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文化原创力

独特的东西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尤其如此。文化的独创性何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巨大的精神威力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是一种以新而美的形式对社会生活与时代变革的艺术写真和对人之情愫与心灵的激情调度，并在这个过程中既极富情致地揭示了精神世界的奥秘，又非常个性化地张扬了艺术情韵的真谛，从而在强烈的美感和巨大的魅力中给人以思想的引导、精神的哺育和道德的提升――编 者

文化的本质是创造。

自从有文化以来，举凡能够成为经世之作和励志之论者，就无一不是独特的艺术发现和极具个性的思想结晶与美学构制。

只有具有深刻而独特的时代内容、思想内涵、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制作，才会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也才会在口碑相传与省人济世中，渐入人类的智慧舱门和精神宝库，并深深地沉淀在历史脉动的底蕴之中，成为时代的精神坐标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正因为如此，具有肇始性的独立探求与创造，就不仅被尊奉为文化的特质和天性，而且更被看成是文化之生命与价值的至高体现。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文化场中，原创者是天才，模仿者是奴才，摹袭者是蠢才。话丑理端，其所道破的恰恰是文化创造中的真谛。事实上，从孔子、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曹雪芹，直至鲁迅，又有谁个不是在独立的开拓性创造中铸冶文化的精神光彩呢？

自明朝末年袁宏道从“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的残卷中发掘出青藤艺术的内蕴价值之后，徐渭的诗、书、画、文就一直以其炳辉史册的独创性而深为世人所倾倒，乃至就连娴于诗画创作的郑板桥也自称甘当徐渭门下的走狗，而被尊为画坛老泰山的齐白石则把无缘为徐渭抻纸磨墨叹为终生之憾事。至于鲁迅，那就更是在其丰富而深邃、瑰奇而精致的独特文化创造中，不仅塑造了一系列钤刻着时代印迹和民族特质的艺术典型，而且犹如黄钟大吕、惊雷鼙鼓般地宣示了深蕴民族大义的警世恒言，从而在独特的艺术创造中将文化的力量和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真乃文莫殊焉、功莫大焉！

显然，文化的功能和指向，是要通过艺术的方式而作用于人的情感、智能、思想和精神的。但是文化却不能硬性灌输，不能强制受众对之加以接受和认同，而是必须做到让人在欣悦和自觉中主动亲近和自觉吸纳，并在这个过程中于不意之间感悟和接受文化之内蕴精神的熏陶与濡染，从而在审美中得到启发、充实、升华和提高。文化要以这样的方式发挥这样的作用，就必须做到表里俱新、形质兼优、气韵鲜卓、内涵丰富，首先要能够强烈地吸引人和感染人，能够给人以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其次便是要有品位、有韵味、有涵寓，能够使人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哺育。而具有独创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就最赋有这样的素质、功能和品格。因为具有独创性的文化不仅在内容上是对生活原汁的首次提炼和展示，而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有着与其内容相匹配的新颖和独特。它既不可能是“新瓶子装旧酒”，也不可能是“旧笼屉蒸新馍”，更不可能是“旧瓶子装旧酒”和“旧笼屉蒸旧馍”。否则，那还算什么独创呢？所谓“独创”，就是唯一的创造，不可逆的创造、个性化的创造和从来不曾有过的创造。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中的原创性所代表和所体现的，就正是这种独创性。原创，就是首创，就是第一次创造，也就是无拓模、无依傍、无因袭的独特创造。既然这样，那就肯定是从内容到形式、从事件到场景、从人物到情节、从构思到意境、从题材到指向、从品位到韵味等，都或一或几地具有肇始之质和独到之处。这样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无疑是会以其形神俱新、俱佳、俱深、俱美而深得受众的喜爱和社会的钟情，并因此而得以极为广泛、充分、强烈地展示文化的风采和发挥文化的效能。

独创性――原创性的宝贵之处，正在于其秉有形神俱新、俱佳、俱深、俱美的素质与特点。然而独创性――原创性的获取与实现，却并非就是一蹴而就的。它是要付出辛劳的，它尤其需要具有对生活和人的深刻体验与理解，对历史和时代的透彻认识与把握，对艺术和美的精准砥砺与运用，对真谛和理想的热烈憧憬与追求。否则，便会出现原创力的萎缩与匮乏，并因此而使文化创造陷于平庸和猥琐。我们现在或许正在陷于这样的困境和经受这样的煎熬，因为我们在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上不得不面对这样两种不堪颉颃的事实，即一面是创作量的激增，而另一面则是精品佳作的稀少。特别是在有如云升雾罩的创作大潮中，更鲜见思想深刻、艺术精到、具有强大精神震撼力和时代标识性的艺术佳构与文化巨制。

这是我们时代的文化之憾，这更是我们心中的文化之痛。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化收成，这更不是我们所应有的文化生态。因为无论在时代条件、社会条件和精神条件方面，抑或在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方面，我们都大大优于和歆于以往的任何时代，当然就更是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和鲁迅们的时代所远远不可比及的。那么，我们的原创力有什么理由衰减？我们的精品佳作又有什么理由罕见？

按说，我们现在的出版社有579家，文艺报刊多达600余种，每年的各类出版物总量超过30万种。此外，在1000余家综合网站和四五百家专业文学网站上，也有大量的文艺作品面世。每年除了产出400多部电影和500多部电视剧之外，还有200多部动漫作品会在不同时段中走上荧屏。应该说我们已经是一个产出量相当庞大的文化制造大国了，但我们同时却又是一个缺乏精品佳作的文化进口大国。我们的文化产品在产量和效能的比值上显然处于失衡状态。何以然呢？原因就在于佳作少、影响小、效能差，又何以然呢？原因就在于创意不济、独特性差、原创力匮乏。

既原创力匮乏，而又深为骛名盈利所焦虑，那就只能是以低俗的审美趣味和拙劣的艺术组装而饥不择食地或掠取生活泡沫而制造文化噱头，或猎杀经典名作而游戏现实人生，或在无矩的搞笑中而将庄严的人生主题庸俗化，或以粗鄙的时尚之风而使清淳的灵愫变为浑浊。其结果当然只能像社会所诟病和受众所怨尤的那样：媚俗的文化蚀人志，搂钱的文化不养心。

这既不是文化的正常生态，更不是文化的应有效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原创力的匮乏和审美趣味的走低，而提升审美趣味和振兴文化原创力的关键，则在于文化创造主体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刻撄及时代精神的中枢和深切感受改革大潮的涛漪；必须切实走向人民群众，切实沉入社会底层，切实赋有干预生活、志在担当的社会责任的人文情怀；必须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志向和具有“抱诚守真”“利以义制”的品性；必须不断锤炼艺术功力和淳化人生境界，具有苦心孤诣铸佳作、呕心沥血创精品的夙愿与追求。

这并不是玄论和苛求，而是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文化创造者想要获致和提升独创性――原创力的必由之路与必秉之质。历史上的硕儒和现实中的才俊，不就都以其确凿的创优弘绩、铸冶精品之实践而兑证了这一亘世铁律与赫然事实么！柳青为了写 《创业史》，不仅长期落户到长安县皇甫村，而且彻底地融化在村民中间，真真正正地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在整个生活过程和生命历程中都与那里的村民事如亲躬、感同身受。作为党史人物和“鲁艺”名师的周立波，本可自然而然地在京城当官、驭权、享福，可他却偏偏要举家迁往益阳乡下，在那里住土屋、吃粗饭、耘大田、喂仔猪、采茶子花、看花鼓戏，捐出稿费为村里种梨园。他正是这样在与乡亲们的“厮混”中实现了心灵诗化、情感挚化、境界淳化，接连写出了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一系列精品力作。一度出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有一句口头禅，就是“京华虽好，不是久留之地”，他的生活之基、生命之根和创作之源，始终都深蕴于最能给他激情与灵感的晋汾大地。而以《白鹿原》名世的实，则正是从对白鹿原的历久深入与情甘如饴中才淘换出了具有史诗品质的小说名作。

我们必须认识到，像柳青、周立波、赵树理、马烽等作家对生活的深入，决不仅仅是一种寻觅原型和发现题材的方法，而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它尤其是一种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实践体现，是一种对人民的崇敬和对文学的敬畏，更是一种以情感转移和生命感悟为标识而献身文化创造的纯正操守与博大情怀。这从他们屡次提出降低稿费、多次主动捐献稿费，直至最后自觉放弃工资的具体事态中，便可洞见其透明的心灵底板和精神世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极为正常而简单，正如赵树理所说：“写作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既已拿了国家的稿费，当然就不应该再拿国家的工资了。”这种觉悟和境界，与他们深入生活、走向民众、沉入底层的生存方式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是相融的，其所体现的正是一个文化创造者的纯正灵魂与高尚人格。这，才是他们原创力旺盛的动力与源泉。因果对应是一个不变的法则，因此，在他们的收获中除了精品的频出和创造力的勃发之外，更有品格的淬冶与精神的升华。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心愫与人生的全方位实践性，这不仅是崇高的，而且更是严峻的。

谓予不信，当可一试，收获肯定是会大大出乎你的预料的。因为文化的原创力就正蕴存于这种极可宝贵而又难得的崇高与严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