责实未尝不与二藏相颉顽。惟是藏书家馆阁自馆阁，私塾自私塾，未尝流通，故其积之不久，或遇水火盗贼之灾，易姓播迁之事，率无有存者。

曹学俭认为释道有藏，而儒独无藏，且官私藏书各自为政，未尝流通，所以一遇变故或者灾害，即遭损毁。有鉴于此，他在《五经困学自序》中明确提出其欲修儒藏之宏志：“予盖欲修《儒藏》焉，以经先之也。撷四库之精华，与二氏为鼎峙，予之志愿毕矣。”。曹氏一生浸润典籍，深谙释、道典籍之所以历数百乃至千年而保藏完好，流传久远之原因，因此主张仿效释道二藏，建立“儒藏”，既可与释藏道藏并立，亦可促进儒学经典的传播。

曹学俭不仅首倡“儒藏”之议，而且致力于“儒藏”的编撰。《明史曹学俭传》载：“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采撷四库书，因类分辑。十有余年，功未及竣，两京继覆。”遗憾的是，曹学俭历时十年，终因明亡变乱，壮志未酬，但是他首倡“儒藏”之议影响十分深远。

周永年评价道：“曹能始儒藏之议，自古藏书家所未及，当以天下万世有心目者之公愿。”当代学者来新夏评价道：“儒藏之事虽未成，但立儒藏的思想却对保存典籍，便利学人有益，对藏书建设与藏书史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贡献，而其影响更及于后世。”

2 儒藏思想的发展：周永年的儒藏说

清代周永年（1730-1791）一生藏书宏富，官至翰林院编修，参与《四库全书》纂修，所著《儒藏说》集中体现了他的藏书思想，影响深远。他在《儒藏说》及所附《儒藏条约三则》、《与李南涧札》、《覆俞潜山》、《与孔从谷》及《覆韩青田师》等文中，系统阐释了其“儒藏”思想的目的、内容、作用与意义，详细规定了儒藏建设、典藏、管理、经费及流通利用等具体设想。同时，周永年还建借书园，躬身实践其儒藏思想，“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周永年出身贫寒，深知寒贫文士读书之难，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可为无书可读的贫寒之士提供资源，真正实现书籍价值的流传，这也是他《儒藏说》的重要思想之一。可以说，周永年是清代藏书流通与开放思想的重要代表，他的藏书思想对清代官私藏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影响深远。

2.1 儒藏说的核心思想

周永年的儒藏说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相关思想，其立论的基础和思想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公”与“共”两个方面，并且贯穿于其儒藏说思想的始终。

2.1.1 藏书公之能久存

“公”是儒藏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其要在藏书公之能久存。

周永年通过对历代藏书的考察发现：“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於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於万世也。”究其原因，“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显然，周永年的这种思想，继承了明代曹学俭的“天下之物公则久，私则不能久”的思想。

然而，周永年并没有像曹学俭那样仅仅停留此立论上，而是进一步对此立论进行了深入的论证。

周永年认为：“竹帛变为摹印，书之流传较易，然考历代艺文录存而书亡者，多矣”，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书不值得流传，而在于“藏之者无法”。

鉴于“释者之书，正伪参半，美恶错出，惟藏之有法，故历久不替”，周永年认为明代曹学俭欲仿佛藏道藏之法而设立儒藏，可以避免“藏之一地，不能藏於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於万世”这二者之患，即为藏之有法。

显然，周永年的儒藏说直接继承了曹学俭的儒藏思想。而同时，周永年认为丘溶和陆世仪的藏书思想亦属儒藏思想。他言：“丘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而以孔氏之子孙领其事，又必多置副本，藏于他处，其意皆欲为儒藏而未尽其说。”在继承丘溶、陆世仪和曹学俭的儒藏思想基础上，周永年提出：儒藏“惟分藏於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又设为经久之法，即偶有残阙，而彼此可以互补，斯为上策”。也就是说，藏于天下，公之天下，才是典籍藏于万世的上策。

设立儒藏并非易事，但周永年认为并没有愚公移山那么艰难，只要立志坚固即可成其事。对于“聚儒者之书”设立儒藏，是否是抄袭佛藏道藏之名的诘问，周永年认为，“守藏之吏，见于周官”，“二氏以藏名其书，乃窃取儒者之义，今日举之，岂日袭而用之哉！”对于儒藏卷帙浩繁，就个人来说并非全部有用，周永年认为只要“条分眉列”，即可“任人所求”，“故儒藏之成，可以变天下无用之学为有用之学”。凡此种种，周永年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排除了各种有关儒藏的疑问和困难。

2.1.2 天下万世共读之

“共”是儒藏说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其要在天下万世共读之，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古代藏书“公”“共”思想。

周永年认为如果能够设立儒藏，“天下都会所聚簪缨之族，后生资禀苟少出于众，闻见必不甚固陋，以犹有流传储藏之书故也。至于穷乡僻壤，寒门窭士，往往负超群之资，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故虽砣砣穷年而限于闻见，所学迄不能自广。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内，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而功倍哉？欧阳公日：凡物非好之而有力则不能聚。儒藏既立，可以释此憾矣。”

正因为如此，鉴于明曹学俭虽然有儒藏之倡议，终未成就，周永年乃倡议：“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

2.2 儒藏说的基本思想

2.2.1 儒藏结聚思想

周永年认识到儒藏的建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所需人力、财力、物力等亦非一人所能为。因此，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变通之法”，具体为：

其一、建义学设义田，以待四方能读之人。周永年在《儒藏条约三则》中言：“经、史、子、集，凡有板之书，在今日颇为易得。若於数百里内，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田，凡有志斯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於中，以待四方能读之人，终胜於一家之藏。”这种变通之法试图通过在各地建义学、设义田，发动天下所有的有志者捐书、捐资，共同建立儒藏，设立公共藏书。其要在于变通设立儒藏之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困难，这与古代书院及其藏书建设的模式颇为类似，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其二，编撰儒藏书目，相互传抄，互补未备。周永年认为儒藏之立有赖于众人共为之，“即如立书目，名日：《儒藏未定目录》。由近及远，书目可以互相传抄，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凡有藏之处，置活板一副，将秘本不甚流传者，彼此可以互补其所未备。”这种编撰儒藏书目，相互传抄，互补未备的思想，十分类似现代的联合目录、馆际互借和共建共享思想，难能可贵。

周永年在思考上述儒藏结聚的方法时考虑到了现实的条件，他认为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此则数十年之间，奇闻秘籍，渐次流通。始也积少而为多，继由半以窥全。力不论其厚簿，书不拘于多寡。人人可办，处处可行。一县之长官可劝一县共为之，一方之巨族可率一方共为之”。他在《与李南涧札》中亦言：“儒藏果成，则有大力而好事者，欲刻必先刻此一藏，欲藏必先藏此一藏。古人佳书幸存于今者，从此日使永不淫没。”

2.2.2 儒藏保藏思想

儒藏既成，若藏于天下，藏于万世，必须藏之有法。周永年认为保藏儒藏之法有三：

其一、收藏：应“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这种分散保藏副本的方法，可以避免因为各种书厄而导致儒藏的损毁。

其二、选址：“藏书宜择山林闲旷之地，或附近寺观有佛藏、道藏，亦可互相卫护。”其要在防火防盗，继承了前人的藏书建筑保护思想。

其三，建筑：宜采用石室模式，“吾乡神通寺有藏经石室，乃明万历中释某所为。其室去寺半里许，以远火厄，且累石砌成，上为砖券，今将二百年，犹尚牢固，是可以为法也。”

2.2.3 儒藏管理思想

对儒藏的管理方法，周永年提出了如下观点：

其一、在儒藏的内部业务管理上，他认为：“书籍收藏之宜，及每岁田租所入，须共推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这种共同推举三五人集体管理书籍收藏和田租收入的方法，颇类似于现代的民主管理。

其二、在读者管理上，周永年提出：“凡四方来读书者，如自能供给，即可不取诸此，寒士则供其食饮。须略立规条，如丛林故事。极寒者并量给束修，免其内顾之忧。有余仍贮存之，以为置书增田之费。”这种读者管理思想集中体现了“义”（公益）。对于“自能供给”的读者，免费服务；对于贫寒的读者，不仅免费服务，而且还免费提供饮食；对于极其贫寒的读者，则酌情给予生活费用。所有这些读者服务“须略立规条”，以便在使用“每岁田租所入”资助读者时有所依据。这种免费服务的儒藏思想，比西方19世纪中期产生的“公共图书馆”要早一百多年，比今天的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思想还要更加上一层楼，是对弱势群体共读儒藏（或者平等利用儒藏）的一种政策保障和救济。

其三、在读者服务上，周永年提出：“儒藏既立，可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列于群书之前。经义治事，各示以不可紊之序，不可缺之功。凡欲读藏者，既以此编为师，斯涉海有航，无远弗届。而书籍灿陈，且如淮阴之用兵，多多益善矣，又何患其泛滥而无归哉？”由此可见，周永年对于阅读指导工作的重视，故有学者认为周永年是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不无道理。

3 儒藏说的影响

3.1 广儒藏说

周永年在《儒藏说》中呼吁：“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儒藏说随后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友人刘音撰《广儒藏说》，倡议积极响应和支持《儒藏说》。

刘音撰《广儒藏说》意在推广宣传周永年的儒藏说。他指出历代著述典籍丰富，前代之书仰赖后代藏传，“是书愈多愈易散，而藏之者愈难矣”。有鉴于此，刘音认为如欲实现古今典籍的长远保存而不致散佚，莫过于建立儒藏。“今欲其聚而不散，令上下千古之书有所依归，则莫善于《儒藏》。”他对周永年的《儒藏说》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周永年的儒藏倡议“诚宇宙间一公事也”，所以撰《广儒藏说》“广其意而为是说”，呼吁：“愿天下潜心于吾道者共相赞勃，毋生疑阻焉。”从中可见周永年提出的“儒藏”思想，在当时所引起的反响。

3.2 四库七阁

周永年儒藏说的最重大贡献和影响是为《四库全书》纂修和四库七阁设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郭伯恭指出：“《四库全书》编纂之动机，其政治作用固大，但就表面而言，当时所受之影响，尚有两端：其一，汉学之勃兴……其二，儒藏说之提倡――儒藏之说，……乾隆间，历城周永年见收藏家易散，乃援说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家与释藏、道藏鼎足而三……当时士大夫颇有受其影响者，于是儒藏之说，由个人而及国家，由理想而成事实，故《四库全书》之成就，士林以倡导之，归诸永年。”任松如分析编纂《四库全书》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其中之一即为周永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三，倡《儒藏说》。可见，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奠定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和思想基础。《四库全书》涵盖了清以前中国历代主要文献典籍，客观上保存和传播了古今珍贵典籍，与周永年“儒藏”倡议动机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四库全书》成书后，在江南设立三阁，向社会开放，吸引了许多名流大儒、士绅学者登阁阅览或借抄，对社会学风影响颇广。

《四库全书》的编撰和四库七阁的设立将周永年的儒藏说思想部分地变成了现实。直到今天，有关《四库全书》的各种续编出版活动，乃及多个儒藏的编撰计划，仍然深受周永年儒藏说思想的深刻影响。

3.3 灵隐书藏、焦山书藏

嘉庆十四年（1809），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鉴于“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于浙江杭州灵隐寺建立书藏。何名“书藏”？藏书之所名藏，古已有之。且自隋唐以来，释、道之典，陆续有藏，独儒学无藏。阮元之意在承明曹学俭儒藏之论。灵隐书藏的建立，初意源于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欲置《复初斋集》于灵隐寺，其后阮元与顾星桥、陈桂堂、石琢堂、郭频伽、何梦华等人动议此事，认为藏书于名山僻远之地，可流传久远，遂建此书藏。故灵隐书藏建立初衷一方面希为好学之士提供读书之资，另一方面系受明以来儒藏说之影响，意在促进书籍保存与流传。1813年，阮元继灵隐书藏之后又于镇江焦山建立焦山书藏。此书藏设立模式、管理与庋藏方式等与灵隐书藏一应相似。焦山书藏积极倡导社会文人学者将他们的著述、藏书、刻书自愿捐藏，这种藏书发展模式具有开放性，也决定了书藏藏书利用的开放性。仿灵隐书藏，焦山书藏也建立有规范的书藏条例，促进藏书管理与利用。

阮元的书藏思想强调书籍由社会共建，并且向社会开放，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此外，阮元还设立书藏条例，系统规定了书藏的具体管理与利用方式，涵盖了书籍人藏登记、分类、排架、印章、挂签、经费、人员、阅览与利用等规定，如“书或写书脑，或挂绵纸，以便查检”，“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但在阁中，毋出阁门。寺僧有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携窃涂损者，皆究之”等。足见其管理的规范程度。书藏专设管理员两名，书籍建设采取由社会人士自愿送捐方式，或酬之以钱，或接受捐赠。书籍入藏之后，准许在阁中阅览，但不提供外借。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已颇具开放意识。

阮元所设灵隐、焦山二藏在清代藏书事业及藏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他是乾嘉时期藏书开放派思想的重要代表，书藏的建立已突破了传统私人藏书楼的性质，又与《四库全书》江南三阁的官府藏书，以及书院藏书、寺院藏书性质明显不同，其建立已经具有很高的社会公益性与开放性。阮元的这种开放思想与实践，一方面具有儒藏思想的深刻印记，一方面在实践成效上，对当时社会藏书事业的发展，以及清代藏书家的藏书思想必然产生了深刻的启发与影响。清代乾嘉之后，藏书开放思想不断深化与普及，开放实践日益丰富，此二藏正是良好的例证。有研究者评价其“虽仍偏重于保存，但已略具近代图书馆的性质，为学人阅读提供了方便，对于推动当时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