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到的俄罗斯媒体

俄罗斯人是一个爱看报的民族。在地铁里、公共汽车上、街心花园里，随处可见俄罗斯人埋头读报的情景。报摊也遍布大街小巷（见题图，徐裕根摄）。在苏联时期，报纸杂志价格十分低廉，每户人家都订有好几份报刊。报刊的发行量非常大，《真理报》、《消息报》的发行量都达数百万份，就连专业性较强的《戏剧生活》杂志发行量也达8万份。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我也曾订了《真理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俄罗斯文化报》、《文学报》、《莫斯科休闲报》、《戏剧》杂志、《现代剧作》等多种报刊，最初一年的订费不过100多卢布。

然而，苏联的解体、政权的更迭、私有化的推进，使俄罗斯的新闻报刊业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报刊的发行量大起大落；另一方面，私人可以办报，新报纸、新电视台层出不穷。“第四媒体”也在崛起，俄罗斯绝大多数报刊都有了自己的网站。

“议价”的报纸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正与负。

在原苏联时代，国家统管出版物，严格的审查制度使报刊只能刊登符合“上面”口味的东西；但是，国家对报刊提供保障，总编辑不用为报纸的生存而发愁，报纸上也从来不登广告。苏联解体后，情况恰恰相反。稿件审查机制已经不存在了，许多报刊有了“完全的舆论自由”，编辑部可以自行决定刊发文章，可以把昨天的苏联说得一无是处，也可以把今天的政府痛骂一顿，也不会有来自任何地方的指摘。但是，报刊在经济上却完全失去了支撑，国家不给财政补贴了，剧烈通货膨胀使90年代初期的报纸出版难以为继。

苏联解体后，独联体的报刊业都遇到了重重危机。1992年初，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传出了“无报周”的消息，原因是纸张匮乏。独立后的拉脱维亚，已很难像从前那样从俄罗斯联邦那里得到纸张。俄罗斯的报刊日子也不好过。通货膨胀使卢布贬值剧烈，报纸的征订价入不敷出。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收到的《文化报》一下子“消瘦”了，原因是读者订阅时所付的一年的订报费用，不到两月已全部用光（读者在1991年末订阅《文化报》时是53戈比一份，可到了1992年2月报纸的成本费涨到了5卢布）。因为纸张价格不断上涨，报社还向印刷厂额外支出了大量印刷费。《文化报》只得通过减少容量和压缩出版次数的办法，使报纸得以继续生存下去。

更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一天我发现，在《共青团真理报》报头通常印有价格的地方，竟印上了“议价”两字。在中国，从来只听说有“议价油”、“议价肉”，报纸的价格却不可“议”的。在俄罗斯，报纸“议价”，也是事出无奈。卢布飞快贬值，比如1990年买份《真理报》是5戈比，到1992年的某天变成了10卢布，过了两星期后又涨到20卢布，到1994年则需要250卢布！

这一“议价”一直议到了今天。1998年俄罗斯实行了第三次货币改革，卢布升值了1000倍，1个新卢布相当于1000旧卢布，2000年，俄经济情况好转，新卢布和美元的比价一直稳定在27～28：1左右。不过，曾经有过的通货膨胀仍令报社心有余悸。最近我重返俄罗斯，在莫斯科买了份《论据与事实》花了5卢布，发现印价格的地方仍印着“议价”。

《消息报》的浮沉

这次我在莫斯科接触了几位新闻界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一些有关报纸的发行量的消息。最令人吃惊的是，《消息报》的发行量锐减。《消息报》的浮沉，堪称俄罗斯报刊业变迁的一个缩影。

《消息报》曾是苏联的政府机关报。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曾命他的女婿阿朱别依担任《消息报》的总编辑。当年我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就读时，《消息报》的发行量是500多万份，对一亿多人的苏联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眼热的发行量。它意味着，平均30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人订阅《消息报》。《消息报》曾一度和《真理报》平起平坐。

自戈尔巴乔夫施行公开性原则后，强调要有言论的绝对自由，要解除各种禁忌。一开始，读者似乎以为从此打开了一个“真理的市场”，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带来的不是利润，而是所谓“对光明未来的新希望”，于是报纸的发行量大增，《消息报》最高时，曾达1000―1100万份。但是好景不长，九十年代初，《消息报》在经济上实行了股份制，在政治上大力宣传盖达尔和丘拜斯的改革方案。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并没有给俄罗斯人带来希望，而是经济的急剧恶化，卢布的不断贬值，俄罗斯人怨声载道。读者对《消息报》不再有信任感，其发行量于是每况愈下。到1997年初，即所谓言论自由最昌盛的时期，报纸的发行量减少了50倍，即从1100万份下降到50万份。

一位俄罗斯新闻界的朋友还告诉我，更糟糕的还在以后，1997年4月，《消息报》把自己的股票卖给了奥奈克西姆银行，同时也将自己卖掉了。金融巨头波坦宁答应让编辑部保持独立，自己只管财务经营。但是，自伊戈尔・戈列比奥夫斯基被剥夺了公司总裁的职务后，他拒绝参加总编辑的选举，带着一帮人离开了《消息报》，重新创办了《新消息报》，他们从《消息报》的拯救者变成了它的掘墓人。2000年，《消息报》的发行量又从50万份下跌到23.2万份，一批记者编辑也离开了《消息报》。

我发现，尽管共产党已不再是执政党，但《真理报》仍在出版，不过已大大“减肥”，只有4个版，日发行量仅为6.5万份。相反，另一些报纸却异军突起，如《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独立报》、《时代报》。《论据与事实》是一份周报，每周五出版，以刊登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赢得普通市民的青睐。令人不解的是，共青团已不复存在，但以它命名的报纸依然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我曾订阅多年的《共青团真理报》风光依旧，而另一份《莫斯科共青团报》以其信息量大、针砭时弊、敢于讲话、雅俗共赏，成为最受莫斯科人欢迎的报纸。这倒有点像中国的《北京青年报》。看来，青年人办的报都极具活力。

电视台里出现了“裸的真相”

时下，俄罗斯新闻媒体竞争激烈，要建一家电视台实在太容易了：拉上几个人，买几台机器，租一家办公室即可。所以莫斯科大大小小的电视台多如牛毛。不少电视台是一些财团出资开办的。

我在莫斯科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有好几个都进了电视台工作。他们告诉我，由于电视台实在太多，竞争也非常激烈。有的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莫斯科有家名叫MI的电视台为了杀出一条生路，想出了一个怪招，居然让年轻美貌的女主持人赤身采访主持节目。这家电视台用高薪把一批漂亮的女主持人挖到麾下。让乌克兰女演员、26岁的波克特斯佳第一个在MI节目中亮相。这个节目叫做《裸的真相》，女主持人一边读新闻一边宽衣解带，当13分钟的新闻播完后，她已经脱得了。

这种反传统的播报新闻的方式，使MI电视台的收视率在短短一两年内，跃居全俄罗斯第六位，但此举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媒体的争议。许多媒体对MI电视台的这种采播方式称之为“下三滥”的做法，跟色情电视台没什么两样。但这家电视台的创始人莫斯克文却很不以为然。他反驳说：“这是一项勇敢的改革。这档节目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有意思？关键在于，如果我们关掉画面，只剩下声音，那么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其他新闻节目有什么两样？如果关掉声音，只剩下画面，那么跟黄色电视剧有什么差别呢？实际上，我根本不认为我的节目是黄色节目。我创办这个节目的理念是：不要把政客或者他们的种种许诺当一回事！”

谁愿听一个老记者的倾诉

一面是电视台里出现了的女节目主持人，一面却是许多老新闻工作者的失落。这使我想起了一位老记者的眼泪。他们也是今日俄罗斯“多余的人”中的一群。

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的下午，我坐在普希金故居对面的长椅上，一位老人和我搭上了话。他年过六十，穿的是一套灰色的质量不高的旧西服，但并不脏，还系了一条蓝色的领带。他的脸上布满了风霜，戴了副眼镜，在镜片的后面，似有一种深深的痛楚和难言的烦恼。他手里拿着一瓶啤酒和一个杯子，正注视着我。啤酒是俄国产的，装在500克容量的酒瓶里的、最便宜的那种。

当这位老人知道我来自中国时，他的话立即多起来了。他说：“你们中国有25个省……”我纠正说：“不，是31个省市。”他说：“好，31个。你能想像你们31个省各自独立吗？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苏联没有了，现在这个国家成了什么样子。”

他还告诉我，他曾是一名记者，一个产党员，在西伯利亚一家报纸工作了几十年，曾用自己的笔写过不少文章，现已退休了，家住在阿尔巴特街那头的斯马连斯克广场。谈到阿尔巴特街这条莫斯科最著名的小街时，老记者显得很忧伤。他说：“我不喜欢，……你看看现在这条阿尔巴特街，哦，很对不起，我的眼泪要流出来了。”

他接着说：“你看，满街是做生意的小贩，街口饭店里有脱衣舞表演，到处都是，周围还有那么多，乞丐也那么多……阿尔巴特街变得不忍让我多看一眼了。”我问他，现在还写点什么？他叹了一口气说，不写了，现在社会不需要我写了。我如果写点什么，也不会讨总编辑的喜欢，我还是每天在这里坐坐好。我又问他，您现在的生活还好吗？他苦笑一下说，面包大约还是有的，这种啤酒也还有得喝的。他似乎有相当的民族自尊心，对自己的生活，不愿多说些什么。接下来，是久久的沉默。

回到住处，我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这位老记者是孤独的，他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人能了解他的心情。他借酒浇愁愁更愁。在为金钱和生存而奔忙的芸芸众生中，他成了一个典型的多余的人。他为逝去的时代而叹息，他为现今社会而悲哀。但他的叹息和悲哀有谁能听见？又有谁愿意听他的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