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样被拉下水的

当王奎兴于2005年3月20日站在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时，台下旁听的同事无不为他的堕落扼腕叹息。因为他本是一个正派的人，却硬被那些药商的红包砸晕了头，拖下了水。

一

王奎兴很喜欢医院的工作，也很满意于自己的家庭，多少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从没想到利用工作上的便利谋什么私利。对于医院里那些多如过江之鲫的医药代表，他也从没正眼多瞧一下，只当他们是过眼云烟。

但当他升任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时，那些过眼云烟再也不与他擦肩而过了，而是专门停留在他头上，向他喷洒甘霖。

由于他那时还只是个副主任，并不是掌握决定权的人，因此对他的“表示”就相当适度。除吃饭联络感情外，一般也就给他个千把块钱，甚至几百块钱。商人是精于算计的，他们讲究的是投入产出比，在这里，药商们把账算得非常清楚。

但精明的药商们一时间被王奎兴整糊涂了，他对这些亮晃晃的钱财，居然不肯笑纳。每次在他的办公室，那些用心良苦的药商们为了让他收下他们的一片心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得脸比猴子屁股还红，却不能说服他收下他们的好意。

他们认为他是不好意思，更认为他是注意影响，怕给别人看见了招致议论。既然这样，他们也就为他进行了极其周到的考虑。

其中扬州一个药品经销商便如此操作：在当面向王奎兴表示被拒绝后，他再去表示时，就不忙着直通通地进去，而是先看王奎兴在不在办公室。看见他出去了，便悄悄溜进去往他抽屉里塞一个信封，然后就消失了，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不要说第三者，连个第二者都没有。他想这样一来，王奎兴肯定会放心大胆地将他的好意如数笑纳。

但令他目瞪口呆的事情还是出现了：几天后当他回到家时，竟破天荒地收到一张汇款单，落款者正是王奎兴，汇款单上没有只字片言，只有汇款金额，而且王奎兴跟他把账算得很清楚：除扣下10元钱左右的汇费外，1000元钱基本是一分不差地全还给了他。

这就是说，王奎兴拒贿。

但那个药商可不这样想，在他的经历里，还没有一个权力人物心地这么纯洁无私，他们从来都是嫌少，从没一个嫌钱烫手。马克思说过，若是资本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愿意冒杀头的危险去争取。现在这些权力人物不用吃一点苦、不用冒一点风险就能得到好处，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那王奎兴为什么不要他的钱？按这一行的规矩，答案只有一个：他嫌少。

凭良心讲，他在每次送礼表示的过程中，的确是讲究轻重的。像王奎兴这样的是个副主任，说他是官，他却没有决定权；说他不是官，若是在讨论医院进药的过程中，他提一句反对意见，那就前功尽弃，他在那么多人身上花的钱就算白费劲。因此，王奎兴这一环还真不能忽视。而且，他现在是个副主任，将来搞好了主任的位置就是他的，能得罪得起吗？

药商想到这一节，觉得这件事还真不能忽视。既然他想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立长久的友谊，就得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到，否则百密一疏，栽在这个环节上可不合算。

于是，下次再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时，他又如法炮制，乘王奎兴不在办公室时，又往他的抽屉里塞了一个信封，不过这次信封里装的不是1000元了，而是2000元。

他觉得，在此盛情对待下，王副主任应该不会再在他的事情上打坝了。

但他刚到家没多久，又一张汇款单接踵而至：王奎兴扣除了汇费后，将2000元钱又退了回来。

这下这个药商被搞晕了。自出道以来，他一直都是靠这一套开路，现在王奎兴不吃这一套，他真不知道拿他如何是好了。

二

越是这样，药商越发紧张，越发不敢得罪他。当时，这个医院正在准备搞药品采购召投标，出不得一点点岔子，此时王奎兴不收他的人情，这不明显是不喜欢他这个人吗？不喜欢他这个人，不就是不喜欢他送去的药吗？不喜欢他的药，他这个药商还有活路吗？因此，药商整天地忧心忡忡。万般无奈之下，他请王奎兴吃饭，席间隐约告诉他，做人不要这样拘泥，他并不是只送他一个，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上下各环节他基本都打点到了，其他人都收了，没有一个退一毛钱回来的，你为何把事情做到这一步呢？当然，本来不送他王奎兴也无所谓，王主任这样品德的人是不会无端给他使绊的。但他主要是看中王主任这人厚道，做事实在，所以说什么也不好意思把他弃之一边。这千把块钱是送给他平时吃饭、打打电话用的，纯属弟兄之间人情往来，能算什么？而且，他这送礼只是小打小敲，毛毛雨而已。据他了解，医院里买一台机器，院长就收人家回扣几十万，院长有什么事？没有，还是人人称道的好院长，不还在台上给你们做廉政报告吗？

面对这些奇谈怪论，王奎兴心乱如麻。院长也这样做，更让他不知道如何是好，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太绝情，是不是太过分？他知道一句古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己这样过分讲究干净，周围的那些同事会不会因此提防自己，甚至暗中给他使绊呢？这样对自己的未来是不是也不太好？想到这里，过去的感觉消失殆尽，背上不觉出了点凉汗。

因此，当这位药商再次把信封塞到他抽屉里，并且把价码涨到3000元的时候，他再也不好意思一点情面不讲地退回去了。但收下来又不敢，从内心里讲，他不喜欢这来路不明的钱。他的家庭、他所受的教育，都使他想做个清清白白的人。但想想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那不也太不合群了吗？屈原当初不就是因为过分清爽，搞得大家都不喜欢他，才迫不得已投江自杀的吗？思考再三之后，他从3000元里小心翼翼地抽下500块来，其余2500元又物归原主。那意思很清楚：你的盛情我领了，你的教育我也领教了，但我有我的做人规则，我就收点下来，意思意思吧。

药商收到这2500元的汇款单，简直是哭笑不得。现在社会上居然还有这样迂腐得像孔老二一样的人，让他实在难以置信。这样的人竟然也当上了药剂科副主任，真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可惜了这个好位置。

不过，王奎兴毕竟收下了他500元，让他心里一阵宽慰：只要他收下，就说明他领了我一份情，今后就好说话了。而且，他今天能收下这500元钱，今后就有办法了。

此后，这位药商就不断地给王奎兴送礼，但王奎兴并没有因为收了他500元，胆量、能力和经验就得到了锻炼。相反，他依然是前怕狼后怕虎，生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对送来的钱总是再三推让，坚决不肯收。实在没办法了，他就再收下个几百一千的。后来，他荣升药剂科主任了，权力大了，这位药商给他送礼也就水涨船高，成万元地表示了。他依然不敢全额收下，还是只敢收下个几千块钱，其余原物奉还，让这位药商费了不少精神。好在做生意的人，有的是精力，更有的是耐心。每次王奎兴把钱给他打回来，他就不厌其烦地再加点码给他送去。王奎兴勉为其难地收下一点后，把大部分钱退回来，他就再加一点送过去。

这个现象让后来的检察官们迷惑不解。据他们开始时估算，王奎兴仅从这一个药商手上受贿就有几十万。但王奎兴大呼冤枉，说他从这个药商手上至多只拿过几万元。检察官疑惑地问：“可他在这不久前，一次就送你好几万啦，那怎么解释？”

王奎兴痛哭流涕地说：“哪里啊，他每次送来我都给他退回去，可他又加了一点再送回来，我有什么办法――我被他们害死了。”

他的确被这些人害死了。这些药商你送一点，我送一点，硬把原本想好好做人的王奎兴拉进了受贿的泥潭。王奎兴还有点良心，每次都不敢全部收下，只敢收下一点点，就这样也积少成多。到案发时，他已累计收受他人贿赂42.31万元。连他自己也吃惊：不得了，我竟然收了这么多钱。

三

尽管如此，应该说，王奎兴在这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换句话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在受贿和拒贿的边缘上痛苦地徘徊。因此，随着职务的升高，随着那些人行贿数额越来越大，与此相应的是，王奎兴的处境也越来越痛苦，受贿和拒贿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

2001年，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进了一台核磁共振机，这机器是外国生产的，后来证明是别人家淘汰的二手机器。但供应商把它作为新机子卖给医院，为此他在各部门、各环节都下了大功夫。王奎兴此时已升任药剂科主任，说话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这位商人出手就甩给他5000欧元。

到底是外国经销商，送礼方式也别具一格。他送给王奎兴一只旅行箱，王奎兴开始时还以为里面也就是一些衣服等等。那时候他胆子大了一点，这点东西倒也敢收了。但到家打开一看，里面竟有5000欧元，药剂科主任和他老婆当时就呆了。这笔礼太大了，完全超出了药剂科主任的心理承受范围。对着这天外飞来的横财，夫妇俩辗转反侧，一晚上没能睡着觉。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表面上这是笔财富，但从另一方面看，却又是将他送进牢房、造成他们妻离子散的恶魔。而他们留恋的还是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夫妻俩相拥而归的平淡生活，而这5000欧元将这个平静打破了。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夫妻俩约定，还是明天一早将这钱退给他完事。作出这个决定，王奎兴才如释重负，稀里糊涂地眯了一会儿眼。

第二天一起床，他就拎着包直奔那个药商下榻的宾馆，想连包带钱一起还给他。但那位药商好像跟扬州那位药商一样，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他不是那种坚定的受贿分子，不是那种敢于火中取栗、不顾一切的人。因此，他根本不给王奎兴后悔的机会，等到王奎兴赶到宾馆，早已人去屋空。

王奎兴觉得腿都软了，他把箱子拎回家后，立即给那人打电话，说要把箱子连同里面的东西一并还给他。

那人诚恳地问：“王主任，我哪儿得罪你啦？”

王奎兴连忙表示：“不不不，这不是得罪不得罪的事情，而是……”

“哎呀，王主任，什么了不起事情嘛，值得你这么大的领导这样？”

“这个这个，”王奎兴想说这数字太大，他不敢接受，又怕这话说出来被人耻笑，只好连声求他：“你无论如何要收回去。”

那边却无论如何要请他收下：“王主任，真是一点点小意思，你千万不要不给面子，你叫我回来怎么弄啊？别人要知道我送你这么点小玩意都被拒绝，那我今后还能在生意场上混吗？”

王奎兴知道跟他再说也没用，他是铁了心要把这5000欧元送给他了。但这次这个数目太大了，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收。夫妻俩面对这个退不回去的礼物，真如捧着一个烫手的山芋，两个老实厚道的知识分子整天魂不守舍，就像是怀里有个炸弹一样。

后来两人觉得他实在要送，也不妨收下，因为欧元将来搞不好还有用。干脆把这笔欧元留下来，另外还给他8万元人民币，这样两清。

于是王奎兴从家里拿出8万元，在那个人再到连云港的时候，像塞炸弹一样，硬是把这8万元给了他。

那人并不死心，或者说那人比他王奎兴更有决心。为了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了与医院里包括王奎兴在内的大大小小头脑搞好关系，他一定要王奎兴把这8万元收下来。因此，他把这8万元弄成一张银行卡，又还给王奎兴。他说几万元目标太大，弄成这样一张小卡片应该问题不大了吧。

但王奎兴实在是不敢拿这钱，拿着这卡片在手上，跟握着滚烫的烙铁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他还是请那人把这银行卡拿走，那人总以为他是假客气，就是不拿走。

2004年9月，由于群众举报，连云港市检察机关对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经济活动情况进行调查。王奎兴得知后，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让那人赶紧把银行卡拿走。那人还在安慰他，给他打气：“王主任，不碍事的，我给你那张卡片时谁也没看见，他们凭什么证据来抓你？而且你尽管放宽心，我们这些人是常在道上跑的，没有诚信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因此我们最讲究信义二字。你帮我们那么多忙，我们怎么可能出卖你呢？出卖了你，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今后谁还敢跟我们打交道？”

虽然这么信誓旦旦地说了一大通，但当检察院找到头上时，他还是交代了给王奎兴行贿的数额、时间及地点等等，直接断送了一个药剂科主任的大好前途。不仅如此，他在送那张卡片时还留了一手，一当听说王奎兴出事了，他便利用自己的存折，将这8万元取走，使免遭没收之虞。就是这样，王奎兴的受贿总额加起来也达到了几十万。好在他认罪态度还可以，新浦区法院于2005年4月25日，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王奎兴不服，上诉至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审理后，于2005年7月11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6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