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被精神病”

2011年4月19日，一幕真实版的“飞越疯人院”在中国真实上演。武汉一名被精神科监护治疗4年多的男子从精神病院逃往广州。

舆论哗然下，中国式“被精神病”背后的沉疴，终于在徐武――这个原武钢炼铁厂的普通工人的无意推动下，缓缓泛起。

对于43岁的徐武来说，与精神病人生活的一千余天里，天天都像在做噩梦。而同样的噩梦在重庆公务员周荣焱的身上，则持续了整整十二年。

不论是徐武还是周荣焱，噩梦的开端都是源于控告或检举领导、官员，而被宣布“患有精神病”，并被羁押、收治于精神病院。

对上访者、举报人冠以“精神病”之称并投入精神病院，似乎已经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维稳方式的一种。不止徐、周二人，这个名单上的名字还有很多，如果他们都是病人，那么他们都患着中国式“被精神病”。

这种畸形病症成因几何？在它的背后是怎样的医学、法律、制度缺陷？病入膏肓还是有药可医？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徐武案”中徐武的律师、《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执笔人、“被精神病”公益律师黄雪涛，问诊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症”的根源问题。

《财经文摘》：2011年6月10日，备受关注的“徐武案”主角、您的当事人徐武终于出院；同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

黄雪涛：当天我正在武汉大学作有关精神病人的权利问题的演讲；演讲结束后看到，《精神卫生法（草案）》经历了二十五年的“闭门”起草，终于真正公开。它引起中国广泛关注、而且直接导致湖北省委为“徐武出院”成立了调查组。

“徐武案”这个个案最特别、最典型的地方就是一个住院的病人没有异议的渠道，申诉无门。媒体人和湖北省政府在没有常设申诉机制的情况下，架设了非常规的异议机制，弥补了制度最重大的一个缺失。

《精神卫生法（草案）》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拷问我们的立法有没有准备去架设这样的一个异议机制，建立医学、法律和伦理多方讨论的平台。

《财经文摘》：“徐武案”倍受关注；周荣焱耗费十二年，通过推动检察院启动了中国首例同类司法监督程序，才得以宣告――对上访者、举报人冠以“精神病”之称的这种中国特色“维稳”方式，您如何看待它的成因及制度、法律缺陷？

黄雪涛：这是过去十年，中国以一套错误的理论，指引着立法、运作和对精神病人的配置，它是以医学的标准作为限制精神病人自的依据。这样的医学标准剥夺的是一个公民的法律权利，这其中就产生了冲突，有病没病确实是医学判断，但是作为公民来说是否要被限制权利、违背法律意志强制入院，这其中应该是法律的判断，而不是医学标准，如果限制公民权利是以医学标准的话，这其中就是严重的错位。

一个限制公民权利的机制是在为商业化服务，有权、有钱者就会成为获益的那一方，不管是医学和法律都成了权力支配下的工具。

在周荣焱的个案中我们看到，在中国，医学和法律在对精神病人的保护性措施都是被滥用的，这两个领域中有个核心的伦理价值：第一，医学一定是为病人的最大利益服务的，但是如果医疗行为没有规范和监管，就很容易偏离基本伦理，变成侵害病人的利益；第二，在法律上定义出精神病这个词是为了对精神病人这个群体进行特殊的保护，而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利。在精神心理学科逐步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不同的心理问题，如果不以法律标准认定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被精神病”。

《财经文摘》：您如何看《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出台？它是在缓解这一矛盾，还是依然存在制度性的不足？

黄雪涛：从立法宗旨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共识，但是在制度设计方面仍有瑕疵，所有的复议机制都是建立在医学方面，而没有进行法律和伦理的判断。

中国这种后置式的司法救济模式已经被全世界基本淘汰，有“精神卫生法”的国家都不采取这种模式。世界卫生组织为司法救济模式提供了两套标准，一套标准是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是前置式的，所有非自愿治疗的个案都会获得律师的辩护；另一套为资源匮乏的贫穷国家设定的低标准，是当一个国家的司法资源不足以对每一个非自愿治疗的个案进行审核的话，对一些简单无争议的进行文件审查，司法机关对存在明显异议、特别具有听证理由的个案举行听证会。

《财经文摘》：“徐武案”后您说，“我现在最大的思考是，一个在法律上被限制权利的人，应如何保护他的权利。”您找到了吗？

黄雪涛：要设立一个法律代表制度，在立法的框架中，希望能明确将住院的精神病人有权委托律师这样的绝对权利写进法律。在现实层面也可以推广预先委托人的做法，即使全国的立法中没有体现完善的司法救济机制，我们也可以为有争议的个案去组织伦理和法律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