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转向与生态美学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不仅宣告哲学和美学的“实践转向”：由“解释世界”转向了“改变世界”[1]，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实质上，马克思在这里也指明了实践转向蕴含着生态美学的实践基础。这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与生态美学产生的契机。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论进一步出现了“后现代实践转向”。所谓实践转向就是一种“实践进路”，而“实践进路宣扬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体论：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当论的实践转向》）[3]实践转向关注的焦点在于“转向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实践理论转向实践分析。这种“实践分析”的趋向，就是“少关注理论的范畴，多关注对特殊实践现象的分析”。[4]这种“实践转向”对于当代生态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实践转向由实体本体论转向关系本体论

实践转向对生态美学的影响相当巨大，因为它所转向的实践本体论或社会本体论是一种超越实体本体论的关系本体论。

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发展大趋势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本体论哲学和美学到16世纪的“认识论转向”，形成了认识论哲学和美学的主潮；到19世纪中期则产生了“实践转向”或“社会本体论转向”，形成了社会本体论哲学和美学，其中又经过了“精神本体论――语言本体论――文化本体论”这样的发展阶段。在实践转向产生之前，自然本体论哲学和美学与认识论哲学和美学都被称为“形而上学”，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某种一成不变的、独立不依的实体，如数、水、火、“四根（水、火、土、气）”、理念、“四因（质料、形式、创造、目的）”、感性、理性、意志、直觉、生命、无意识等作为世界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或者认识的根源。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产生以后，社会本体论哲学和美学则打破了实体本体论，走向了关系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是在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来论述社会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至于现代主义的精神本体论哲学和美学，也主要是把各种精神的活动，如意志活动、直觉活动、生命活动、无意识活动等，作为社会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因而也是一种关系本体论；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本体论和文化本体论，无疑也是把语言和文化中的种种关系作为社会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于是才有了《当论的实践转向》中所谓的“实践转向”，即“后现代实践转向”。因此，实践转向的指向就是颠覆和拒斥“形而上学”，走向社会本体论的“关系本体论”，并且把这种关系本体论作为认识论的前提和首要原理。在这种关系本体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应该是一种最全面、最科学、最辩证的社会本体论，因为它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的关系本体论，因此，它可以避免精神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它可以超越语言本体论的以偏概全的片面性，它同样可以防止文化本体论的泛化倾向和不确定性弊端，不仅揭示出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的实践本质，而且昭示了哲学和美学的关系特征。这样，美学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又可以顺理成章地划分出三种审美关系：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人与他人的审美关系，人与自身的审美关系；这样三种审美关系就水到渠成地形成了三个美学的分支：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身体美学，研究人与自身的审美关系；交往美学，研究人与他人的审美关系。因此，实践转向实质上凸显出了生态美学这样一些美学分支学科，却并不是以生态美学来代替或者超越实践美学这样的普通美学学科。那样是不可能研究好生态美学的，因为那样实际上就抽掉了或者掏空了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尤其是社会本体论或者实践关系本体论基础；那么，那样的所谓“生态美学”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不可能发展壮大，甚至还可能枯竭夭折。

实践转向将使美学由形而上学转向审美关系，转向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从而生态美学被凸显出来，成为新实践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实，生态问题自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生态问题，即人与自然的矛盾还不十分突出，在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协调的，人类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遵循着自然规律的自然循环过程，所以还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来专门研究生态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7世纪的工业革命，再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全球化历程，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积累，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以异化劳动的形式提出了生态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的实践意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经历了文艺复兴时代到19世纪中期的启蒙现代性――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的审美现代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现代性；其中实践转向的大趋势越来越明显，从“现代实践转向”走向“后现代实践转向”。在这种实践转向和社会实践的情势下，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最先明确地提出生态学，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及其规律。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工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和帝国主义的垄断特质，不仅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灾难，而且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失衡，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遭受极大威胁，整个地球面临着资源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精神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于1973年提出深层生态学，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探索融为一体，给生态学提供了生态哲学及其社会本体论的基础，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所谓“后现代实践转向”。这种后现代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及其“后现代实践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在20世纪后冷战时期同步发展，为生态美学的凸显和出场，准备了哲学思想的背景，表现了“实践转向”改变资本主义高度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强烈意向。这种后现代实践转向要求突破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主张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要求突破启蒙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身的和谐一致，宣扬“敬畏自然”，倡导“生态伦理”，反对漠视自然，重视自然存在的独立价值，尊重自然环境的存在权利，与自然友好相处，善待一切物种，维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世界形势下，“后现代实践转向”呼唤所谓“文化现代性”以扬弃和超越“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因此，生态美学就呼之欲出，在20-21世纪之交，西方出现了“生态批评”、“环境批评”、“环境美学”，中国的学者则打出了“生态美学”的旗号。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有学者把生态美学作为超越实践美学的一种新的美学形态，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正式提了出来。

实际上，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实践转向”蕴涵和规定了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实践美学应该有自己的生态美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美学只能是实践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将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旧实践美学由于时机的关系，没有来得及彰显生态美学这一维度和分支，到了今天，时机成熟了，实践美学发展到新的阶段，新实践美学当然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的基础上，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思想资源，建构起新实践美学的生态美学。然而，就像世界上的美学必然随着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而有不同形态，生态美学也应该作为哲学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着不同的形态：新实践美学的生态美学、后现代主义的生态美学、唯心主义的生态美学、唯物主义的生态美学。新实践美学的生态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继续关注自然的人化

实践转向凸显出实践分析，生态美学也随之被凸显出来。生态美学的实践分析关注社会实践以及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的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在社会实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就是，自然由“自在的自然”转化为“为人的自然”，也就是由与人关系不密切的，甚至威胁到人的生存的自然，转化为与人关系密切的，那个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然，也就是“人化的自然”；这个转化的实践过程就是“自然的人化”，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人化的自然”。人类历史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只有在“自然的人化”的实践过程中自然界才可能逐渐改变与人的关系，由人对自然的实用关系，经过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和伦理关系转化为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这是因为人首先要依赖和利用自然界才可能生存，而为了比较好地利用自然界，就必须逐步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性，而利用自然界的规律性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人对自然的关系达到了自然规律性与人的目的性相统一，自然界本身成为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人化的自然”；这时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才会水到渠成地生成出来。我们从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中就可以证实这个真理：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是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比如，中国的神话传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等，欧洲的神话传说“普罗米修斯盗火”、“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奇迹”、《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等等，都告诉我们，太阳、大海、月亮、流水、火光、高山、巨蟒、狮子、麋鹿、野猪、牛圈、怪鸟、疯牛、野马、悍妇、大地、苹果、恶狗、洪水等等自然对象和自然现象原本是威胁人类生存的“自在的自然”，只是经过了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征战（射日、奔月、填海、治水、移山、盗火、扼杀毒蛇、制服猛狮、生擒牡鹿、活捉野猪、清扫牛圈、赶走怪鸟、捕捉疯牛、赶跑马群、活捉亚马宗女王、战胜大地之子安泰、获取金苹果、制服地狱恶狗，躲避洪水）和征服，逐渐成为了为人服务的、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人化的自然”，才得以与人发生审美关系，成为人们的观照对象。因此，生态美学的实践分析将继续关注自然的人化，不过，现在的自然界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自在的自然”和原始的自然，而是被人们过度开发利用的自然界，因而人类如果想可持续地发展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就必须由无节制的征服自然转向合规律地顺应自然，否则不仅不能继续保持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还必然会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

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已经昭示我们，人类的社会实践必定是一个“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必须是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的，否则人类的社会发展目的不仅不能实现，而且还会使得自然界成为人类生存的不利环境，甚至成为敌对势力。启蒙现代性向审美现代性的过渡，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在社会实践中自然向人类社会生成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确定，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界限如何划定，人的认识和实践的界限究竟应该在哪里？用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奠基人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人）能够认识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希望什么；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人是什么？

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发展，到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就基本上发育成型，经过17世纪封建王朝的复辟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迅速扩展到全世界，形成了所谓“启蒙现代性”文化类型。西方资产阶级踌躇满志，为自己建构了启蒙现代性的“三大神话”：理性主义神话、科学技术神话、社会进步神话。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三大神话，不仅决定了启蒙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而且确立了西方思想发展的所谓“元叙事”模式，还制约着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的潮流发展。这种审美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弘扬理性，张扬个性，高扬主体；这种审美现代性的元叙事模式则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和追寻确定性；西方近代哲学中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两大思潮相对立，而最后融汇为康德奠基、黑格尔集大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主义。但是，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很快就让人感到了失望：理性主义神话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合理化和合法化的一统天下，科学技术神话也只不过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理想化和世俗化，社会进步神话就更加是资产阶级乐观主义和冒险精神的诗意化和浪漫化；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理性主义神话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自然的赞美诗，科学技术神话就是人定胜天、扭转乾坤的口号标语，社会进步神话就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活报剧。这一切被生性敏感、目光锐利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最早看透了，于是他大声呼喊：“回到自然！”康德也看到了“三大神话”实质上就是人类僭越自然而忘乎所以，于是他警示人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之上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德国诗人美学家席勒则看出了这“三大神话”中所隐藏着的人性分裂，自然沦丧，社会异化，于是他祈求人们：回到希腊的天空下，做一个人性完整的人！他们都希望人类社会和人本身都是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科学和艺术相统一，现实和理想相统一的，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这就是反思批判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文化类型。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特质在于：反理性，反个性，反主体；这种审美现代性的极端元叙事模式就是：对立基础主义，绝对普遍主义、追寻深度确定的意义；它使西方现代哲学又分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最终汇成语言本体论哲学，包括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等流派。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审美现代性是启蒙现代性的反题。审美现代性所追求的“回到自然”主要是回到自然界和人的自然本性，反对理性化的自然、个体化的自然、主体化的自然，并非要回到人类产生之前的“自在的自然”，而是要回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审美乌托邦。这在卢梭和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文学艺术作品和思想理论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确。卢梭追求人和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把它视为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人们回到作为客观环境的大自然，建构起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审美乌托邦社会，反对奢侈、功利、异化的科学和艺术。德国早期浪漫派更加明确地鼓吹回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自然”，以农业文明和来对抗工业文明和异化现实。因此，审美现代性仍然处在“人化的自然”的审美乌托邦之中，以感性的自然反对理性的自然，以审美的自然反对功利的自然，以农业的自然反对工业的自然，以神秘的自然反对世俗的自然，以客体的自然反对主体的自然，因而他们的自然是精神性的、空想的，在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中就表现为康德的自然本体不可知论和美是主观的合目的性的形式，结果成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和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直到马克思的“现代实践转向”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置于人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基础上，扬弃和超越了审美现代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中，一方面指明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的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以共产主义来替代审美乌托邦，从根本上论证了人类生产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审美性质，而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的事实出发展望了“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这样，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审美关系的生态美学，当然首先应该关注在实践中的 “自然的人化”，即在实践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转变，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在实践中的人的自我的改变，也就是“人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化”，即人的回归自然而成为真正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是既关注“自然的人化”，也关注“人的自然化”的，全面的“实践转向”，它已经预示着“后现代实践转向”的“文化现代性”的某些意向，或者说对“后现代实践转向”有着明显的启示，并与之同步发展，到了后工业社会时代就彰显出来，成为生态美学凸显出来的契机。

生态美学追求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相统一

如上所述，实践转向的最科学、合逻辑的理解应该是全面的，包含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这样两个方面；二者不可能相互代替，也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社会实践的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只是由于社会实践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彰显和有所遮蔽，所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直到后现代的后工业社会中，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突出，生态美学应运而生，“人的自然化”问题才迫在眉睫，被提到生态美学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生态美学的实践分析还将由“自然的人化”的实践分析转向“人的自然化”的实践分析，追求实践中的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相统一，达到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境界。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或者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型式，它突出人类文化问题，以反思批判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因而可以称之为“文化现代性” 是一种“重写现代性”的文化型式。它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同步至发展，也主张转向实践，可以称为“后现代实践转向。它宣扬彻底拒斥形而上学，颠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它的本质特征是：彻底消解理性，消解人类主体或人类中心，追求意义的延异流动即不确定性；它反对元叙事或者“宏大叙事”，即从根本上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鼓吹反普遍主义的多元化；它主要包括：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或新历史主义哲学和美学，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哲学和美学，利奥塔的、德勒兹的、布迪厄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等，杰姆逊的新马克思义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90年代前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也合流于后现代主义的重写现代性的语言游戏和文化研究之中，使得“后现代实践转向”成为一种发展大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后现代实践转向”中，生态美学凸显出来，成为世界当代美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分支。

如果说“除了少数特例，18世纪被认为是一个人化自然的时代”，[7]那么，20世纪就应该是一个“人的自然化”的时代。这是因为，经过文艺复兴时代，尤其是经过了英国工业革命，诸如蒸汽机、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织机的发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充满乐观精神全力推进工业的发展，仿佛整个自然界都在人们的掌控之中，自然界确证着人类的本质力量，自然界成为了属人的自然界，人们逐步让自然界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服务，自然界被人化了，人类俨然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但是，恰如恩格斯所警告的那样，由于人类的过度征服自然，自然界也报复了人类：工业发展造成了城市环境的恶化，看看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等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工业城市的空气污浊，人口密集，特别是伦敦东头的贫民区，肮脏污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资源枯竭，圈地运动的“羊吃人”，农民大量破产成为产业后备军，贫困疾病蔓延，资本的贪婪本性酝酿着掠夺殖民地和争夺欧洲地盘的战争，剑拔弩张，烽火连天，生灵涂炭，直到20世纪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自然界遭到极大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人类的良心，有识之士，不得不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卢梭、康德、席勒等启蒙主义思想家是先知先觉者，他们的思想主要是给人类及其心意功能划分界限，却没有实现真正的“实践转向”。这个实践转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所完成的。只有这种“实践转向”才能够从单纯的“自然人化”转向“人的自然化”，因为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对象化的过程：实践过程中，不仅自然人化，而且人也自然化，否则实践活动是不可能进行，更不可能成功。因此，实践转向必然要让人类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地位，也就是在实践中人不仅要使自然人化，而且还应该使人自身自然化。

所谓“人的自然化”就是指，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人也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充分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和一切物种的尺度，并形成关于自然界规律和一切物种尺度的系统知识，回到自然界之中的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人成为真正的人的过程，所以也可以称之为“人的人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地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根据这样的实践观点，所谓“人的自然化”的含义至少应该有这么三层：其一，人必须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自然意识，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大自然之上，以主宰者自居。其二，人必须把自然界及其规律以及所有物种的尺度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形成关于自然界和所有物种的尺度的系统知识和审美关系，即自然科学知识系统和审美想象的艺术系统。其三，人必须意识到自然界是人的无机体，只有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人才可能存在和发展，因而才成为了真正的人。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揭示了社会实践中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辩证关系，并且在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审美关系中揭开了人的生产劳动的审美性质――“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也就是说，离开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辩证统一，人的社会实践也就与动物的生产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人与动物的生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种双向对象化的审美创造。可是，人们长期以来只看到了自然的人化，并且沉醉于这种征服自然的盲目骄傲之中；还是19世纪以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生存危机惊醒了敏感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先知先觉，警告着自我陶醉的人类，特别是那些作为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大资本家及其政治和军事上的代表者――帝国主义国家机器及其头头脑脑们；尽管这些顽固分子并不接受他们的警诫，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惨烈后果还是把他们惊觉了。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尼采出于良心的不安，深感人类对“自然人化”的盲目乐观势必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和友好相处，就曾经发出警示和感叹：“我们这些人，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自然化，与刚刚被发现的、刚获得自由的纯自然融为一体？”[9]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态美学在后现代实践转向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生态美学的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使得人们由自然的人化转向人的自然化，反思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地位；感觉到人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把自然人化与人自然化统一起来，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人真正成为人。诚如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勒佩尼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之中所说的：“自然界可比拟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组织得很好，每个个体各就其位、各循其生存之道：有一个由职位和职位占有者构成的合理的等级制度，旨在阻止和更正可能发生的过度破坏行为。在这个等级制度内人类作为自然的最高‘使徒’享有特殊地位，其他物体均为其服务。同时，人类也应为其他物体而存在于自然中，并尽其所能保障各物体间的平衡。因此，人类既是自然的一个要素，也是自然的主人。人类就这样成为地球的主人并以惊人的生产力改变地球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人类以其生产活动使自然变得高尚。若没有人类，自然将重归荒蛮。”[10]因此，在实践中的自然人化与人自然化是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的宗旨，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才可能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真正达到双向对象化的相互作用，并且真正完成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完全统一，人与自然也都成为了完整的、统一的整体；人才成为了真正的人，完整的人，成为了自然界中的双重身份的成员：人既是自然的一个要素，又是自然的一个主人。人类还应该是自然界的中心，不过他不是凌驾于自然界其他物种之上的统治者、主宰者、霸主，而是整个自然界的主人公。因此，生态美学应该还是以人为中心，但是要反对启蒙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美学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生态美学既然是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的科学，那么人类当然是美学的中心；而且生态美学在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的前提下也必然要以人类为中心，因为实践本身就是人类的感性的、现实的、对象化的、主体的活动。也就是要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所说的那样，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1]所以，生态美学的实践分析，必须以人为中心来进行，当然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自然中心主义，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审美境界。

人类的任何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是人文科学，都是为了人，以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人类之所以需要科学就是要了解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类和人类社会，所以任何科学都是以人为中心形成的。比如说天文学中的地心说，自然就是以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后来哥白尼的革命了地心说，而建立了日心说；这个日心说还原了宇宙的本来的客观面貌，但是它仍然是为了人了解宇宙天象而建构起来的，目的仍然是为人类服务的，它是为了人类了解和利用宇宙而建构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自然科学也是必须以人类为中心的，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身就是以人类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当然更加应该是为人类服务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天文学这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被排除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研究再深入下去，它就越来越有合理性。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黑格尔《自然哲学》第157页）。（整个巨大的太阳只是为小的行星而存在。）对我们来说，除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不可能有别的，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只适用于地球的并且因而是相对的就损失了什么。如果人们把这一点看得很严重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停顿下来。对我们说来，只要知道，在相同的环境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我们右边或左边比距离太阳还远一千万亿倍的地方，都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这就够了。”[12]因此，尽管在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我们的天文学应该描述这个客观的事实，然而，我们的天文学却依然应该为人类生存的地球服务，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以人类为中心”，指的是自然科学的宗旨，作为人文科学的美学及其分支生态美学当然更应该如此。比如说，生态美学倡导敬畏自然，尊重每一个物种生命。但是，如果有一种物种威胁到人的生存发展，我们还是不得不扼制这个物种的生存发展。某些动物保护组织，提倡保护动物当然是生态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可是，如果因为要保护动物就必须改变人的肉食习惯，那就是大谬不然了。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尤其应该以人为中心，因为按照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3]实践只能是人的类生活，人类就当然是社会生活的中心。马克思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典范。马克思在自己思想成熟的时期，1857―1858年提出了一种“人类社会形态三阶段说”，似乎是为了补充社会发展“五种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4]如果说社会发展“五形态说”主要是从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那么“人类社会形态三阶段说”就是以人为中心并以人的发展程度作为尺度来描述社会变化发展过程。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态，后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说法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15]我们认为，生态美学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的这种以人为中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基准。作为人文科学，生态美学必然应该以人为中心，成为“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的人文科学。

当然，以人为中心并不是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把人类凌驾于自然界及其其他物种之上的思想体系或者意识形态，它无视自然界的存在及其规律，只是为了狭隘的人类的利益和目的或者打着人类的旗号而为了某些阶级和集团的私利和浅见，而“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破坏自然，毁灭自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在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运动中达到高潮，但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逐渐受到批判和反思；生物进化论把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历史化，废黜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特权、霸权、主宰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转向和实践分析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批判，一方面要求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改变世界”，另一方面又注意“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追求“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因此，我们认为，生态美学，作为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的人文科学，只能以人为中心，“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研究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外观形象性、情感感染性、超越功利性等本质属性决定了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这种自由的关系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相统一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和谐一致的关系[16]；因此，生态美学在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中研究人和自然，尽管以人为中心，却不会违反自然规律和任何物种的尺度，也不会只顾人类或者某一个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因而也不至于沦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

至于现在有学者提出的所谓的“自然中心主义”，既是一种审美乌托邦，也是一种不合逻辑的假想。从逻辑上讲，在人类没有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之前，就只有自然界，也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审美关系，所以，生态美学也就不可能生成出来，当然就没有所谓的“中心”问题。从历史的生成和现实的存在来看，正因为有了人类及其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才有了人类的生成，这样也才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再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当人类的社会实践达到了一定的自由程度时，相应地就产生了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在这种审美关系之中，人具有了审美能力而成为了审美主体，自然界的某些对象具有了美的属性而成为了审美客体；这样，自然的美就是一种对人而言的审美价值，是为人而美的，离开了人的存在，自然美也就无所谓存在与否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人化”是自然美的生成条件，“人化的自然”则是自然美的载体，自然美是审美对象；在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中，如果以自然为中心，其结果只能是鼓吹所谓“自然美”的自然生成，自在存在，自生自灭；这种所谓的“自然美”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存在于某些人的审美乌托邦之中的。因此，俄苏伟大的无产阶级艺术家高尔基说：“在环绕着我们并且仇视着我们的自然界中是没有美的。”[17]同样，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美学也是不成立的。因此，生态美学应该是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审美境界的人文科学，是在自然人化与人自然化相统一的社会实践中研究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人文科学。

（张玉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