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精彩十年路

建立经济特区,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道路是小平同志最先提出来的。

小平同志要求深圳的同志兴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创办经济特区,绝不仅仅是为了繁荣深圳、珠海经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更重要的是为了发挥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

2010年,深圳过完了它30岁的生日。

建立经济特区,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道路是小平同志最先提出来的。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意味着一个与的新民主主义论相辉映的伟大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在小平同志的脑海中酝酿。

此次讲话不到一个月,小平同志要求深圳的同志兴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杀出一条血路”,这一惊世骇俗、大气磅礴的嘱托,凝聚着小平同志对于办好经济特区的希冀和热望。他要通过办经济特区来探索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以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在小平同志的构想中,我国的特区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行使的地方,来践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式。经济特区之“特”主要是指它实行与现行体制不一样的特殊经济政策,采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

创办经济特区,决不仅仅是为了繁荣深圳、珠海经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为了发挥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更加有效地利用外资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吸收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经验。

开发是“时尚” 深圳早期的工业建设

1979年7月2日,蛇口工业区动工开建,打通五、六湾间通道,炸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

1979年2月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会议,提出“要在靠近香港我方一边蛇口地区开设工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法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要像香港那样进出自由。”这次会议,使蛇口工业区建设的构想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认可。

4月1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成立,全面负责工业区基础工程建设、劳动力招聘和后勤保障等事宜,平整土地等事宜相继展开。

当年6月,香港移民局通知招商局,在工业区筹建期间来往香港至蛇口的商人和工作人员只要乘坐招商局的交通船,可以从中区政府西翼码头上、下船和办理简单的入境签证。

1979年12月,时任当年交通部部长的叶飞同志、副部长曾生同志抵达广州,与其他同志具体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国家经委郭洪涛副主任和香港招商局袁庚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已转入实质性商谈,主要是讨论工业区的地址、初期用地面积、原材料、产品购销和境外技术人员进出工业区的手续,初期所需非技术工人数额等问题。经双方商定,工业区地址在宝安县沙头角、蛇口、大鹏三个公社中选择一处。广东省革委会办公厅和招商局的同志,先后到蛇口、沙头角、盐田、大鹏地区作实地考察,通过比较选择,认为在蛇口兴建工业区有利条件较多。经共同研究,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于1979年1月6日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招商局注入巨额资金,搞“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排污排洪、平整土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当时外商虽对到中国投资很感兴趣,但被西方称之为“铁幕”的局面刚刚拉开,加之投资法规尚未建立,很多外商都持观望态度,不敢贸然投资蛇口、深圳和广东其他地方。广东方面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向华侨和港澳同胞做工作,鼓励他们回蛇口和广东内地投资。

创业很精彩:深圳早期的PCB厂

现任本刊主编的杨兴全高工于1989年从成都来到深圳筹建金世亨,据杨工回忆,同期在深圳设立的还有奇通、深南、恩达、新岱等PCB企业,当时线路板行业的技术权威单位仍应属成都十五所,北京方面虽然有优秀的人才和技术,但因当时PCB还只能算是电子产品、电器方面的配套产业,人才、技术等方面尚未交流融合,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并不算强。

而在杨工来到深圳的时候,奇通板厂已经做得很好了。奇通当时设立在南油第一工业区,隶属四川绵阳七三零厂,当时主要做单面纸板。与其他板厂倚重香港的管理和技术不同,奇通引用内地的管理和技术经验,其经营状况与永捷不相上下。那时华发公司设在上海宾馆背后,而深南电路也在上海宾馆旁边的天虹商场附近。

杨工筹建金世亨初期,经过价格、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比较和考量,最终将厂址选在南油第三工业区里。当时深圳还没有今天的登良路,只有一片光秃的地。那时候大环境如此,现在做得风生水起的大企业,当初都是憋憋屈屈地在可谓贫瘠的环境下起家,譬如恩达当时就设在鹿丹村里的一个环保污水站里生产,而新岱则在固戍村,以及90年代以后搬迁至南油大厦背面的永捷电子。当时由于通讯条件限制,各厂家之间往来也并不密切。

金世亨电子主要做的是单面表板,那时候港资、台资板厂打样是免费的,批量下单之后再分批次付款。杨工筹建金世亨后,改变传统程序,先付钱,再打样,这样就避免有些不良商家以打样为由骗取厂家制板。杨工还提到,以往我国PCB制程中贴的膜基本都是干膜,当时日本有一家企业推销湿膜,杨工接触后认为,这种方法比传统方法要有成效得多,便承接了那家公司关于这个工艺的。于是湿膜制程开始从深圳至全国推广开来。

设备方面,当时的数控钻机基本都从国外引进,但是磨板机、曝光机、贴膜机、清洗机等基本都能在国内采购到,常州、上海等地的PCB设备厂都有销售。

从时间上看,从1981年开始,一批极具影响力的PCB企业在深圳陆续建立。1981年,由深圳赛格集团公司、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公司、香港陆氏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合资筹备设立华发电子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这一年从开始划地、基建,到83年达成协议从香港引进人才,至1984年初,一栋六层“大楼”(华发大厦)在深圳福田正式落成,华发公司顺利开业投产,其中有电视机生产线及PCB生产线。这可以算是是深圳第一家PCB企业。

据了解,在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政策后,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在深圳蛇口设立了生产基地,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于1983年成为日本三洋集团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独资企业,其中,PCB事业部成立于1985年5月,主要从事单面、双面印刷线路板生产。其生产的电子产品至今仍广受欢迎,笔者在办公时也常用到如录音笔等三洋电机的产品。三洋电机迄今已拥有多家关联公司,不久之前,又与我国首屈一指的家电企业海尔实现全面合作,以期发挥两家公司各自优势,得到进一步的飞跃发展。

1985年,三和国际诞生,总部设在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科技园区。通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发展,三和国际集团已发展成为科技印刷顾问式的系统服务商。

景丰电子于1986年立项,由中方的南头工业发展公司、蛇口燕兴公司(原属兵器部)、港方的亿立公司共同投资,各占30%、30%、40%的股份。工厂于87年正式投产,2002年已在宝安区沙井镇建立了新厂。

永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是永捷电路板(香港)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是一间有较长历史的单面印刷电路板专业生产厂家。公司创建于1988年,至今已有20年的发展历史。公司总部永捷电路板(香港)有限公司由发展之初的拥有永捷电子一家电路板厂,成长为目前拥有包括深圳蛇口的永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厚街的东莞永捷电路板本司、位于山东青岛的青岛永捷电路板公司、位于深圳沙井生产双面线路板的永捷(确良)线路板有限公司的大型集团公司。自1988年至今,先后成立了四间子公司,永捷电路板公司由单纯的加工型企业转变为集团化的公司。

香港至卓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其1987年与 Fisher and Paykel Pacific Limited (F&P)合作,在中国设厂生产并出口线路板。同年在深圳蛇口设立厂房,于次年投产。至卓于1992年将香港厂房的技术引入深圳厂房并将其生产线迁移到中国,增强了公司的成本效益。凭借我国南大门的地缘优势,至卓飞高线路板(深圳)有限公司成功成为“全国外商投资进出口先进企业”和“深圳市加工贸易出口先进企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至卓现拥有员工约5000人,公司厂房及办公室占地80多万平方英尺。

建滔化工集团自1988年由张国荣先生、陈永锟先生及其他创办人在深圳莲塘设立第一间生产覆铜面板的工厂后,发展至今,其分厂超过六十间,业务范围已由覆铜面板发展至印刷线路板、化工产品及国内房地产多个领域。

或许还有厂家未被详尽列出,然而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便不在此赘述。

另外,提到深圳,就不得不说说华为。深圳当之无愧是电子产品的集散地,手机更是成为如今人们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从客观方面来说,深圳经济特区是最敢闯、最有创新精神的地方。特别是深圳1987年颁布的《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为想要自己创业的任正非创造了创业的条件。任正非用身上仅有的2万元转业费注册成立了华为公司。深圳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文件,大大降低了民间创办科技企业的门槛,使许许多多的任正非创办科技企业成为了可能;深圳是一块创业热土,为无数科技人员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深圳鼓励创业的创新制度、扶持措施和文化氛围为科技企业茁壮成长提供了条件。当年的“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的简称)最后只有同在深圳发展的华为和中兴通讯胜出,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华为走上了一条艰苦的创业路子,创业艰难的程度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华为最早的办公地点是在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子里;后来搬到了南油工业区里一栋七层高破旧大楼里,华为租下了五楼。就是在这样一个小房间里,华为逐渐发展壮大,与中兴、联想等企业共同丰富了人们的沟通和生活。

工人也疯狂:深圳早期的劳务工

上世纪80年代初,到深圳的第一批“淘金者”,可以说过着后人所无法想象的生活,堪称为深圳的开荒牛。据当年参加国贸大厦建设的“拓荒牛”回忆,在工地搬运水泥沙石,每天工资2元5角钱,工人的伙食一般是两碗米饭加两片白肉、5根青菜和4块红烧豆腐。当时笋岗北站活跃着一支由澄海人组成的搬运队,有人戏谑为“北站游击队”。这支搬运队肩负着北站的装卸和搬运任务,他们从大米、钢筋到水泥等等,无所不搬。

1984-1988年,内地农民工主要是进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以“离乡不离土”为特征,但广东的情况有所不同,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后,深圳作为最早开放的地区成为打工者包括农民的淘金地。

1984-1988年,是深圳蛇口的黄金年代,那个时期的工人的收入水平为历史最高。

之后,我国各方面的技术经验和人才等都极其缺乏,而电路板在当时属于高科技行业,从理论认识到生产实践都基本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香港的技术、人才输入显得至关重要。据华发人回忆,最初的华发,中层以上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都由港方直接派遣过来,而正厂长一职也一直由港方人员担任,直到90年代末内地人员才有资格荣升正厂长。对于PCB生产技术方面的资料,港方也是极为保密,中方中层以下职员碰都不能碰。当然,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昂贵的。据称,当时国内普通工人工资普遍在每个月140元,而港方代表工资每月可达6-7千元,是中方的近50倍,而厂长月薪上万最高时可达2-3万。

杨工在回忆金世亨的筹建经营过程中也说到,不论之前的金世亨,还是之后他参与筹建或者管理的景旺、深南,在八、九十年代都从积极从外地招收工人,入厂后为这些没有基础的工人一批批开展培训,手把手、面对面地教,工人们一开始的基本工资便能达到二三百元,这在国内是非常高的!

外地务工人员的输入为深圳的发展建设带来了生力军,深圳这片经济沃土也为一批有一批的务工人员带来财富与收获。我国第一批非国有的PCB从业人员队伍,就这么看似巧合、实则必然地通过实践成长、发展壮大起来了!

结语

在今天,也不见得每一个在深圳生活的人都能对PCB这个概念谈得上了解,但是,毋庸置疑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个行业至关重要的作用。二十多年前,作为国家彩电定点生产企业,华发PCB厂不仅为陆氏公司配套生产电视机配套的单面电路板,还接受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机电路板订单,从北方的大连、沈阳、山东青岛,到中部的湖北、安徽,南方的广州、湖南,乃至香港和国外的电视机厂商,客户遍布国内外。

而从八十年代开始,华丰公司与若干世界著名公司建立和保持了非常紧密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国内表面检测领域和航空领域建立起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和高效的进出口渠道,在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PCB作为电子产业的基础,往大了说它为长久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往小了说它更是方便和丰富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回望30年前,我们能看到这个产业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可抗拒地成长起来。未来还很精彩,我们对下一个30年,仍旧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