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摘要：近几年，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现有文献所阐述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二是尚未到来或处于刘易斯转折区间内。而分歧的主要原因除了刘易斯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之外，各学者对于有关概念及评判标准也存在不同理解。本文将重释“刘易斯拐点”的含义，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对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重新判定，以实现我国经济一体化的协调转型。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收入分配；转型升级

一、“刘易斯拐点”的概念

“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是从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刘易斯（1954）依据古典学派的传统，分析提出了三个假设：（1）劳动力无限供给，即人口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数量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较大的部门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并且即便劳动力的价格降到仅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劳动力的提供仍然超过需求；（2）二元经济结构，即发展中国家由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组成；（3）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变，即由于两部门的发展是独立的，农业技术的进步可以保证现代部门能够获取无限劳动力。

在三个假设的框架下，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资本家剩余的使用，也就是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现代部门吸收传统部门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随后农产品逐渐出现短缺，对工业贸易产生影响，从而提高了转移人员的劳动报酬，这是第一个拐点。此后，现代部门继续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不断扩大，同时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直至与现代部门相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此时，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一元经济基本形成，第二个拐点到来。而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就是指第二个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结构趋于同质化。

二、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研究

近几年，沿海省份接连发生的一定程度的“民工荒”，全国出现了“涨薪潮”现象，引发了诸多学者对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学术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代表学者有蔡等人。蔡（2007）结合GDP增长率和生育率，通过对2004年全国劳动力的数量研究指出农村至多存有5800万（40岁以下）劳动力，剩余率仅为11.7%。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短缺，说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随后，蔡（2010）又指出，2005年（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至5000万，仅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0%。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贺蕊莉（2013）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的收入分布变化及趋势进行评估，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初期阶段，但其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局限性。吴要武（2007）从非技术劳工的工资水平变化、非正规的就业量变化检验得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阶段，我国需要应对产业升级。

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中国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10）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农业中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大，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才能说“刘易斯拐点”来临，但这个拐点可能会出现在2020年以后。Minami和Ma（2010）分析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力，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余宇新、张平（2012）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测算出我国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均资本量呈显著的正相关，资本收益率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周燕、佟家栋（2012）结合中国开放的经济特征与二元经济转型的特征，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远未结束，外部冲击、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匹配等是造成中国式“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Kwan（2009）从数量标准出发，也认为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并未告竭。邓、王建（2012）认为照搬刘易斯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会产生偏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虽然在逐渐迫近，但并未真正到来。

三、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总体而言，国内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研究是基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估算或经验之谈，并且在论证是否跨过拐点的过程中大都没有明确说明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其实“民工荒”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民工荒”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从而导致高龄劳动力的比重上升，相对的，新生劳动力的比重就逐渐减小。另外，随着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从事基础劳动的人口数也会逐渐减小，这都可能是“民工荒”的原因。首先，有必要重述 “刘易斯拐点”侧重的是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二个拐点，只有突破这一点，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任务及二元经济结束并实现了协调性转型。另外，由于中等国家的发展必定会经历“刘易斯拐点”，根据概念，它的到来通常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1）劳动力供给；（2）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经济由二元过渡到一元。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结合这两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层层分析。

（一）劳动力供给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数量大幅缩减，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对于这个问题，几年前大多数看法是存在1.5～2亿的剩余劳动力。而蔡等人的研究剔除了40岁以上6000多万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并且将2亿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的人员全部作为转移劳动力，得出剩余率只有11.7%，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在未来必定会有所下降，几乎只占社会总劳动力的5%，因此也必定会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其次，40岁以上难以转移的劳动力完全可以替代部分现有农业劳动力，那么剩余率将会再次提高；最后，2亿的外出打工者虽然由农村流向城镇，但是由于国家政策的缺陷及对地方的保护，他们中只有少数优秀的人拥有城市户口，多数人随时会返回传统部门。这样看来，农村剩余率不止蔡所说的11.7%。同时，蔡（2010）认为人口红利仍能发掘，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达到供不应求的阶段，这与他自身的观点有悖。截至目前，根据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信息，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345万，由此有关机构和专家预测，将来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持续减少，但是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是呈增加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有所下降，但是总量是保持持续增加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通过推进城镇化和产业升级，促进劳动力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从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也就是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期。而片面的以 “民工荒”为论据论证我国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也有失偏颇。根据岳少雷（2012）的研究，“民工荒”只是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表现，多年来计划生育的实施严格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从而使劳动力供给速度逐年放缓；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提高了农民的福利水平，这进一步影响了对外输送农民工的数量，而这一群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构成廉价劳动力的主力；另外，4万亿的经济刺激为中西部地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很多曾经在沿海工作的中西部农民工也开始逐渐“回流”。

（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国中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工资福利待遇的巨大差距。通常，在这种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中，一级市场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作业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二级市场的工资则较低，工作条件也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且粗暴，个人升迁机会更是非常渺茫，很多时候即便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也无助于提高劳动报酬，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市场流动。而在我国，这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下所隐藏的中国独有的制度体系更是约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坚实壁垒，城乡间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水平制度、就业政策、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等都拉大了城乡劳动力在就业领域、经济权益领域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融合。

随着近几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截至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8%上升为52.6%，但是具有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仅为36%左右，高达2.6亿的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到城市之中。按照国际经验，预计在2010～2025年期间，我国的城镇化率才能达到70%，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马爱玲（2012）研究得出 “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同时必将伴随着库兹涅茨转折点，然而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仍然存在，以非技术工人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还无法达到库兹涅茨转折点，使得我国仍然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端而并未越过顶点。

从官方公布的近几年的基尼系数来看（如表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回落的趋势，但总体上已超过了国际规定0.4这一警戒线。另外，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时还需加入通货膨胀这一要素，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城乡居民的实际工资，从而给人一种工资差距不断缩小的幻觉。因此，从一些学者得到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还要超越这一水平。考虑到中国特有的情况，虽然国内还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但是在目前经济转型、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这个水平的贫富差距也足以引起相当的重视。

四、政策和建议

毫无疑问，对于我国，经历“刘易斯拐点”只是迟早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来临之前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以缓和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实现经济顺利协调转型。

（一）完善政策制度，融合二元经济

制度变革是彻底推进经济转变的根本。要有条件地开放城市户籍，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将有稳定就业和拥有住所的农业人口登记为城镇人口并通过立法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与户籍脱钩，进一步建立起健全的劳动保障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从体制上为农民工创造条件，从而实现城乡二元经济融合。

（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

“刘易斯拐点”的逼近使得农业劳动力的价格不断增长，粗放型经济也逐渐丧失优势，因此应该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积极鼓励高新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环境和条件，实现我国经济环保、高效的内涵式增长。

（三）提供技能培训，提高劳工素质

集约型经济需要中、高素质的劳工来支撑，而传统部门的农民工所接受的教育普遍较低，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通常无法与岗位需求相匹配。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大主力，有必要消除对他们的歧视，为他们提供透明的用工信息、相对公平的就业机会及同等的入职培训。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定补贴，增加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W.Arthur 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

[2]蔡.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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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贺蕊莉.刘易斯拐点还是沃尔夫森极化[J].农业经济问题，2013（05）.

[5]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人口与人力资本研究，2007（06）.

[6]周天勇.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来临[J].江苏农村经济，2010（11）.

[7]余宇新，张平.资本积累视角下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09）.

[8]周燕，佟家栋.“刘易斯拐点”、开放经济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J].南开经济研究，2012（05）.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